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十七 背后隐藏的故事——文化艺术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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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的作者究竟是谁
世界文学巨著《荷马史诗》由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组成，两部史诗都分成24卷，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内容浩大广博，非一人之力可成。因此，人们一直在怀疑：《荷马史诗》真的是荷马写的吗？如果不是荷马所写，那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研究古希腊的历史，离不开古希腊的文学巨著《荷马史诗》。它作为史料，不仅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迈锡尼文明。它再现了古代希腊社会的图景，是研究早期社会的重要史料。《荷马史诗》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上的重要价值，它在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也提供给后世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鉴于《荷马史诗》内容浩大广博，许多学者认为《荷马史诗》最初可能只是基于古代传说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最终由荷马整理成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不是《荷马史诗》的真正作者。
而且，公元前7（或6）世纪留下来的一首古诗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荷马是）住在契奥斯岛（爱琴海中一个岛）的一个盲人。”如果荷马是盲人，那他更不可能完成《荷马史诗》这一浩大的写作工程。
关于荷马的生平事迹，只有这两部史诗可以引以为据，但其中的线索也少得可怜。不过，有一点今人是可以确定的，荷马是古代希腊在公众场合表演吟诵诗歌的人，即古希腊人所称的“吟唱诗人”。我们之所以对这一点这么肯定，是因为希腊人恰好在荷马时代之前不会使用文字。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教希腊人学习字母之前，希腊人根本无法书写记载。在荷马以前，故事传说只是凭借口头传播。之所以采取歌谣形式，是为了使“吟唱诗人”容易记诵。较有才能的吟唱者也可以当场即兴发挥，并且，每次表演的细节都不完全一样。每个吟唱者把一首诗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修改，一首诗经过日积月累，就不断有各种发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最终写成时，肯定是已历经润色增补的最后定稿。
读《荷马史诗》中一些段落，很有短诗的味道。而且诗中若干事件发生的时代似乎比其他部分更早，充分表明荷马史诗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由很多“作者”创作完成。
美国学者帕里从语言学的角度，仔细研究了这两部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词组、短语，尤其是每个英雄和神的名号的组合与使用，发现史诗具有一整套程序化的语句。据统计，《荷马史诗》中有1/5是由重复使用的诗句构成的，总共28000行诗中有25000个重复出现的短语。这些程序化的用语符合配乐咏唱的古希腊诗歌的特有规律，也便于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口头传诵和即兴创作。如此大量而固定的程序用语，显然不可能出自一个诗人的创作，那是经过世代民间歌手不断口口相传、不断积累筛选而约定俗成的。帕里的发现被学术界认为是20世纪荷马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因此被誉为“荷马研究中的达尔文”。
同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语调和主题差异较大也能证明这个观点。比如，《伊利亚特》描写的主要是发生在几日内的事，并且对战阵军功极为强调；而《奥德赛》所述事迹则长达十年之久，同时专写幻想和神仙魔鬼。而且鉴于《奥德赛》的内容几乎没有涉及战争残酷的一面，19世纪英国小说家巴特勒指出，《奥德赛》的作者应该是女人而不像是男人！
因此，德国学者基希霍夫、英国史学家格罗特等人认定，两部史诗既不是一连串各自分开创作的民间诗歌的汇编，也不是出于一位大诗人的手笔，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古老的神话传说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故事，是它最原始的素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势必由许多民间诗人对它不断地进行增删、修饰，最后似由一位大诗人（如荷马）进行加工整理而成。这种综合性的说法已日益为学术界更多的人所接受。
对《荷马史诗》及其作者的研究与争论，如同这两部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样，也许永无休止。但再多的争论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世界文化史上伟大的史诗。
■《伊索寓言》的作者之谜
《伊索寓言》是世界上最早的寓言童话集之一。《伊索寓言》通过简短而精炼的小寓言故事来体现日常生活中那些不为我们察觉的真理。这些小故事言简意赅，平易近人，富有哲理。不但读者众多，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大影响。但和人们怀疑《荷马史诗》非一人之作一样，人们也怀疑《伊索寓言》并非伊索一人的创作。那么，《伊索寓言》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各地奴隶制城邦形成的过程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使希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极大地扩展了希腊奴隶制工商业的海外市场，从而促进了希腊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当时，在希腊民间广泛流传着许多优美的散文故事，其中一些是关于动物的寓言。相传其作者是希腊萨摩斯岛的伊索。据说，伊索是一个奴隶，他以自己杰出的才华和智慧而获得解放，成为卓越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用简洁的文字，以寓意深刻的动物故事，辛辣嘲讽和无情鞭挞了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他把统治者比做豺狼、狮子、老鹰和狐狸，刻画出它们的凶残狠毒和伪善狡猾的本性，揭露了“强权即公理”的吃人逻辑。《伊索寓言》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恰当的比喻、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关系，对弱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热情歌颂了人们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总结了古代人民的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颇强，富有教育意义，深受群众喜爱。然而，对于《伊索寓言》作者的归属，人们还有着种种疑惑。
人们之所以会对《伊索寓言》的作者产生疑惑，是因为从《伊索寓言》的写作风格来看，各篇寓言时间跨度大，倾向也不完全一样。据此推测，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应当看做是古希腊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集体创作。
为了支持《伊索寓言》并非伊索一人单独创作这一观点，有人提出了历史线索：大哲学家柏拉图曾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在监狱中把《伊索寓言》改成了韵文；《狐狸和刺猬》的故事曾出现于百科全书式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前322年）所作的《修辞学》中；阿维阿努斯在公元4世纪将42个寓言故事改写成拉丁文哀歌体对句；大约14世纪时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底斯教士收集汇编了这些寓言，使得《伊索寓言》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同意此观点的人们还认为，伊索这个名字事实上与“伊索”这个词同义。最早是伊索或者某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以简洁、明快的风格讲述所收集的寓言故事，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世人明辨是非。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加进部分自己的内容。具有伊索风格的这些寓言经一代代口头流传下来，最后都被视作出自伊索的手笔。例如，在古埃及的大纸草中，在西亚的古苏美尔时期和古巴比伦的泥板文书中，在古印度梵文《五卷书》中，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田功农时》中，在佛教经典《嘉言集》和《本生经》中，在小亚细亚《旧约全书》中的《士师集》中，都有伊索风格的寓言。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并没有关于伊索的精确记载。这都是因为伊索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作为寓言的同义语所虚构出来的传说人物。所以，有关伊索的任何一种传说、任何一部著作和图像都根本无法准确地描绘出伊索的具体面容和生平事迹，传说者只得按照各自的想象来塑造伊索的体格形态和编造伊索的生平事迹。结果，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地区塑造的伊索形象各不相同，具有多种脸孔和形态。
但也有人认为，《伊索寓言》就是伊索所著的。伊索是古希腊的寓言作家，而且长得又矮又丑。有一天，他梦见幸运女神用手点了一下他的舌头。醒来之后，他就非常善于讲寓言故事，他用寓言故事来揭示权贵的残暴和贪婪，他还将自己的寓言故事编成《伊索寓言》。
近几年来，人们对于《伊索寓言》的作者归属又有了新的猜测：伊索不是别人，而是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寓言家阿克曼。这是因为阿克曼是被释放的奴隶，被誉为“东方智者”。一些学者认为：“希腊人把埃塞俄比亚的寓言翻译成为希腊文，并以伊索署名，其含义是埃塞俄比亚人。这大概是因为译者将Ethiop错读成Egop，于是，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寓言成了伊索（Aesop）寓言，作者阿克曼也就成了伊索了。”（摘引自《有没有伊索其人和伊索寓言》一文）以上看法颇为新奇而独特，已引起一些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并且已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赞同。但更多的学者却对上述看法持怀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指出，上述新奇而独特的看法，只是一种推测，还缺乏充足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时间就在这不断的争论中悄悄流逝，而谜底却永远埋藏在历史长河的深处。
■《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疑案
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自此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却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存在怀疑。那么，《马可·波罗游记》到底描述的是不是当时真实的中国呢？
《马可·波罗游记》又叫《东方见闻录》，是距今700多年前的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留下的一本有趣的游记，书中描绘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他是在1271年他17岁那年，跟随父亲尼古拉和叔叔马飞阿，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途经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历经三年到达了中国与阿富汗交界的帕米尔高原，然后进入中国腹地参观旅游，直到1295年才回到欧洲。这本游记的面世震惊了整个欧洲，甚至可以说它是欧洲航海运动的思想启蒙工作。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阅。1492年，正是这本游记鼓舞着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扬帆出海，踏上寻找富庶东方之路。
在一些人将《马可·波罗游记》奉为至宝的同时，也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在当时中国和欧洲交通不畅的情况下，马可·波罗游记能否远去中国游历实在令人怀疑。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弗朗西斯·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提出了她的著名质疑：马可·波罗根本没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印象仅限于道听途说，《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的内容都是假的，马可·波罗是一个欺骗了世界700多年的说谎者。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长城
众所周知，长城是中国最为典型的象征。而《马可·波罗游记》却始终没有提及长城的只言片语。这就引起人们对《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怀疑。在欧洲人眼里的长城应该是明长城，我们现在所说的长城指的也是明长城，因为它是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长城。但在明代以前，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可能马可·波罗看到的长城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2.中医、茶叶等中国代表物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也从未提起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中医、茶叶、汉字（书法）、筷子等中国典型的象征物，这也值得怀疑。但有人反驳说，那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时主要与蒙古人相处，不了解汉族文化习惯的原因。
但是，马可·波罗自称到过中国南方许多地区，不可能不接触汉族人，更不可能不接触中国的汉字。但也有人反驳说，这是因为马可·波罗精通波斯语，而当时中国元朝的官方语言就有波斯语。因此，他得以在中国统治阶层生活，没有学习汉语的需要。
3.与中国的历史记载不符合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着马可·波罗等三人献计帮助元朝军队攻克南宋襄阳城的记载。但根据历史记载，元朝军队攻克南宋襄阳城的时候，马可·波罗一行还未到达中国。而且，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生活了三年，并曾担任这里的地方官，但在扬州县志上却找不到他的名字。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马可·波罗从未赞美过扬州，却赞美杭州为世界上最美好、最高贵的“天堂之城”。而且翻遍当时所有的中国历史文献，也不曾寻得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半点蛛丝马迹。
有人反驳说，《马可·波罗游记》的整理者鲁思蒂谦是位传奇小说家，他可能出于小说可读性的考虑，而虚构了某些故事情节。而马可·波罗一家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出现，是因为他们当时在中国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得记录在官方档案之中。
总之，《马可·波罗游记》确实存在种种疑点，《马可·波罗游记》在创作过程中也确实加入了一些主观虚构，因此其真实性的争论始终没有定论。
■但丁何时开始写《神曲》
这是一条关于灵魂秘密成长和壮大的美好路途，是一条伟大的精神朝圣的路途。人们如此评价但丁的《神曲》带给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同时，人们心中也存有一个疑惑：但丁究竟是何时开始写《神曲》的呢？
当人间的美好愿望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当天堂的理想还停留于圣职买卖的阶段，伟大的诗人但丁已经开始不安了。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团的整体腐败根本无力将天国的诺言在人间兑现。最优秀的人必然很快醒悟到，抵达理想王国的道路无法由僧侣阶层来引领，而必须由一己的生命来铺就。于是，就有了但丁的灵魂漫游地狱、炼狱，最后抵达光明澄澈的天堂的伟大历程。于是，就有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史诗之一——《神曲》。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对于不可知的事物，你最好的态度是保持沉默。”但对于那些精神生命强健的伟人来说，预知正是他们创作的能量所在。但丁的《神曲》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产生，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涌出它的崭新意义。《神曲》告知人类的是，世界的核心秘密就是创世，而创世是永不停顿的，但但丁有幸参与了这个创世的秘密。
那什么是但丁创作《神曲》的启发点呢？但丁在《神曲》中将这一尊贵的地位给予了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维吉尔。这是因为维吉尔的一些诗章为他在中世纪赢得了预言家和魔术师的名声。而维吉尔在《埃涅阿斯记》中关于主人公由神巫引导游历阴间的描写，就直接启发了但丁《神曲》的创作。这无疑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再伟大的诗人也一样需要古老文明的援助，需要借他人之筏来渡自己的人生之河。所以，维吉尔被但丁视为精神的导师和智慧的海洋，帮他穿越了地狱和炼狱的困惑，穿越了人生的迷途。
因此，在《神曲》中但丁对维吉尔的灵魂说：“你是我的大师和我的先辈，我单单从你那里取得了那使我受到荣誉的美丽的风格。”
不可否认，《神曲》以辞藻华美、想象丰富、设计巧妙、内容奇特、含义深刻的美誉而闻名于世。但是，对于这部名作的写作年代，专家学者们却意见不一，看法各异。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薄伽丘认为，《神曲》是于1300年开始写的，也就是在但丁被逐以前。但薄伽丘又以为，但丁被放逐之后，在整理那些未完成的旧稿时，可能又将之全部加以改写。薄伽丘的这一观点是从但丁的作品《新生》中得到启发的。在《新生》的末尾，但丁加上了一段说明，即但丁梦见贝德丽采在天堂。这梦按照《新生》成书的年代来说，应该是1292年的事情。1310年以后，但丁再对旧稿进行整理，心情却发生改变，因而将本来预定赞颂最光荣女性的诗篇改做对政治社会的批评作品。于是，贝德丽采不再是“爱情”的化身而成了“信仰”的象征。
有人认为，1313年“日耳曼皇帝”亨利七世死后，但丁才动手改写《神曲》。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最可靠的推断是将改写年代移至1305至1306年。对《神曲》各部分的脱稿时间也有不同意见存在。有人通过对但丁的政治主张和《神曲》内叙述的故事的研究，较肯定地认为，《地狱篇》开始于1308年以前，《炼狱篇》则在1308至1312年，《天堂篇》肯定是在1314年以后。普遍的意见认为，《地狱篇》完成于1308年，《炼狱篇》可能完成于1313年，而《天堂篇》则只不过是在但丁去世时刚刚完成的“初稿”而已。另一种说法是，但丁去世的时候，《天堂篇》最后数章并未脱稿，现在我们所见的最后13章实际上是但丁的儿子约各伯续写，而冒称是但丁的手笔而已。
由于缺乏确凿的历史证据，但丁何时写作《神曲》一谜始终没有定论，争论也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莎士比亚诗中的“黑肤夫人”原型是谁
“黑肤夫人”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颇令世人注目的一个形象。作家笔下的“黑肤夫人”是一位绝色美女，极具诱惑力。于是，无数专家学者挖空心思，想要弄清楚这位黑眼睛、黑皮肤、黑头发的“黑肤夫人”到底和莎士比亚在现实中存在什么关系。
莎士比亚留给世界的重要文学遗产不仅包括他的代表作《哈姆莱特》、《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等经典剧作，还有仅次于他剧作数量的众多“十四行诗”。然而，在那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等剧作家、诗人其实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重视。因此，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资料并不多见。这就为人们研究莎氏的生平、死因、作品等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以十四行诗为例，最初出版是否出于莎氏本人的意愿？卷首献辞中的Mr.W.H.到底是谁？诗中的年轻朋友、情敌诗人和黑肤夫人是否实有其人，他们是谁？
在所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中，无疑要算“黑肤夫人”这个谜最引人注目、最富浪漫色彩了。的确，这位夫人年轻，擅长音乐，黑头发、黑眼睛，甚至是黑皮肤，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爱情上，她却不够忠实，轻浮放荡，既欺骗了自己的丈夫，又背叛了情人，暗中投入诗人的朋友、那个英俊青年的怀抱。莎氏在诗中对她寄托了很深的感情，对她的热情一生都没有冷却过，而是一直在塑造她的形象。在诗人的笔下，她简直成了真正的倾国倾城的绝代美人。这样一位充满诱惑力的美人，自然引起后世研究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个真人。在几百年的长期考证研究过程中，人们提出的黑肤夫人的原型人选不下七八名，但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这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女人。
1.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18世纪的莎氏全集编者马龙认为，这个“黑肤夫人”就是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并提出了许多论据。莎氏在不少作品中无保留地歌唱了自己的时代，并在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寄托了对贤明君主的理想。马龙的同时代人卡尔迈认为：“很明显，所有十四行诗都是写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从莎士比亚劝他可爱的女王朋友结婚生子，以及伊丽莎白此时已超过60岁等事实都没有使诗人感到为难来看，诗人和女王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因此，女王很可能就是“黑肤夫人”的原型。但这仅仅是猜测，缺乏确凿的证据。
2.达夫南特的母亲
有人认为，黑肤夫人不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而应该是17世纪著名戏剧家、桂冠诗人达夫南特的母亲。这是从1594年出版的《威罗比，他的艾薇姗》一书中得到的新线索，有人猜测达夫南特的母亲可能就是十四行诗中迷人的“黑肤夫人”。书中的故事主要讲一个客栈老板的妻子如何拒绝许多求爱者，而只把爱托付给一位熟悉的朋友W.S.，而莎士比亚的名字正好是William
Shakespeare。据传，莎氏在往返斯特拉特福和伦敦的途中曾住在一个酒商开的客栈里，时间一长便成了这家人的朋友。漂亮的客栈夫人对他特别殷勤，其儿子达夫南特和莎氏也有着特殊的感情。据莎士比亚最初的传记作者奥伯雷记述，达夫南特本人在醉酒时常常在人面前暗示自己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私生子，并以此感到光荣。为此，一些评论家就作出了上述的猜想。但后来著名的莎学评论家威尔逊提出了疑问：“达夫南特是1606年生，而事实上酒商1605年前还没有得到开业执照，这样时间对十四行诗中的事件来说是太晚了。”
3.玛丽·菲顿
1890年，泰勒首先提出黑肤夫人是玛丽·菲顿这一假设，源于玛丽·菲顿和青年贵族赫尔伯特的爱情故事。泰勒先肯定莎氏的十四行诗是写给赫尔伯特的，那么“黑肤夫人”自然是菲顿了。菲顿于1595年17岁时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个宫女，1600年成了赫尔伯特的情人，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不久即夭折。为此事，赫尔伯特被送进舰队街监狱，菲顿被开除出宫。菲顿后来的命运也很不好，先是给莱夫逊爵士生了两个私生子，后来又嫁给泼尔摩尔船长。有人曾描绘过菲顿大胆而轻率的举动：敞开头巾，卷起衣服，拿着一件宽大的斗篷，像男人一样，大踏步走去和赫尔伯特幽会。后人肖伯纳还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个有趣的剧本《十四行诗里的黑肤夫人》来肯定这一主张。但是，这一论断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十四行诗中的黑肤夫人是一个有夫之妇，而菲顿被撵出宫门后很久才正式与人结婚。更为致命的一点是，后来发现菲顿画像是个金发碧眼白皮肤的美人，虽然她的教堂纪念碑说她是个黑种妇女。
4.艾米丽娅·雷尼尔
1973年1月29日，情况又有了新的进展。英国《泰晤士报》以显著篇幅刊登了著名历史学家、莎学家饶斯的文章《终于真相大白——莎士比亚的黑肤夫人》，此文立即轰动了世界。原来，饶斯在牛津波斯莱茵图书馆研究西蒙·弗芒的资料时，发现“黑肤夫人”极有可能是艾米丽娅·雷尼尔。但这种说法也存在许多疑点。
多年以来，人们根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种种线索对黑肤夫人作出了许多其他的猜测：混血儿、宫妓、富商妻子……但正如20世纪初莎学专家道顿所说：“我们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女人的名字。”
■普希金的《一号日记》之谜
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死成为世界文坛抹之不去的哀痛记忆。在他死后，他的许多手稿都收藏在“普希金博物馆”和“普希金故居”中。但记录普希金思想精粹的《一号日记》却不在其中，至今仍无下落。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国近代著名的诗人，也是俄罗斯文学兴盛和发展的开拓者。1820年，普希金根据民间故事和传说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被看做是近代俄国诗歌转变的奠基之作。在诗人短暂的一生中，他给后人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文学遗产。诗人生前的大量手稿现在多收藏在苏联的“普希金博物馆”和“普希金故居”里。但令人费解的是，普希金的《一号日记》一直杳无下落。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普希金迷”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诗人当年《一号日记》的踪迹，试图揭开覆盖在《一号日记》上的神秘面纱，使普希金《一号日记》之谜早日大白于天下。
其实，在1837年普希金因决斗重伤死去之后，人们整理普希金的遗留手稿时并没有发现《一号日记》。直到1920年，侨居国外的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亚历山大德罗芙娜·普希金娜突然向外界公众宣布，她祖父普希金生前留的一部分日记手稿现在正由她收藏着。这时，人们才联想到，1837年，诗人普希金在决斗中不幸身亡之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诗人一部日记的扉页上注明编号为第二号。所以，消息一出，研究专家们把叶莲娜收藏的诗人当年的日记称为普希金的《一号日记》。然而，诗人究竟有没有《一号日记》？普希金《一号日记》的真相如何？
国内外的普希金研究人士说法不一，孰是孰非，难以判断。自此，《一号日记》之谜至今未曾落下帷幕。
不少人认为，普希金《一号日记》并不存在，这不过是叶莲娜别有用心的一次阴谋而已。苏联一位造诣颇深的普希金学专家莫扎列斯基曾经十分坚决地声称：“我愿用头颅作保，除了现有的日记之外，根本不存在普希金的其他任何日记手稿。”叶莲娜的外甥女纳·谢·梅泽卓娃亦赞同地说：“叶莲娜舅妈根本不可能有普希金的日记资料，因为诗人当年留下的全部文稿都保存在诗人的长子那里，我多年来也从未听说过诗人写的《一号日记》。”叶莲娜的兄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则认为：“叶莲娜凭空臆造出关于普希金《一号日记》一事，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另一些研究人士和学者专家则坚持认为，普希金《一号日记》是真实存在的。著名普希金学专家法因贝格在所撰的《失落的日记》一文中断言，普希金《一号日记》实有其事，而且认定目前正收藏在侨居国外的普希金后代手中。普希金《一号日记》这份手稿最早曾由诗人的长子亚历山大·普希金掌管，尔后几经辗转又到了亚历山大的女儿叶莲娜手里。
更为重要的是，《一号日记》中的内容可能涉及普希金决斗的真正原因。正如苏联的一位著名的普希金学家戈富曼在《再论诗人普希金之死》一文中写道：“诗人当年写作的《一号日记》将使人们全面了解导致普希金决意参加这场悲剧性生死决斗的所有事情真相，这些未公开的材料远比现在所掌握的史料更为... -->>
■《荷马史诗》的作者究竟是谁
世界文学巨著《荷马史诗》由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组成，两部史诗都分成24卷，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内容浩大广博，非一人之力可成。因此，人们一直在怀疑：《荷马史诗》真的是荷马写的吗？如果不是荷马所写，那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研究古希腊的历史，离不开古希腊的文学巨著《荷马史诗》。它作为史料，不仅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迈锡尼文明。它再现了古代希腊社会的图景，是研究早期社会的重要史料。《荷马史诗》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上的重要价值，它在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也提供给后世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鉴于《荷马史诗》内容浩大广博，许多学者认为《荷马史诗》最初可能只是基于古代传说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最终由荷马整理成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不是《荷马史诗》的真正作者。
而且，公元前7（或6）世纪留下来的一首古诗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荷马是）住在契奥斯岛（爱琴海中一个岛）的一个盲人。”如果荷马是盲人，那他更不可能完成《荷马史诗》这一浩大的写作工程。
关于荷马的生平事迹，只有这两部史诗可以引以为据，但其中的线索也少得可怜。不过，有一点今人是可以确定的，荷马是古代希腊在公众场合表演吟诵诗歌的人，即古希腊人所称的“吟唱诗人”。我们之所以对这一点这么肯定，是因为希腊人恰好在荷马时代之前不会使用文字。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教希腊人学习字母之前，希腊人根本无法书写记载。在荷马以前，故事传说只是凭借口头传播。之所以采取歌谣形式，是为了使“吟唱诗人”容易记诵。较有才能的吟唱者也可以当场即兴发挥，并且，每次表演的细节都不完全一样。每个吟唱者把一首诗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修改，一首诗经过日积月累，就不断有各种发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最终写成时，肯定是已历经润色增补的最后定稿。
读《荷马史诗》中一些段落，很有短诗的味道。而且诗中若干事件发生的时代似乎比其他部分更早，充分表明荷马史诗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由很多“作者”创作完成。
美国学者帕里从语言学的角度，仔细研究了这两部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词组、短语，尤其是每个英雄和神的名号的组合与使用，发现史诗具有一整套程序化的语句。据统计，《荷马史诗》中有1/5是由重复使用的诗句构成的，总共28000行诗中有25000个重复出现的短语。这些程序化的用语符合配乐咏唱的古希腊诗歌的特有规律，也便于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口头传诵和即兴创作。如此大量而固定的程序用语，显然不可能出自一个诗人的创作，那是经过世代民间歌手不断口口相传、不断积累筛选而约定俗成的。帕里的发现被学术界认为是20世纪荷马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因此被誉为“荷马研究中的达尔文”。
同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语调和主题差异较大也能证明这个观点。比如，《伊利亚特》描写的主要是发生在几日内的事，并且对战阵军功极为强调；而《奥德赛》所述事迹则长达十年之久，同时专写幻想和神仙魔鬼。而且鉴于《奥德赛》的内容几乎没有涉及战争残酷的一面，19世纪英国小说家巴特勒指出，《奥德赛》的作者应该是女人而不像是男人！
因此，德国学者基希霍夫、英国史学家格罗特等人认定，两部史诗既不是一连串各自分开创作的民间诗歌的汇编，也不是出于一位大诗人的手笔，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古老的神话传说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故事，是它最原始的素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势必由许多民间诗人对它不断地进行增删、修饰，最后似由一位大诗人（如荷马）进行加工整理而成。这种综合性的说法已日益为学术界更多的人所接受。
对《荷马史诗》及其作者的研究与争论，如同这两部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样，也许永无休止。但再多的争论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世界文化史上伟大的史诗。
■《伊索寓言》的作者之谜
《伊索寓言》是世界上最早的寓言童话集之一。《伊索寓言》通过简短而精炼的小寓言故事来体现日常生活中那些不为我们察觉的真理。这些小故事言简意赅，平易近人，富有哲理。不但读者众多，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大影响。但和人们怀疑《荷马史诗》非一人之作一样，人们也怀疑《伊索寓言》并非伊索一人的创作。那么，《伊索寓言》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各地奴隶制城邦形成的过程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使希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极大地扩展了希腊奴隶制工商业的海外市场，从而促进了希腊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当时，在希腊民间广泛流传着许多优美的散文故事，其中一些是关于动物的寓言。相传其作者是希腊萨摩斯岛的伊索。据说，伊索是一个奴隶，他以自己杰出的才华和智慧而获得解放，成为卓越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用简洁的文字，以寓意深刻的动物故事，辛辣嘲讽和无情鞭挞了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他把统治者比做豺狼、狮子、老鹰和狐狸，刻画出它们的凶残狠毒和伪善狡猾的本性，揭露了“强权即公理”的吃人逻辑。《伊索寓言》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恰当的比喻、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关系，对弱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热情歌颂了人们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总结了古代人民的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颇强，富有教育意义，深受群众喜爱。然而，对于《伊索寓言》作者的归属，人们还有着种种疑惑。
人们之所以会对《伊索寓言》的作者产生疑惑，是因为从《伊索寓言》的写作风格来看，各篇寓言时间跨度大，倾向也不完全一样。据此推测，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应当看做是古希腊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集体创作。
为了支持《伊索寓言》并非伊索一人单独创作这一观点，有人提出了历史线索：大哲学家柏拉图曾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在监狱中把《伊索寓言》改成了韵文；《狐狸和刺猬》的故事曾出现于百科全书式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前322年）所作的《修辞学》中；阿维阿努斯在公元4世纪将42个寓言故事改写成拉丁文哀歌体对句；大约14世纪时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底斯教士收集汇编了这些寓言，使得《伊索寓言》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同意此观点的人们还认为，伊索这个名字事实上与“伊索”这个词同义。最早是伊索或者某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以简洁、明快的风格讲述所收集的寓言故事，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世人明辨是非。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加进部分自己的内容。具有伊索风格的这些寓言经一代代口头流传下来，最后都被视作出自伊索的手笔。例如，在古埃及的大纸草中，在西亚的古苏美尔时期和古巴比伦的泥板文书中，在古印度梵文《五卷书》中，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田功农时》中，在佛教经典《嘉言集》和《本生经》中，在小亚细亚《旧约全书》中的《士师集》中，都有伊索风格的寓言。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并没有关于伊索的精确记载。这都是因为伊索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作为寓言的同义语所虚构出来的传说人物。所以，有关伊索的任何一种传说、任何一部著作和图像都根本无法准确地描绘出伊索的具体面容和生平事迹，传说者只得按照各自的想象来塑造伊索的体格形态和编造伊索的生平事迹。结果，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地区塑造的伊索形象各不相同，具有多种脸孔和形态。
但也有人认为，《伊索寓言》就是伊索所著的。伊索是古希腊的寓言作家，而且长得又矮又丑。有一天，他梦见幸运女神用手点了一下他的舌头。醒来之后，他就非常善于讲寓言故事，他用寓言故事来揭示权贵的残暴和贪婪，他还将自己的寓言故事编成《伊索寓言》。
近几年来，人们对于《伊索寓言》的作者归属又有了新的猜测：伊索不是别人，而是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寓言家阿克曼。这是因为阿克曼是被释放的奴隶，被誉为“东方智者”。一些学者认为：“希腊人把埃塞俄比亚的寓言翻译成为希腊文，并以伊索署名，其含义是埃塞俄比亚人。这大概是因为译者将Ethiop错读成Egop，于是，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寓言成了伊索（Aesop）寓言，作者阿克曼也就成了伊索了。”（摘引自《有没有伊索其人和伊索寓言》一文）以上看法颇为新奇而独特，已引起一些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并且已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赞同。但更多的学者却对上述看法持怀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指出，上述新奇而独特的看法，只是一种推测，还缺乏充足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时间就在这不断的争论中悄悄流逝，而谜底却永远埋藏在历史长河的深处。
■《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疑案
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自此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却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存在怀疑。那么，《马可·波罗游记》到底描述的是不是当时真实的中国呢？
《马可·波罗游记》又叫《东方见闻录》，是距今700多年前的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留下的一本有趣的游记，书中描绘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他是在1271年他17岁那年，跟随父亲尼古拉和叔叔马飞阿，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途经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历经三年到达了中国与阿富汗交界的帕米尔高原，然后进入中国腹地参观旅游，直到1295年才回到欧洲。这本游记的面世震惊了整个欧洲，甚至可以说它是欧洲航海运动的思想启蒙工作。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阅。1492年，正是这本游记鼓舞着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扬帆出海，踏上寻找富庶东方之路。
在一些人将《马可·波罗游记》奉为至宝的同时，也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在当时中国和欧洲交通不畅的情况下，马可·波罗游记能否远去中国游历实在令人怀疑。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弗朗西斯·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提出了她的著名质疑：马可·波罗根本没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印象仅限于道听途说，《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的内容都是假的，马可·波罗是一个欺骗了世界700多年的说谎者。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长城
众所周知，长城是中国最为典型的象征。而《马可·波罗游记》却始终没有提及长城的只言片语。这就引起人们对《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怀疑。在欧洲人眼里的长城应该是明长城，我们现在所说的长城指的也是明长城，因为它是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长城。但在明代以前，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可能马可·波罗看到的长城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2.中医、茶叶等中国代表物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也从未提起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中医、茶叶、汉字（书法）、筷子等中国典型的象征物，这也值得怀疑。但有人反驳说，那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时主要与蒙古人相处，不了解汉族文化习惯的原因。
但是，马可·波罗自称到过中国南方许多地区，不可能不接触汉族人，更不可能不接触中国的汉字。但也有人反驳说，这是因为马可·波罗精通波斯语，而当时中国元朝的官方语言就有波斯语。因此，他得以在中国统治阶层生活，没有学习汉语的需要。
3.与中国的历史记载不符合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着马可·波罗等三人献计帮助元朝军队攻克南宋襄阳城的记载。但根据历史记载，元朝军队攻克南宋襄阳城的时候，马可·波罗一行还未到达中国。而且，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生活了三年，并曾担任这里的地方官，但在扬州县志上却找不到他的名字。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马可·波罗从未赞美过扬州，却赞美杭州为世界上最美好、最高贵的“天堂之城”。而且翻遍当时所有的中国历史文献，也不曾寻得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半点蛛丝马迹。
有人反驳说，《马可·波罗游记》的整理者鲁思蒂谦是位传奇小说家，他可能出于小说可读性的考虑，而虚构了某些故事情节。而马可·波罗一家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出现，是因为他们当时在中国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得记录在官方档案之中。
总之，《马可·波罗游记》确实存在种种疑点，《马可·波罗游记》在创作过程中也确实加入了一些主观虚构，因此其真实性的争论始终没有定论。
■但丁何时开始写《神曲》
这是一条关于灵魂秘密成长和壮大的美好路途，是一条伟大的精神朝圣的路途。人们如此评价但丁的《神曲》带给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同时，人们心中也存有一个疑惑：但丁究竟是何时开始写《神曲》的呢？
当人间的美好愿望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当天堂的理想还停留于圣职买卖的阶段，伟大的诗人但丁已经开始不安了。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团的整体腐败根本无力将天国的诺言在人间兑现。最优秀的人必然很快醒悟到，抵达理想王国的道路无法由僧侣阶层来引领，而必须由一己的生命来铺就。于是，就有了但丁的灵魂漫游地狱、炼狱，最后抵达光明澄澈的天堂的伟大历程。于是，就有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史诗之一——《神曲》。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对于不可知的事物，你最好的态度是保持沉默。”但对于那些精神生命强健的伟人来说，预知正是他们创作的能量所在。但丁的《神曲》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产生，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涌出它的崭新意义。《神曲》告知人类的是，世界的核心秘密就是创世，而创世是永不停顿的，但但丁有幸参与了这个创世的秘密。
那什么是但丁创作《神曲》的启发点呢？但丁在《神曲》中将这一尊贵的地位给予了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维吉尔。这是因为维吉尔的一些诗章为他在中世纪赢得了预言家和魔术师的名声。而维吉尔在《埃涅阿斯记》中关于主人公由神巫引导游历阴间的描写，就直接启发了但丁《神曲》的创作。这无疑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再伟大的诗人也一样需要古老文明的援助，需要借他人之筏来渡自己的人生之河。所以，维吉尔被但丁视为精神的导师和智慧的海洋，帮他穿越了地狱和炼狱的困惑，穿越了人生的迷途。
因此，在《神曲》中但丁对维吉尔的灵魂说：“你是我的大师和我的先辈，我单单从你那里取得了那使我受到荣誉的美丽的风格。”
不可否认，《神曲》以辞藻华美、想象丰富、设计巧妙、内容奇特、含义深刻的美誉而闻名于世。但是，对于这部名作的写作年代，专家学者们却意见不一，看法各异。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薄伽丘认为，《神曲》是于1300年开始写的，也就是在但丁被逐以前。但薄伽丘又以为，但丁被放逐之后，在整理那些未完成的旧稿时，可能又将之全部加以改写。薄伽丘的这一观点是从但丁的作品《新生》中得到启发的。在《新生》的末尾，但丁加上了一段说明，即但丁梦见贝德丽采在天堂。这梦按照《新生》成书的年代来说，应该是1292年的事情。1310年以后，但丁再对旧稿进行整理，心情却发生改变，因而将本来预定赞颂最光荣女性的诗篇改做对政治社会的批评作品。于是，贝德丽采不再是“爱情”的化身而成了“信仰”的象征。
有人认为，1313年“日耳曼皇帝”亨利七世死后，但丁才动手改写《神曲》。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最可靠的推断是将改写年代移至1305至1306年。对《神曲》各部分的脱稿时间也有不同意见存在。有人通过对但丁的政治主张和《神曲》内叙述的故事的研究，较肯定地认为，《地狱篇》开始于1308年以前，《炼狱篇》则在1308至1312年，《天堂篇》肯定是在1314年以后。普遍的意见认为，《地狱篇》完成于1308年，《炼狱篇》可能完成于1313年，而《天堂篇》则只不过是在但丁去世时刚刚完成的“初稿”而已。另一种说法是，但丁去世的时候，《天堂篇》最后数章并未脱稿，现在我们所见的最后13章实际上是但丁的儿子约各伯续写，而冒称是但丁的手笔而已。
由于缺乏确凿的历史证据，但丁何时写作《神曲》一谜始终没有定论，争论也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莎士比亚诗中的“黑肤夫人”原型是谁
“黑肤夫人”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颇令世人注目的一个形象。作家笔下的“黑肤夫人”是一位绝色美女，极具诱惑力。于是，无数专家学者挖空心思，想要弄清楚这位黑眼睛、黑皮肤、黑头发的“黑肤夫人”到底和莎士比亚在现实中存在什么关系。
莎士比亚留给世界的重要文学遗产不仅包括他的代表作《哈姆莱特》、《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等经典剧作，还有仅次于他剧作数量的众多“十四行诗”。然而，在那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等剧作家、诗人其实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重视。因此，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资料并不多见。这就为人们研究莎氏的生平、死因、作品等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以十四行诗为例，最初出版是否出于莎氏本人的意愿？卷首献辞中的Mr.W.H.到底是谁？诗中的年轻朋友、情敌诗人和黑肤夫人是否实有其人，他们是谁？
在所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中，无疑要算“黑肤夫人”这个谜最引人注目、最富浪漫色彩了。的确，这位夫人年轻，擅长音乐，黑头发、黑眼睛，甚至是黑皮肤，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爱情上，她却不够忠实，轻浮放荡，既欺骗了自己的丈夫，又背叛了情人，暗中投入诗人的朋友、那个英俊青年的怀抱。莎氏在诗中对她寄托了很深的感情，对她的热情一生都没有冷却过，而是一直在塑造她的形象。在诗人的笔下，她简直成了真正的倾国倾城的绝代美人。这样一位充满诱惑力的美人，自然引起后世研究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个真人。在几百年的长期考证研究过程中，人们提出的黑肤夫人的原型人选不下七八名，但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这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女人。
1.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18世纪的莎氏全集编者马龙认为，这个“黑肤夫人”就是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并提出了许多论据。莎氏在不少作品中无保留地歌唱了自己的时代，并在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寄托了对贤明君主的理想。马龙的同时代人卡尔迈认为：“很明显，所有十四行诗都是写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从莎士比亚劝他可爱的女王朋友结婚生子，以及伊丽莎白此时已超过60岁等事实都没有使诗人感到为难来看，诗人和女王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因此，女王很可能就是“黑肤夫人”的原型。但这仅仅是猜测，缺乏确凿的证据。
2.达夫南特的母亲
有人认为，黑肤夫人不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而应该是17世纪著名戏剧家、桂冠诗人达夫南特的母亲。这是从1594年出版的《威罗比，他的艾薇姗》一书中得到的新线索，有人猜测达夫南特的母亲可能就是十四行诗中迷人的“黑肤夫人”。书中的故事主要讲一个客栈老板的妻子如何拒绝许多求爱者，而只把爱托付给一位熟悉的朋友W.S.，而莎士比亚的名字正好是William
Shakespeare。据传，莎氏在往返斯特拉特福和伦敦的途中曾住在一个酒商开的客栈里，时间一长便成了这家人的朋友。漂亮的客栈夫人对他特别殷勤，其儿子达夫南特和莎氏也有着特殊的感情。据莎士比亚最初的传记作者奥伯雷记述，达夫南特本人在醉酒时常常在人面前暗示自己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私生子，并以此感到光荣。为此，一些评论家就作出了上述的猜想。但后来著名的莎学评论家威尔逊提出了疑问：“达夫南特是1606年生，而事实上酒商1605年前还没有得到开业执照，这样时间对十四行诗中的事件来说是太晚了。”
3.玛丽·菲顿
1890年，泰勒首先提出黑肤夫人是玛丽·菲顿这一假设，源于玛丽·菲顿和青年贵族赫尔伯特的爱情故事。泰勒先肯定莎氏的十四行诗是写给赫尔伯特的，那么“黑肤夫人”自然是菲顿了。菲顿于1595年17岁时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个宫女，1600年成了赫尔伯特的情人，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不久即夭折。为此事，赫尔伯特被送进舰队街监狱，菲顿被开除出宫。菲顿后来的命运也很不好，先是给莱夫逊爵士生了两个私生子，后来又嫁给泼尔摩尔船长。有人曾描绘过菲顿大胆而轻率的举动：敞开头巾，卷起衣服，拿着一件宽大的斗篷，像男人一样，大踏步走去和赫尔伯特幽会。后人肖伯纳还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个有趣的剧本《十四行诗里的黑肤夫人》来肯定这一主张。但是，这一论断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十四行诗中的黑肤夫人是一个有夫之妇，而菲顿被撵出宫门后很久才正式与人结婚。更为致命的一点是，后来发现菲顿画像是个金发碧眼白皮肤的美人，虽然她的教堂纪念碑说她是个黑种妇女。
4.艾米丽娅·雷尼尔
1973年1月29日，情况又有了新的进展。英国《泰晤士报》以显著篇幅刊登了著名历史学家、莎学家饶斯的文章《终于真相大白——莎士比亚的黑肤夫人》，此文立即轰动了世界。原来，饶斯在牛津波斯莱茵图书馆研究西蒙·弗芒的资料时，发现“黑肤夫人”极有可能是艾米丽娅·雷尼尔。但这种说法也存在许多疑点。
多年以来，人们根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种种线索对黑肤夫人作出了许多其他的猜测：混血儿、宫妓、富商妻子……但正如20世纪初莎学专家道顿所说：“我们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女人的名字。”
■普希金的《一号日记》之谜
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死成为世界文坛抹之不去的哀痛记忆。在他死后，他的许多手稿都收藏在“普希金博物馆”和“普希金故居”中。但记录普希金思想精粹的《一号日记》却不在其中，至今仍无下落。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国近代著名的诗人，也是俄罗斯文学兴盛和发展的开拓者。1820年，普希金根据民间故事和传说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被看做是近代俄国诗歌转变的奠基之作。在诗人短暂的一生中，他给后人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文学遗产。诗人生前的大量手稿现在多收藏在苏联的“普希金博物馆”和“普希金故居”里。但令人费解的是，普希金的《一号日记》一直杳无下落。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普希金迷”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诗人当年《一号日记》的踪迹，试图揭开覆盖在《一号日记》上的神秘面纱，使普希金《一号日记》之谜早日大白于天下。
其实，在1837年普希金因决斗重伤死去之后，人们整理普希金的遗留手稿时并没有发现《一号日记》。直到1920年，侨居国外的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亚历山大德罗芙娜·普希金娜突然向外界公众宣布，她祖父普希金生前留的一部分日记手稿现在正由她收藏着。这时，人们才联想到，1837年，诗人普希金在决斗中不幸身亡之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诗人一部日记的扉页上注明编号为第二号。所以，消息一出，研究专家们把叶莲娜收藏的诗人当年的日记称为普希金的《一号日记》。然而，诗人究竟有没有《一号日记》？普希金《一号日记》的真相如何？
国内外的普希金研究人士说法不一，孰是孰非，难以判断。自此，《一号日记》之谜至今未曾落下帷幕。
不少人认为，普希金《一号日记》并不存在，这不过是叶莲娜别有用心的一次阴谋而已。苏联一位造诣颇深的普希金学专家莫扎列斯基曾经十分坚决地声称：“我愿用头颅作保，除了现有的日记之外，根本不存在普希金的其他任何日记手稿。”叶莲娜的外甥女纳·谢·梅泽卓娃亦赞同地说：“叶莲娜舅妈根本不可能有普希金的日记资料，因为诗人当年留下的全部文稿都保存在诗人的长子那里，我多年来也从未听说过诗人写的《一号日记》。”叶莲娜的兄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则认为：“叶莲娜凭空臆造出关于普希金《一号日记》一事，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另一些研究人士和学者专家则坚持认为，普希金《一号日记》是真实存在的。著名普希金学专家法因贝格在所撰的《失落的日记》一文中断言，普希金《一号日记》实有其事，而且认定目前正收藏在侨居国外的普希金后代手中。普希金《一号日记》这份手稿最早曾由诗人的长子亚历山大·普希金掌管，尔后几经辗转又到了亚历山大的女儿叶莲娜手里。
更为重要的是，《一号日记》中的内容可能涉及普希金决斗的真正原因。正如苏联的一位著名的普希金学家戈富曼在《再论诗人普希金之死》一文中写道：“诗人当年写作的《一号日记》将使人们全面了解导致普希金决意参加这场悲剧性生死决斗的所有事情真相，这些未公开的材料远比现在所掌握的史料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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