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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做仅仅是想和别人正常的交流，通过这种彼此信任的交流来建立自己对真实的信心。他不愿意别人认为他谎话连篇不可信任，他需要一种确信，关于“我是值得信任的”的确信。而在这个确信之下，隐含着事情本身的真实性，一旦你信任我（子衿），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真实性。而子衿正是想通过别人对他所讲述真实性的肯定来确立自己对真实的信心。他一次一次地提醒曾山“我妹妹要来了”及至妹妹和曾山见了面他再次补充说“我没有撒谎”这一系列的行动，都只是为了建立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可信度。然而他终于还是失败了，此路不通。
子衿正是在这种难以摆脱的真实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疯狂。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写作，并不能解开他面前的难题，甚至对他没有丝毫裨益，只能加重他对真实的迷惑，彻底地将真实和虚幻混杂在一起。同时这种对于真实的不确信也导致了他在与人交流时的障碍，当他企图通过与人交往来感知真实时，就必然地面临失败。交流对他而言，在此刻成为不可能。那么最后能够安慰子衿的就只有故乡那个傻妹妹了，然而那也只是在遥不可及的回忆之中。
那么，导致子衿真实感游离的原因是什么？
++++贾兰坡：救赎迷途
贾兰坡是一个在哲学界享有盛誉的教授，曾显赫一时，作为在哲学年会召开过程中突然死亡。对于他是否自杀，尽管很多人表示怀疑，但是警方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贾兰坡系他杀。贾兰坡之死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就此不了了之，而在文中其死因也被悬置了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体味贾兰坡的一生，我们就会找到他死亡的必然原因。
贾兰坡教授对哲学素有研究，一些非常重要的命题贯穿其一生，并且他梦想建立一整套哲学体系。在对待哲学上，贾兰坡教授是严肃而认真的，他所希望的哲学，重在阐述，而不是简单的启示或者布道，所以他才对学生曾山（针对曾山在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中宣告这个世界行将崩溃）说“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并且他希望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建立新的价值范畴。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贾兰坡教授相信“永恒”那么也仅仅发生在他通过阐述或者理论推导将永恒论证出来之后。而贾兰坡教授现在的难题是：他需要相信永恒，但是却苦于无法证明。这是一个悖论。出于某种考虑，贾兰坡教授必须要确信永恒的存在，才能肯定道德或者价值重建，才能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然而永恒却无法不证自明，并且以贾兰坡教授现今的情况来看，他无法证明永恒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甚至因此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等到一切都有限的生命走到尽头，等到时间一层层剥去了我们曾经拥有的健康、躯体、知识、财富、荣誉、地位、女人、子女以及在他人心中的印象，我们还能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曾经存在？我们必得确信一种永恒，以此永恒来肯定我们曾经有过价值，曾经存在过。就像我们在称量物重时必得有一个标称砝码一样。
张末在电影院碰到了贾兰坡，此时的贾兰坡教授已经因为禁受不住怀疑的火焰的炙烤投身于欲望的怀抱。贯穿其一生的哲学体系在迹近晚年时发生动摇，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一方面仍然对哲学能够拯救人生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又发自内心的对此表示怀疑，因此他处在强烈的冲突之中，只能两者兼顾——一面侃侃而谈哲学，一面在桌子底下踩女学生的脚。而彼时他在电影院中抚摩资料员的大腿。当他听到卡尔的画外音（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你一直在演戏。你不明白为何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你只知道要演下去，从一个剧场来到另一个剧场，直到有一天，你一头倒在舞台上，甚至连戏装都没有来得及脱下来）时，却不自觉的将手从资料员的腿上拿开，用手帕擦起了眼泪。他听懂了那个旋律，受到了震撼。贾兰坡的一生正如画外音所说那样。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深感悲怆和凄凉。他不想这样度过一生，他想用理性的力量阐述清楚他为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他害怕倒在舞台上那一天的到来。
然而这在他是无能为力的，为此他痛苦不已。生命不息痛苦不已。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在得不到应有的慰藉之时，他不得已求助于非理性的欲望，开始沉入时世之中，借此感知自己的存在：他在各种活动中挂名，他为了哲学年鉴主编的排名和校长争执，他力排众议将纺织女工调入学校作资料员，他借招博士生之名猥亵女学生他甚至转而求诸于宗教——在他临死之际的书桌上放有基督教的体系一书，他在轴心时代的终结一文中试图论述当代宗教的出路而“信仰基督教——如我所见——是人处在这种极端的痛苦时的避难所”（维特根斯坦）。
我们能够看到，在贾兰坡临死之际，他仍然企图通过哲学的理性来给自己以安慰。这一如之前一样。之前当他的妻子说“哲学也不是什么非要不可的东西”时，他勃然大怒“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正是这种强烈的信念的难以实现，使得他产生了怀疑，在极端痛苦之中投入了欲望的非理性的怀抱。在追求理性救赎时他绝望地看不到前路，他想摇摇头把一切甩掉，义无返顾地拥抱非理性，让自己就此沉沦。而当他放下理性去和非理性亲昵时，又强烈地感到这种做法使自己陷入了永劫难回之境。我们看到，他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疲于奔命，正如画外音中所说，他必然在某一天一头倒在舞台上。
++++如何回家
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在老年的时候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四句话：我要知道我是谁，我要知道我知道什么，我要知道我当做什么，我要知道我有什么盼望。我们能不能够不问这四个问题而直接接受我之存在是一种非理性？我想一个有存在感的人都不会回答“能够”而欲望的旗帜中的诸多人物贾兰坡、张末、子衿、曾山等作为具有存在感的典型，同样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折磨，使得他们在痛苦中挣扎。而他们所不同的，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我想康德的四句话可以简单的表述为：我要知道我以何种形式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而要证明我之独特存在，则必须要证明我的价值。
我们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我们怎样在欲望蓬勃的年代里使漂泊不定的心魂感到安宁？
像张末那样抱着一个朦胧的希望不停的盲目的寻找吗？张末只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我很怀疑她撞对门的可能性是否能够成为可能。正如她的几次情感经历一样，她所得出的结论是：石头只能是石头。盲目的寻找没有使她发生任何有价值的变化。而最后她在什么中间寻求慰藉呢？儿时的爱情梦想，背带裤的反复提及，和曾山相处的片段，曾山讲给她的污秽的黄色故事可以说，她在遥不可及的过去之中沉醉，并以此抵挡想要坠入尘俗快乐的强烈诱惑。我们知道，她差点因为一支玫瑰花而同生活和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当那些遥远的往事渐渐褪去其慰藉的光泽（我们已经在文中看到儿时的爱情梦想如何一点一点的褪色），她将会像爱情幻象褪色时一样投入尘俗快乐的怀抱。过去并不总能够给我们安慰，其安慰也并不是永恒的，沉浸其中我们更不会感到永恒的安宁。然而格非也只能为其找到这样的安慰了。我甚至怀疑目前中国的作家们所能找到的（给处于极端痛苦中的人们的）安慰也只能是这样了。（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在细雨中呼喊给痛苦的人也只能找到这种慰藉。）
像子衿一样靠不断的讲述来确认自己存在的真实性吗？我想那是难以实现的，最终只会走向疯狂。在对真实的一次又一次的背离中我们绝难靠近真实，在我们切断了自己的内心和他人的联系之后，当我们仅仅在我们的同伴面前为自己的内心感到羞耻之时，我们很难给慌乱的心找到归宿。格非给子衿寻找的另一个安慰是子衿的妹妹，可是这种残存的虚假的浪漫并不能将子衿从走向疯狂的路上拉回来。而缘于此我甚至怀疑格非为什么在小说结束时还让张末保留挣扎的不妥协的姿态——她的慰藉形式和子衿的如出一辙，而她所面临的问题又和子衿在本质上相同。我想这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希望，高贵的希望，他不希望张末在找到梦中之乡之前倒下，同时他也是给读者保留希望。我在读到张末没有和尘俗快乐和解时确实感到一丝安慰，然而那只是暂时的，我所感到的安慰和张末以及子衿的安慰一样，都是一种虚假的皮相温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在贾兰坡的身上，我们看到理性的规约力在欲望面前的溃败。在张末的身上这种溃败同样存在，当邹元标在第二次见面就“坦率”的以欲望之手抚摩她时，她感到一种眩晕的快感并且想要放弃挣扎。理性在此以道德的形式出现，也仅仅是在这一次挽救了张末。同时其脆弱性暴露无疑，我们不能不表示怀疑：如果邹元标不被逮捕，她会不会委身于他。（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她不可以委身于邹元标，而是邹元标是不是张末的爱情梦想对象要存疑。而在不能确定邹元标就是自己的梦之所在时就屈从一时之欲望与其交欢，是不能原谅的。）曾山也企图将生活纳入理性的框架之内，然而终于没有成功。老秦在发达之后初现端倪，走在了贾兰坡的老路上，仅仅是以对不起老婆这种道德羞耻感所形成的脆弱理性暂时抵制住了欲望的越轨。然而他感到极端的痛苦，我们不久就能看到他如何释放这种痛苦。
以理性来规约欲望引导我们漂泊的心走向安宁吗？我想仅仅以某种规则所形成的理性来引导我们残留的躯壳走上朝圣之路，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格非没有在欲望的旗帜中给我们一个答案，他和我们一样在思索。他看到了我们所感到的痛苦，并且勇敢的将其揭示出来，已经令人敬佩。至于他出于一种好心给张末一个不切实际的慰藉，也是无奈之举。即便他告诉我们说，就像基督对他的羊说，你“信”就可获拯救，我们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去信，我的“信”达到什么样的“大”才可以获拯救。
欲望正逐渐把我们的心掏空，我们所拥有的仅只是残留的躯壳。如何让这残留的躯壳中的渴望救赎的心走向纯净和安宁？也许维特根斯坦的非方法的方法是我们唯一的方法：
好像我已经迷路了，向某人打听回家的路。他说他会给我指路的，并且跟我一起沿着一条平坦舒适的小径走去。这时突然停了下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现在要做的，是从这里找到你回家的路。”
2003年8月30日
。他这么做仅仅是想和别人正常的交流，通过这种彼此信任的交流来建立自己对真实的信心。他不愿意别人认为他谎话连篇不可信任，他需要一种确信，关于“我是值得信任的”的确信。而在这个确信之下，隐含着事情本身的真实性，一旦你信任我（子衿），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真实性。而子衿正是想通过别人对他所讲述真实性的肯定来确立自己对真实的信心。他一次一次地提醒曾山“我妹妹要来了”及至妹妹和曾山见了面他再次补充说“我没有撒谎”这一系列的行动，都只是为了建立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可信度。然而他终于还是失败了，此路不通。
子衿正是在这种难以摆脱的真实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疯狂。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写作，并不能解开他面前的难题，甚至对他没有丝毫裨益，只能加重他对真实的迷惑，彻底地将真实和虚幻混杂在一起。同时这种对于真实的不确信也导致了他在与人交流时的障碍，当他企图通过与人交往来感知真实时，就必然地面临失败。交流对他而言，在此刻成为不可能。那么最后能够安慰子衿的就只有故乡那个傻妹妹了，然而那也只是在遥不可及的回忆之中。
那么，导致子衿真实感游离的原因是什么？
++++贾兰坡：救赎迷途
贾兰坡是一个在哲学界享有盛誉的教授，曾显赫一时，作为在哲学年会召开过程中突然死亡。对于他是否自杀，尽管很多人表示怀疑，但是警方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贾兰坡系他杀。贾兰坡之死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就此不了了之，而在文中其死因也被悬置了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体味贾兰坡的一生，我们就会找到他死亡的必然原因。
贾兰坡教授对哲学素有研究，一些非常重要的命题贯穿其一生，并且他梦想建立一整套哲学体系。在对待哲学上，贾兰坡教授是严肃而认真的，他所希望的哲学，重在阐述，而不是简单的启示或者布道，所以他才对学生曾山（针对曾山在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中宣告这个世界行将崩溃）说“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并且他希望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建立新的价值范畴。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贾兰坡教授相信“永恒”那么也仅仅发生在他通过阐述或者理论推导将永恒论证出来之后。而贾兰坡教授现在的难题是：他需要相信永恒，但是却苦于无法证明。这是一个悖论。出于某种考虑，贾兰坡教授必须要确信永恒的存在，才能肯定道德或者价值重建，才能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然而永恒却无法不证自明，并且以贾兰坡教授现今的情况来看，他无法证明永恒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甚至因此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等到一切都有限的生命走到尽头，等到时间一层层剥去了我们曾经拥有的健康、躯体、知识、财富、荣誉、地位、女人、子女以及在他人心中的印象，我们还能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曾经存在？我们必得确信一种永恒，以此永恒来肯定我们曾经有过价值，曾经存在过。就像我们在称量物重时必得有一个标称砝码一样。
张末在电影院碰到了贾兰坡，此时的贾兰坡教授已经因为禁受不住怀疑的火焰的炙烤投身于欲望的怀抱。贯穿其一生的哲学体系在迹近晚年时发生动摇，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一方面仍然对哲学能够拯救人生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又发自内心的对此表示怀疑，因此他处在强烈的冲突之中，只能两者兼顾——一面侃侃而谈哲学，一面在桌子底下踩女学生的脚。而彼时他在电影院中抚摩资料员的大腿。当他听到卡尔的画外音（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你一直在演戏。你不明白为何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你只知道要演下去，从一个剧场来到另一个剧场，直到有一天，你一头倒在舞台上，甚至连戏装都没有来得及脱下来）时，却不自觉的将手从资料员的腿上拿开，用手帕擦起了眼泪。他听懂了那个旋律，受到了震撼。贾兰坡的一生正如画外音所说那样。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深感悲怆和凄凉。他不想这样度过一生，他想用理性的力量阐述清楚他为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他害怕倒在舞台上那一天的到来。
然而这在他是无能为力的，为此他痛苦不已。生命不息痛苦不已。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在得不到应有的慰藉之时，他不得已求助于非理性的欲望，开始沉入时世之中，借此感知自己的存在：他在各种活动中挂名，他为了哲学年鉴主编的排名和校长争执，他力排众议将纺织女工调入学校作资料员，他借招博士生之名猥亵女学生他甚至转而求诸于宗教——在他临死之际的书桌上放有基督教的体系一书，他在轴心时代的终结一文中试图论述当代宗教的出路而“信仰基督教——如我所见——是人处在这种极端的痛苦时的避难所”（维特根斯坦）。
我们能够看到，在贾兰坡临死之际，他仍然企图通过哲学的理性来给自己以安慰。这一如之前一样。之前当他的妻子说“哲学也不是什么非要不可的东西”时，他勃然大怒“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正是这种强烈的信念的难以实现，使得他产生了怀疑，在极端痛苦之中投入了欲望的非理性的怀抱。在追求理性救赎时他绝望地看不到前路，他想摇摇头把一切甩掉，义无返顾地拥抱非理性，让自己就此沉沦。而当他放下理性去和非理性亲昵时，又强烈地感到这种做法使自己陷入了永劫难回之境。我们看到，他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疲于奔命，正如画外音中所说，他必然在某一天一头倒在舞台上。
++++如何回家
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在老年的时候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四句话：我要知道我是谁，我要知道我知道什么，我要知道我当做什么，我要知道我有什么盼望。我们能不能够不问这四个问题而直接接受我之存在是一种非理性？我想一个有存在感的人都不会回答“能够”而欲望的旗帜中的诸多人物贾兰坡、张末、子衿、曾山等作为具有存在感的典型，同样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折磨，使得他们在痛苦中挣扎。而他们所不同的，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我想康德的四句话可以简单的表述为：我要知道我以何种形式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而要证明我之独特存在，则必须要证明我的价值。
我们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我们怎样在欲望蓬勃的年代里使漂泊不定的心魂感到安宁？
像张末那样抱着一个朦胧的希望不停的盲目的寻找吗？张末只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我很怀疑她撞对门的可能性是否能够成为可能。正如她的几次情感经历一样，她所得出的结论是：石头只能是石头。盲目的寻找没有使她发生任何有价值的变化。而最后她在什么中间寻求慰藉呢？儿时的爱情梦想，背带裤的反复提及，和曾山相处的片段，曾山讲给她的污秽的黄色故事可以说，她在遥不可及的过去之中沉醉，并以此抵挡想要坠入尘俗快乐的强烈诱惑。我们知道，她差点因为一支玫瑰花而同生活和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当那些遥远的往事渐渐褪去其慰藉的光泽（我们已经在文中看到儿时的爱情梦想如何一点一点的褪色），她将会像爱情幻象褪色时一样投入尘俗快乐的怀抱。过去并不总能够给我们安慰，其安慰也并不是永恒的，沉浸其中我们更不会感到永恒的安宁。然而格非也只能为其找到这样的安慰了。我甚至怀疑目前中国的作家们所能找到的（给处于极端痛苦中的人们的）安慰也只能是这样了。（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在细雨中呼喊给痛苦的人也只能找到这种慰藉。）
像子衿一样靠不断的讲述来确认自己存在的真实性吗？我想那是难以实现的，最终只会走向疯狂。在对真实的一次又一次的背离中我们绝难靠近真实，在我们切断了自己的内心和他人的联系之后，当我们仅仅在我们的同伴面前为自己的内心感到羞耻之时，我们很难给慌乱的心找到归宿。格非给子衿寻找的另一个安慰是子衿的妹妹，可是这种残存的虚假的浪漫并不能将子衿从走向疯狂的路上拉回来。而缘于此我甚至怀疑格非为什么在小说结束时还让张末保留挣扎的不妥协的姿态——她的慰藉形式和子衿的如出一辙，而她所面临的问题又和子衿在本质上相同。我想这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希望，高贵的希望，他不希望张末在找到梦中之乡之前倒下，同时他也是给读者保留希望。我在读到张末没有和尘俗快乐和解时确实感到一丝安慰，然而那只是暂时的，我所感到的安慰和张末以及子衿的安慰一样，都是一种虚假的皮相温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在贾兰坡的身上，我们看到理性的规约力在欲望面前的溃败。在张末的身上这种溃败同样存在，当邹元标在第二次见面就“坦率”的以欲望之手抚摩她时，她感到一种眩晕的快感并且想要放弃挣扎。理性在此以道德的形式出现，也仅仅是在这一次挽救了张末。同时其脆弱性暴露无疑，我们不能不表示怀疑：如果邹元标不被逮捕，她会不会委身于他。（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她不可以委身于邹元标，而是邹元标是不是张末的爱情梦想对象要存疑。而在不能确定邹元标就是自己的梦之所在时就屈从一时之欲望与其交欢，是不能原谅的。）曾山也企图将生活纳入理性的框架之内，然而终于没有成功。老秦在发达之后初现端倪，走在了贾兰坡的老路上，仅仅是以对不起老婆这种道德羞耻感所形成的脆弱理性暂时抵制住了欲望的越轨。然而他感到极端的痛苦，我们不久就能看到他如何释放这种痛苦。
以理性来规约欲望引导我们漂泊的心走向安宁吗？我想仅仅以某种规则所形成的理性来引导我们残留的躯壳走上朝圣之路，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格非没有在欲望的旗帜中给我们一个答案，他和我们一样在思索。他看到了我们所感到的痛苦，并且勇敢的将其揭示出来，已经令人敬佩。至于他出于一种好心给张末一个不切实际的慰藉，也是无奈之举。即便他告诉我们说，就像基督对他的羊说，你“信”就可获拯救，我们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去信，我的“信”达到什么样的“大”才可以获拯救。
欲望正逐渐把我们的心掏空，我们所拥有的仅只是残留的躯壳。如何让这残留的躯壳中的渴望救赎的心走向纯净和安宁？也许维特根斯坦的非方法的方法是我们唯一的方法：
好像我已经迷路了，向某人打听回家的路。他说他会给我指路的，并且跟我一起沿着一条平坦舒适的小径走去。这时突然停了下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现在要做的，是从这里找到你回家的路。”
2003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