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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1o15），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撚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宋英宗时，外戚李珣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
再来看看白银，我们先来看看他和小平钱的兑换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oo∶57，宋神宗时期是1oo∶727，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宋代的官员工资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实事的官员基本都是高薪养廉，而纵观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让那些高官弄些牛车来拉铜钱，太招摇，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给这些人发了一部分白银。
那多出的金银到哪里去了？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银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间流行，或者说的直白点，只在有钱人间流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见到。
每年铸造的新钱投放市场将那些残币抵消后，民间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毕竟硬通货比纸币的质量可经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叠铜板练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当下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作“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oo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oo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纸币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那么，“钱禁”“铜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1o15），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撚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宋英宗时，外戚李珣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
再来看看白银，我们先来看看他和小平钱的兑换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oo∶57，宋神宗时期是1oo∶727，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宋代的官员工资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实事的官员基本都是高薪养廉，而纵观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让那些高官弄些牛车来拉铜钱，太招摇，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给这些人发了一部分白银。
那多出的金银到哪里去了？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银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间流行，或者说的直白点，只在有钱人间流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见到。
每年铸造的新钱投放市场将那些残币抵消后，民间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毕竟硬通货比纸币的质量可经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叠铜板练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当下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作“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oo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oo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纸币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那么，“钱禁”“铜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