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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节节的断骨,坟里还有很多当时用来包裹遗体的那种化纤布。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单位当时不让母亲看父亲的遗体。
当时,单位想让母亲接父亲的班,可是,母亲不识字,又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根本不具备当工人的条件。所以,没有办法,单位只得让母亲回去。但我们三人的生活费由单位按我父亲原来工资的一半每月支付。我不知道父亲的工资,但我知道单位每月给我和我哥我姐的抚恤金是29.5元。当时,单位还承诺要让我们三人长大后在单位接班工作。可是,由于****影响,单位一直没有招工,所以,我哥我姐都没能接班。
说起我妈的人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的脚是小脚,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三寸金莲”。但是,我妈的姐姐和妹妹都是大脚。对此,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她十六七岁就被我爸家相中了,我爷那时在甘肃平凉市当税务局长。所以我爸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光是家中的梨园都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而且房屋也很多。而我妈家是临村的一个普通人家。我爸的母亲就要求我妈必须裹脚,否则,一双大脚走到哪里都很难看。我妈被逼无奈,就把脚裹了。可是,解放后,形势和观念就变了。可这时,我妈的脚已经变不过来了。不但走起路来不雅观,而且走路也很不方便,满脚都磨的是茧子,整天用剪子剪,非常地痛。所以,她这一辈子都在骂她的婆婆,说是她婆婆把她坑了把她害了。
父亲没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但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地难过了。虽然,我爸早就不在工程处了。但我妈带着我们三人还住在铁路工地旁边的山洞里,但生活就更加地艰难。那时正是************的末期,二十多元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真是非常之难。所以,我妈就给工地的职工们洗衣服,洗上大半天才能挣上五角钱。特别是到了冬季,渭北高原的河水非常地冰冷。我妈就蹲在河边一洗就是大半天,所以,她手腕上的风湿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到了年龄大了,一到雨天或是冬天,手腕就疼痛得不得了,有时整个夜里都痛得睡不着觉。不洗衣服时,我妈就带着我去挖红薯拾麦穗。可是,红薯地里的红薯早就让农民挖光了,母亲在人家挖过的地里挖上一天,只能挖出一点红薯根子或是很少的一点红薯。母亲就用这些红薯煮上一锅汤,把最稠的盛到我哥的碗里,因为他要上学。半稠的盛到我和姐姐的碗里,她只喝那些乘下的稀汤。
记得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很远的地方捡麦穗,农民把麦子都收完了,地里的麦穗好像都不要了,所以,我们捡着他们也不管,可是,到了下午,等我们捡了一大捆麦穗时,农民突然跑来把我们的麦穗收了,还把我妈的蓝头巾给抢走了。那头巾是我爸给我妈买的,是我爸给我妈留下的唯一的物品。我妈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把头巾还给我们,可是,农民还是没有给。我妈看天色已经黑了,再求也没有用了,就带着我往家里赶。一连走了二十多里路都没个村子,狼群在四野里发出着恐惧地吼叫,吓得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
父亲原来是工程处的一个工长,性格豪爽,喜欢请客聚会,所以,人缘关系很好,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再呆在工程处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工程处也没有再照管我们的义务了。如果工程处再有搬迁,我们就不能再跟着人家了。所以,我们不但面临着生活的艰难,而且,还面临着无处安身的窘迫。
这时,人有把我妈介绍给我的继父。继父原是吕正操部队里的机枪班长,在四二年的一场残酷的战斗中,担任阻击鬼子的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最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自己也被子弹打中了左胳膊。这时鬼子已经冲上来了,他就装死躺在尸体中,躲过了一劫。可是,在他逃跑时,又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位大娘把他藏在了麦垛里,才没有被鬼子发现。后来,部队见他胳膊残废了,让他回了家。他算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人,因为整个工程处的人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要不,后来他见许多参加革命比他晚很多的人都享受老战士待遇,让我写信给北京,可是,这种事光写信不行,所以,写过几次信都没起作用。他就要去北京找吕正操。我就劝他说算了,别去了,和你在一起打仗的人都死光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去找谁?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就再没提起过这种事。
继父和我父亲原来同在一个工班,父亲是工长,继父是副工长。但他和父亲属于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父亲随和,而继父脾气很倔,而且,人极端地老实,不爱说话,更不会跟女人说话,所以,人都三十五六岁了,还没谈过对象。他比母亲大七八岁。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岁,模样还依然漂亮。因为父亲英俊高大,穿戴讲究,又有文化,母亲很爱父亲,相比之下,继父却没有一点让她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她不愿意跟着继父,就得带着我们回老家。而她在老家是受气才跑出来的,她不愿再回到那个让她受气的地方,所以,她还是选择了跟继父结婚成家。手机用户请浏览m.69zw.com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是一节节的断骨,坟里还有很多当时用来包裹遗体的那种化纤布。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单位当时不让母亲看父亲的遗体。
当时,单位想让母亲接父亲的班,可是,母亲不识字,又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根本不具备当工人的条件。所以,没有办法,单位只得让母亲回去。但我们三人的生活费由单位按我父亲原来工资的一半每月支付。我不知道父亲的工资,但我知道单位每月给我和我哥我姐的抚恤金是29.5元。当时,单位还承诺要让我们三人长大后在单位接班工作。可是,由于****影响,单位一直没有招工,所以,我哥我姐都没能接班。
说起我妈的人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的脚是小脚,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三寸金莲”。但是,我妈的姐姐和妹妹都是大脚。对此,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她十六七岁就被我爸家相中了,我爷那时在甘肃平凉市当税务局长。所以我爸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光是家中的梨园都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而且房屋也很多。而我妈家是临村的一个普通人家。我爸的母亲就要求我妈必须裹脚,否则,一双大脚走到哪里都很难看。我妈被逼无奈,就把脚裹了。可是,解放后,形势和观念就变了。可这时,我妈的脚已经变不过来了。不但走起路来不雅观,而且走路也很不方便,满脚都磨的是茧子,整天用剪子剪,非常地痛。所以,她这一辈子都在骂她的婆婆,说是她婆婆把她坑了把她害了。
父亲没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但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地难过了。虽然,我爸早就不在工程处了。但我妈带着我们三人还住在铁路工地旁边的山洞里,但生活就更加地艰难。那时正是************的末期,二十多元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真是非常之难。所以,我妈就给工地的职工们洗衣服,洗上大半天才能挣上五角钱。特别是到了冬季,渭北高原的河水非常地冰冷。我妈就蹲在河边一洗就是大半天,所以,她手腕上的风湿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到了年龄大了,一到雨天或是冬天,手腕就疼痛得不得了,有时整个夜里都痛得睡不着觉。不洗衣服时,我妈就带着我去挖红薯拾麦穗。可是,红薯地里的红薯早就让农民挖光了,母亲在人家挖过的地里挖上一天,只能挖出一点红薯根子或是很少的一点红薯。母亲就用这些红薯煮上一锅汤,把最稠的盛到我哥的碗里,因为他要上学。半稠的盛到我和姐姐的碗里,她只喝那些乘下的稀汤。
记得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很远的地方捡麦穗,农民把麦子都收完了,地里的麦穗好像都不要了,所以,我们捡着他们也不管,可是,到了下午,等我们捡了一大捆麦穗时,农民突然跑来把我们的麦穗收了,还把我妈的蓝头巾给抢走了。那头巾是我爸给我妈买的,是我爸给我妈留下的唯一的物品。我妈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把头巾还给我们,可是,农民还是没有给。我妈看天色已经黑了,再求也没有用了,就带着我往家里赶。一连走了二十多里路都没个村子,狼群在四野里发出着恐惧地吼叫,吓得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
父亲原来是工程处的一个工长,性格豪爽,喜欢请客聚会,所以,人缘关系很好,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再呆在工程处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工程处也没有再照管我们的义务了。如果工程处再有搬迁,我们就不能再跟着人家了。所以,我们不但面临着生活的艰难,而且,还面临着无处安身的窘迫。
这时,人有把我妈介绍给我的继父。继父原是吕正操部队里的机枪班长,在四二年的一场残酷的战斗中,担任阻击鬼子的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最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自己也被子弹打中了左胳膊。这时鬼子已经冲上来了,他就装死躺在尸体中,躲过了一劫。可是,在他逃跑时,又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位大娘把他藏在了麦垛里,才没有被鬼子发现。后来,部队见他胳膊残废了,让他回了家。他算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人,因为整个工程处的人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要不,后来他见许多参加革命比他晚很多的人都享受老战士待遇,让我写信给北京,可是,这种事光写信不行,所以,写过几次信都没起作用。他就要去北京找吕正操。我就劝他说算了,别去了,和你在一起打仗的人都死光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去找谁?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就再没提起过这种事。
继父和我父亲原来同在一个工班,父亲是工长,继父是副工长。但他和父亲属于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父亲随和,而继父脾气很倔,而且,人极端地老实,不爱说话,更不会跟女人说话,所以,人都三十五六岁了,还没谈过对象。他比母亲大七八岁。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岁,模样还依然漂亮。因为父亲英俊高大,穿戴讲究,又有文化,母亲很爱父亲,相比之下,继父却没有一点让她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她不愿意跟着继父,就得带着我们回老家。而她在老家是受气才跑出来的,她不愿再回到那个让她受气的地方,所以,她还是选择了跟继父结婚成家。手机用户请浏览m.69zw.com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