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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输掉了性命；吕布赢得了美人，摆脱了董卓的控制；王允除掉了权奸，赢得了忠臣的美名，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发生变化，他完全可能成为东汉朝廷中数一数二的权臣。而貂婵呢？报了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得到了差强人意的爱情，然后政治还是和她永远地绝缘了。她和西施、昭君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下层的女子，在一场政治赌局里，身不由己地押上了自己的青春、幸福和生命，赌自己命运的改变罢了。真正的输赢，也许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吧。
妇女儿童是弱势群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受到的伤害会比男人大得多，而自救能力又相对弱小甚至完全缺乏。所以现代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饥荒和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是一类很重要的题材。近几年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中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妇女儿童的。2005年获奖作品中，有一幅是在巴格达的停尸房中，一位母亲抱着在自杀式爆炸中死去的儿子痛哭。还有一幅是一位伊拉克妇女在爆发虐囚丑闻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外哭号，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获释。2006年获奖作品中，有三幅：一位在飓风中因为和儿子失去联系的黑人母亲脸上挂着泪水，满脸悲痛和焦急；美军少尉凯西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成碎片，他的妻子凯瑟林伏在遗体上悲痛欲绝；看着丈夫的棺木覆盖上国旗，她满脸泪水，无力地依靠在一个士兵身上。这伤心的泪水，展示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从而激发人们的天然同情心，更激起人对这一切的思考。思考之后，便会有行动。这就或微或显地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现实。
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报纸、电视等媒体，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仍然可以通过言论来批评朝廷，使其能“观风俗，知得失”从而改进政治。文化不高的劳动阶层会利用歌谣、传说故事等口头文学形式来渲泄情绪、表达意愿，而知识阶层则利用开馆授徒、著书立说等方式，且更注重理性地推广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间接干预朝政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但却常常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唯一能选择的方式。
汉乐府民歌中有两首值得注意。一是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当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一位久病的妇人临终的时候，最放不下的是几个幼小的孩子，她叮嘱丈夫要让孩子吃饱穿暖，孩子犯了错不要打。可是，恐怕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家里实在太穷了，自己的病花了不少钱，又不能帮丈夫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她哀痛而又愧疚，眼泪禁不住扑嗽嗽地流下来。这和下文写丈夫在去市场给孩子买吃的路上遇到朋友后“泣坐不能起”、朋友知道他的处境后“对交啼泣，泪不可止”的细节描写相辉映，表达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无限的辛酸和悲哀。另一首是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丈夫面对贫穷，忍无可忍，拔剑而起，铤而走险。妻子哭着拉住他的衣服，说自己并不嫌弃他贫穷，愿意和他一起吃糠咽菜，担心他的冒险会给幼小的孩子带来祸害。感情诚挚而朴素。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舍中儿母牵衣啼”改为“儿女牵衣啼”；“下当用此黄口儿”后加上了“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君归”其感染性远不如原辞。原因在于女主人公不再是一位贤德、深情而且胆小怕事的贫家女子，而成了封建仁义道德的化身，粉饰太平，反对抗争，言语空洞而面目苍白，因而连发自内心的眼泪都没有了。时至今日，许多文艺作品中的男子都被定义为改革的、敢于反抗的、勇于行动的，而女子则被定义为阻碍改革的、逆来顺受的、怯于行动的，由此可见端倪。
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贫苦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心理结构，关心人民疾苦，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底层妇女的眼泪来折射社会的穷困、不公以及冷漠，也是文人常用的方法。比如：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王粲七哀诗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馀芳泪满衣。——戴叔伦女耕田行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官家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种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梅尧臣汝坟贫女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张俞蚕妇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这样的诗歌在统治者的心里激起怎样的波澜，不能高估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但谁又能否认它们对作为政治政策的执行者、批评者（谏官）和部分决策者的士大夫的心理影响？在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惟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些诗句中，所流淌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无法确指的。
民间传说则以孟姜女的故事为代表。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孟姜女故事作品。但其主要情节内容并未有太大变化。孟姜女千里迢迢来到长城下寻找在此修城的丈夫，却被告知丈夫已死，尸体筑入城中。孟姜女顿时泪如泉涌，大放悲声。在这撕心裂肺的号哭声中，万里长城轰然倒塌，孟姜女找到丈夫的尸骸，带回家安葬。有人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性别—政治’战争，而且是女性一方为数不多的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张闳孟姜女：水与土的战争，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故事中的男性话语是明显的。男女身份悬殊，大家闺秀只因为被逃亡者看见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位而逼嫁；只看到女人以男人为中心，为男人做这做那，男人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女人最终为男人殉节而死。全部故事本质其实只是下层男人一厢情愿的一场春梦。在现实中残暴的王权面前，下层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彻底绝望，可是又不甘心，需要制造出一种胜利的可能，哪怕是虚幻的，用来支撑自己卑微的生命。
文人也会讲故事。礼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于虎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
这则故事在论语中并没有相关记载，无法考证其真伪。但中国文人学会虚构故事要到唐代写传奇的时候。小时候写作文，老师总是再三强调：“要写真实的人和事，不能瞎编。”我就常常纳闷：为什么安徒生、格林、蒲松龄他们可以瞎编，我们就不行？现在想来，这样的写作训练不知把多少安徒生、格林、蒲松龄扼杀在摇篮之中了。礼记时代的写作原则也应该是如此求真的。那时又没有“有偿写作”写作全出自责任和兴趣；人们对名人的八卦新闻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作者缺乏瞎编的动力。所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孔子到哪儿也不受待见，自然是满腹牢骚了。他批评政治的方法应该说不是太笨，但也还属老实人说老实话之列，和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里孟子的逢迎取巧、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里庄辛的夸夸其词一比就可以知道。夫子让受苦的劳动妇女现身说法，絮絮叨叨哭诉自己的苦难生活，等于将确凿的证据摆在世人面前，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同情和愤慨。然后就势用一句简洁的概括“苛政猛于虎也”完成了四两拨千斤的壮举，要言不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夫子对于这个可怜的妇人，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和安慰，他所关心的唯一对象只是“政”妇人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充当了批评“苛政”的“人证”而已。在这里，也许是受文章的说理目的的制约吧，女性及其眼泪的工具意义远比在民间话语和下层文人话语中要强烈。后来柳宗元将这个故事敷衍成了另外一个版本，捕蛇者说。害人者由虎变成蛇，控诉者由女变成男，篇幅也增加了三四倍。捕蛇的蒋氏也“大戚，汪然出涕”可除了更加现实和真实之外，感动人的力量并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呢？请注意，那位妇人是“哭于墓”不是不出声的“泣”也不是小声的“啼”而是大声地哭。现在乡下的妇人受了委屈之后，也还是跪在亲人，尤其是丈夫的墓前，大放悲声。哭得有腔有调，还有一套说辞，诉说自己的无依无靠，埋怨亲人的先行离去，连过路人也会听得心酸不已的。想来这位妇人“哭于墓”的情形应该类似于此。我小时候最怕和父母一起去别人家吊丧。往往是还没进人家门，听见那些妇人们哀哀的哭调，我的眼泪就先掉下来了。相比之下，蒋氏这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的“汪然出涕”总给人怪怪的、有点不那么自然的感觉，以情动人就更谈不上了。他比那个妇人更像一个说理的工具。
时至今日，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未能摆脱作为工具的命运：政治工具，性欲工具，生育工具，她们的泪水是苦涩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带着自信或者魅惑，柔媚或者亲切的笑容，走上了选美的展台，走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走进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中。当她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被人们欣赏、评论并用来获得商业收益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们和商品、消费品、工具还有什么区别？当美女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标准，一种经济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却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沮丧？
，董卓输掉了性命；吕布赢得了美人，摆脱了董卓的控制；王允除掉了权奸，赢得了忠臣的美名，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发生变化，他完全可能成为东汉朝廷中数一数二的权臣。而貂婵呢？报了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得到了差强人意的爱情，然后政治还是和她永远地绝缘了。她和西施、昭君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下层的女子，在一场政治赌局里，身不由己地押上了自己的青春、幸福和生命，赌自己命运的改变罢了。真正的输赢，也许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吧。
妇女儿童是弱势群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受到的伤害会比男人大得多，而自救能力又相对弱小甚至完全缺乏。所以现代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饥荒和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是一类很重要的题材。近几年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中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妇女儿童的。2005年获奖作品中，有一幅是在巴格达的停尸房中，一位母亲抱着在自杀式爆炸中死去的儿子痛哭。还有一幅是一位伊拉克妇女在爆发虐囚丑闻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外哭号，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获释。2006年获奖作品中，有三幅：一位在飓风中因为和儿子失去联系的黑人母亲脸上挂着泪水，满脸悲痛和焦急；美军少尉凯西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成碎片，他的妻子凯瑟林伏在遗体上悲痛欲绝；看着丈夫的棺木覆盖上国旗，她满脸泪水，无力地依靠在一个士兵身上。这伤心的泪水，展示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从而激发人们的天然同情心，更激起人对这一切的思考。思考之后，便会有行动。这就或微或显地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现实。
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报纸、电视等媒体，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仍然可以通过言论来批评朝廷，使其能“观风俗，知得失”从而改进政治。文化不高的劳动阶层会利用歌谣、传说故事等口头文学形式来渲泄情绪、表达意愿，而知识阶层则利用开馆授徒、著书立说等方式，且更注重理性地推广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间接干预朝政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但却常常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唯一能选择的方式。
汉乐府民歌中有两首值得注意。一是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当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一位久病的妇人临终的时候，最放不下的是几个幼小的孩子，她叮嘱丈夫要让孩子吃饱穿暖，孩子犯了错不要打。可是，恐怕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家里实在太穷了，自己的病花了不少钱，又不能帮丈夫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她哀痛而又愧疚，眼泪禁不住扑嗽嗽地流下来。这和下文写丈夫在去市场给孩子买吃的路上遇到朋友后“泣坐不能起”、朋友知道他的处境后“对交啼泣，泪不可止”的细节描写相辉映，表达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无限的辛酸和悲哀。另一首是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丈夫面对贫穷，忍无可忍，拔剑而起，铤而走险。妻子哭着拉住他的衣服，说自己并不嫌弃他贫穷，愿意和他一起吃糠咽菜，担心他的冒险会给幼小的孩子带来祸害。感情诚挚而朴素。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舍中儿母牵衣啼”改为“儿女牵衣啼”；“下当用此黄口儿”后加上了“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君归”其感染性远不如原辞。原因在于女主人公不再是一位贤德、深情而且胆小怕事的贫家女子，而成了封建仁义道德的化身，粉饰太平，反对抗争，言语空洞而面目苍白，因而连发自内心的眼泪都没有了。时至今日，许多文艺作品中的男子都被定义为改革的、敢于反抗的、勇于行动的，而女子则被定义为阻碍改革的、逆来顺受的、怯于行动的，由此可见端倪。
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贫苦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心理结构，关心人民疾苦，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底层妇女的眼泪来折射社会的穷困、不公以及冷漠，也是文人常用的方法。比如：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王粲七哀诗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馀芳泪满衣。——戴叔伦女耕田行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官家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种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梅尧臣汝坟贫女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张俞蚕妇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这样的诗歌在统治者的心里激起怎样的波澜，不能高估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但谁又能否认它们对作为政治政策的执行者、批评者（谏官）和部分决策者的士大夫的心理影响？在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惟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些诗句中，所流淌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无法确指的。
民间传说则以孟姜女的故事为代表。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孟姜女故事作品。但其主要情节内容并未有太大变化。孟姜女千里迢迢来到长城下寻找在此修城的丈夫，却被告知丈夫已死，尸体筑入城中。孟姜女顿时泪如泉涌，大放悲声。在这撕心裂肺的号哭声中，万里长城轰然倒塌，孟姜女找到丈夫的尸骸，带回家安葬。有人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性别—政治’战争，而且是女性一方为数不多的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张闳孟姜女：水与土的战争，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故事中的男性话语是明显的。男女身份悬殊，大家闺秀只因为被逃亡者看见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位而逼嫁；只看到女人以男人为中心，为男人做这做那，男人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女人最终为男人殉节而死。全部故事本质其实只是下层男人一厢情愿的一场春梦。在现实中残暴的王权面前，下层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彻底绝望，可是又不甘心，需要制造出一种胜利的可能，哪怕是虚幻的，用来支撑自己卑微的生命。
文人也会讲故事。礼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于虎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
这则故事在论语中并没有相关记载，无法考证其真伪。但中国文人学会虚构故事要到唐代写传奇的时候。小时候写作文，老师总是再三强调：“要写真实的人和事，不能瞎编。”我就常常纳闷：为什么安徒生、格林、蒲松龄他们可以瞎编，我们就不行？现在想来，这样的写作训练不知把多少安徒生、格林、蒲松龄扼杀在摇篮之中了。礼记时代的写作原则也应该是如此求真的。那时又没有“有偿写作”写作全出自责任和兴趣；人们对名人的八卦新闻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作者缺乏瞎编的动力。所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孔子到哪儿也不受待见，自然是满腹牢骚了。他批评政治的方法应该说不是太笨，但也还属老实人说老实话之列，和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里孟子的逢迎取巧、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里庄辛的夸夸其词一比就可以知道。夫子让受苦的劳动妇女现身说法，絮絮叨叨哭诉自己的苦难生活，等于将确凿的证据摆在世人面前，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同情和愤慨。然后就势用一句简洁的概括“苛政猛于虎也”完成了四两拨千斤的壮举，要言不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夫子对于这个可怜的妇人，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和安慰，他所关心的唯一对象只是“政”妇人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充当了批评“苛政”的“人证”而已。在这里，也许是受文章的说理目的的制约吧，女性及其眼泪的工具意义远比在民间话语和下层文人话语中要强烈。后来柳宗元将这个故事敷衍成了另外一个版本，捕蛇者说。害人者由虎变成蛇，控诉者由女变成男，篇幅也增加了三四倍。捕蛇的蒋氏也“大戚，汪然出涕”可除了更加现实和真实之外，感动人的力量并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呢？请注意，那位妇人是“哭于墓”不是不出声的“泣”也不是小声的“啼”而是大声地哭。现在乡下的妇人受了委屈之后，也还是跪在亲人，尤其是丈夫的墓前，大放悲声。哭得有腔有调，还有一套说辞，诉说自己的无依无靠，埋怨亲人的先行离去，连过路人也会听得心酸不已的。想来这位妇人“哭于墓”的情形应该类似于此。我小时候最怕和父母一起去别人家吊丧。往往是还没进人家门，听见那些妇人们哀哀的哭调，我的眼泪就先掉下来了。相比之下，蒋氏这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的“汪然出涕”总给人怪怪的、有点不那么自然的感觉，以情动人就更谈不上了。他比那个妇人更像一个说理的工具。
时至今日，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未能摆脱作为工具的命运：政治工具，性欲工具，生育工具，她们的泪水是苦涩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带着自信或者魅惑，柔媚或者亲切的笑容，走上了选美的展台，走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走进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中。当她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被人们欣赏、评论并用来获得商业收益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们和商品、消费品、工具还有什么区别？当美女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标准，一种经济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却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