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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刻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这便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改革初期,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卫朝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当时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偏偏理县这个地方,谭守礼却没有刻所谓的党人碑刻,只是四处张贴了一些榜文而已,本身理县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刁民就多,匪患更是数不胜数,上级官员并不敢实地进行堪舆。而且地方上的文人抵触情绪高涨,谭守礼作为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自然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的政治偶像,在理县这事便不了了之了。他虽然不知道数年之后蔡相倒台遭贬,一路上没人给饭吃,被活活饿死的结局。他这一步不畏权势的虚与委蛇,至少在弹丸之地的理县的士大夫中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也可以说是他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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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刻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这便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改革初期,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卫朝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当时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偏偏理县这个地方,谭守礼却没有刻所谓的党人碑刻,只是四处张贴了一些榜文而已,本身理县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刁民就多,匪患更是数不胜数,上级官员并不敢实地进行堪舆。而且地方上的文人抵触情绪高涨,谭守礼作为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自然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的政治偶像,在理县这事便不了了之了。他虽然不知道数年之后蔡相倒台遭贬,一路上没人给饭吃,被活活饿死的结局。他这一步不畏权势的虚与委蛇,至少在弹丸之地的理县的士大夫中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也可以说是他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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