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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拷打折磨。如果不是结下了私人恩怨，凶手有意令他多受苦楚，便是要从他口中盘问什么。”
朱骥道：“那对男女贼人之前闯入兵部时已露了形容，被全城通缉，抛头露面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们捉住那有狐臭的人加以折磨，之后又冒险弃尸，应该不是为了复仇。莫非他们也想从朱公子那里得到什么？”
杨埙道：“这下不是更好了，两件案子合二为一，只要我们追捕到朱公子一伙，便可以顺藤摸瓜，将以前那件断了线的无头案子接起来。”
邢宥道：“朱指挥不惜对杨匠官用苦肉计，预备如何追捕朱公子一伙呢？”
朱骥道：“我已经派了精干人手，日夜监视相关嫌疑人。等摸清对方底细后，便可立即拉网搜捕。”
邢宥道：“既已有了嫌疑人，朱指挥为何不将他秘密捕来审问？以锦衣卫的手段，应该有办法让他开口。”
杨埙笑道：“这我绝对相信。朱指挥手下能人甚多，有个千户见我挨了二十杖还不肯招，立即出主意，要用刑具夹我双手。我是手艺人，这可绝对是我的软肋呀，于是不得不屈服，按照朱指挥的授意胡乱招供了一通。”
朱骥颇为尴尬，只道：“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凭据指证对方，万一他抵死不认，或是如杨匠官所言，胡乱招供一通，甚至牵连无辜进来，那事情岂不是要糟？”
邢宥道：“那好，就按朱指挥的计划来。对了，要不要重新发出那对那女贼人的通缉告示？”
杨埙笑道：“关于这个，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不如将那具尸体连夜交给地方官府，顺天府也好，兵马司也好，明日让他们公开招领无名尸体，并以杀人罪名通缉那对男女贼人。如此，朱公子便知道手下遭了旁人毒手，就算不立即报复，也应该会有所行动吧。”
朱骥拍手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预料在蒋鸣军一案公告前，朱公子一伙肯定会按兵不动。若是将朱公子手下尸体抛出去，或许能就此激怒他，引诱他出动人手，寻找仇家。”
三人商议一通，朱骥仍命校尉将杨埙押入牢房囚禁，自己与邢宥分头行事。
***
[1]常德公主：明宣宗朱瞻基第三女，母孙皇后。正统五年（1440年）下嫁薛桓。朱瞻基有二子三女：长子朱祁镇（明英宗），母孙皇后；次子朱祁钰（明景帝），母贤妃吴氏；长女顺德公主，母胡善祥（宣宗原配皇后）；次女永清公主，母胡善祥；三女常德公主。
[2]后来朱元璋当上皇帝，将患难之妻马氏立为皇后，这便是著名的大脚马皇后。朱元璋对妻子一直敬重有加，大臣、平民靠马皇后婉转进言得保性命者不在少数。她曾劝朱元璋道：“我常听说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愿不忘和群臣过的艰难日子，有始有终，才是好事呢。”马皇后病危时，自知病重不治，怕连累医生，不肯服药，还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十分悲痛，之后不再立皇后，由此来表达对马皇后的尊重和怀念。又，浦江（今浙江）有郑氏，家族和睦，十代同堂，名传道还，当地人称为“义门”。元朝时，官府赐给郑家一块“天下第一家”的匾额。朱元璋即位后听说了此事，颇感兴趣，将郑氏家长郑谦召到京城相见，问他家中人口共有多少。郑谦回答说：“一千有余。”朱元璋赞叹说：“一千多人同居共食，同心合力，世所罕有，确实是天下第一家啊！”于是赐给了他丰厚的礼品让他回去。马皇后在屏后听了他们的对话，心有不安，连忙传话给朱元璋说：“陛下当初一人举事，尚得天下；郑谦家千余人，倘若举事，不是太容易了吗！”朱元璋听了不免为之一惊，急命中官再召郑谦，问他道：“你治理家族，也有什么方法可循吗？”话到这里，杀机已现，郑谦稍有不慎，立即便是灭顶之灾。但郑谦的回答很令人意外：“没有其他的诀窍，只是不听妻子的话罢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朱元璋听了才释然一笑，不再追究，安心地放他回家了。这一次，明太祖虽然没有完全接受马皇后的意见，却又恰恰表现出他对马皇后的重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妻子的辅佐，既然郑谦从不听从妻子的话，便认定他成不了大气候。
[3]小明王：名韩林儿，元末民变领袖韩山童之子。韩山童祖父为民间白莲教首领，被谪徙永州。韩山童继续传教工作，声称天下将大乱，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又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之主，藉以鼓动百姓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刘福通等聚众起事。部众以头裹红巾为标志，故被称为“红巾军”。韩山童被推奉为明王，不久遭捕杀。刘福通等红巾军将领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后亳州失守，韩林儿退驻安丰（今安徽寿县）。当时韩林儿虽有帝名，但实权为刘福通掌握，外出将领大多不受约束，政权建设很差。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安丰受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韩林儿被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救出，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从此受朱元璋挟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沉之江中，宋亡。
[4]胡濙精通医术为历史真事，曾与戴思恭讲《内》《难》诸经，推仲景为医学正宗。著述有《卫生易简方》一书。此书为胡濙游走四方寻找建文帝下落时，广泛收集各地民间单方验方编成。书中分为诸风、诸寒、诸暑、诸湿等145类病证，共396方，主张方宜简易，多数方剂药仅一、二味，且多为易得之品。本书还附有服药忌例22条及兽医单方47首。现存多种明、清刊本。戴思恭，元代神医朱丹溪（绰号朱半仙，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滋阴派”创始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得意的弟子，曾广为民间百姓诊治疾患，名气极大。明朝洪武年间，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戴氏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道：“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不久，朱元璋病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永乐三年（1405年）戴思恭去世，享年82岁，明成祖朱棣亲撰祭文，派人祭奠，称其为“国朝之圣医”。
[5]冰糖葫芦：中国传统名小吃，宋代时便有明确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贯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传闻最初始于宫廷。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宠爱的黄贵妃生了病，不思饮食，日渐憔悴，御医对此束手无策。宋光宗不得不张榜求医。一名江湖郎中揭榜进宫，为黄贵妃诊脉后道：“只要用冰糖与红果（即山楂）煎熬，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不出半月病准见好。”黄贵妃照办后，后来这种做法传到民间，小贩为了方便，又把它串起来卖，就成为了冰糖葫芦。北方冬天最常见。
[6]古人执行死刑一般放在秋冬季节，称为秋决。理论上并非一定要在秋天，而是在秋冬两季均可。但因秋天在先，春夏两季以及之前积累下的死刑判决一般在当年秋天便可执行了，所以大多在秋天执行。秋决的做法最早形成于西周时期，汉朝时形成定制，以后历代都遵守。秋决制度与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古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行事应该处处顺应自然。春夏乃是万物滋长、生命欣欣向荣的季节，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季节则是万物萧条、生命凋谢的季节，此时执行死刑才是顺应自然的。因此，除犯了谋反等大罪的人要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的死刑都要留待秋冬季节执行。又古人在行刑时间上还有其他一些禁忌。比如唐宋时期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明朝时，国家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另外，行刑当天的具体时间也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7]周代王宫分“朝”和“寝”两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库门，即外门；雉门，即中门；路门，即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是中枢官署所在地，譬如大司败断狱决讼即在此处；治朝又称正朝，在雉门之内，是大臣每日朝见国君的地方，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廷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听朔多在这里举行。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也在正朝中；燕朝则在路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路门立于宁，遍揖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治事处治文书。
[8]龙江：今黑龙江省龙江县。
[9]桃源：今湖南桃源县（属常德市）。古名武陵。宋太祖年间，地方转运使张咏（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及《交子》）根据朝廷析武陵县之政令，在实地考察之后，建议置桃源县。理由是其地有桃花源胜地及桃川宫。桃花源因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而得名。桃川宫位于桃花源桃源山，始建于晋代。
[10]与登闻鼓紧密相关的还有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的“重囚处决三复（覆）奏”制度。前面提过，由于“三复奏”制度的执行，死刑往往要拖延午后才能执行，即戏曲中常常出现的午时三刻处斩。但若死囚家属在死刑执行前敲了登闻鼓的话，官员上报皇帝，皇帝觉得有冤，会立即派校尉赶到刑场通知暂停行刑。如果皇帝查验后决定继续执行死刑，时间通常到了晚上，起不到当众执行死刑以杀鸡骇猴的作用。针对这一点，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专门颁布诏令，“诏自今以申、酉行刑，不报”，禁止死囚犯临刑前击鼓，死刑必须在下午3～7点之间执行。但大臣浙江道监察御史陈逅认为死刑应该被慎重对待，皇帝应该提前而不是到临刑之时才重视。陈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今后处决重囚，前期一日，该科之覆奏毕，即给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亲请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法行刑，限未刻以前毕事。复命如有鸣鼓诉冤者请于三覆奏以前封进，若覆奏已毕，虽有鼓状，无得辄受。违者悉坐以罪。”大概意思是，处决重囚的前一天，刑科报请皇帝复审案件，无误后，即发驾帖给锦衣卫监刑官，负责押解犯人到刑场，第二天再依法行刑。执行死刑在下午1点前结束。如果重犯家属要击鼓诉冤，必须在三复奏之前由官员递交给皇帝。一旦第三次复奏完成，即使有人再击登闻鼓鸣冤，也不得受理，凡是违反者都要治罪。明世宗同意，遂于嘉靖二年（1523年）下诏令曰：“鼓状照旧行，决囚准予未刻以前行事。”由此恢复了登闻鼓的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惊变/吴蔚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9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978-7-5162-1310-0
1。1大…2。1吴…3。1侦探小说-中国-当代4。1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746号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版统筹赵卜慧
责任编辑董理
责任印制曲静
发行总监杨荣刚
责任校对姚丽娅
装帧设计聂强
书名大明惊变（下）
过拷打折磨。如果不是结下了私人恩怨，凶手有意令他多受苦楚，便是要从他口中盘问什么。”
朱骥道：“那对男女贼人之前闯入兵部时已露了形容，被全城通缉，抛头露面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们捉住那有狐臭的人加以折磨，之后又冒险弃尸，应该不是为了复仇。莫非他们也想从朱公子那里得到什么？”
杨埙道：“这下不是更好了，两件案子合二为一，只要我们追捕到朱公子一伙，便可以顺藤摸瓜，将以前那件断了线的无头案子接起来。”
邢宥道：“朱指挥不惜对杨匠官用苦肉计，预备如何追捕朱公子一伙呢？”
朱骥道：“我已经派了精干人手，日夜监视相关嫌疑人。等摸清对方底细后，便可立即拉网搜捕。”
邢宥道：“既已有了嫌疑人，朱指挥为何不将他秘密捕来审问？以锦衣卫的手段，应该有办法让他开口。”
杨埙笑道：“这我绝对相信。朱指挥手下能人甚多，有个千户见我挨了二十杖还不肯招，立即出主意，要用刑具夹我双手。我是手艺人，这可绝对是我的软肋呀，于是不得不屈服，按照朱指挥的授意胡乱招供了一通。”
朱骥颇为尴尬，只道：“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凭据指证对方，万一他抵死不认，或是如杨匠官所言，胡乱招供一通，甚至牵连无辜进来，那事情岂不是要糟？”
邢宥道：“那好，就按朱指挥的计划来。对了，要不要重新发出那对那女贼人的通缉告示？”
杨埙笑道：“关于这个，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不如将那具尸体连夜交给地方官府，顺天府也好，兵马司也好，明日让他们公开招领无名尸体，并以杀人罪名通缉那对男女贼人。如此，朱公子便知道手下遭了旁人毒手，就算不立即报复，也应该会有所行动吧。”
朱骥拍手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预料在蒋鸣军一案公告前，朱公子一伙肯定会按兵不动。若是将朱公子手下尸体抛出去，或许能就此激怒他，引诱他出动人手，寻找仇家。”
三人商议一通，朱骥仍命校尉将杨埙押入牢房囚禁，自己与邢宥分头行事。
***
[1]常德公主：明宣宗朱瞻基第三女，母孙皇后。正统五年（1440年）下嫁薛桓。朱瞻基有二子三女：长子朱祁镇（明英宗），母孙皇后；次子朱祁钰（明景帝），母贤妃吴氏；长女顺德公主，母胡善祥（宣宗原配皇后）；次女永清公主，母胡善祥；三女常德公主。
[2]后来朱元璋当上皇帝，将患难之妻马氏立为皇后，这便是著名的大脚马皇后。朱元璋对妻子一直敬重有加，大臣、平民靠马皇后婉转进言得保性命者不在少数。她曾劝朱元璋道：“我常听说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愿不忘和群臣过的艰难日子，有始有终，才是好事呢。”马皇后病危时，自知病重不治，怕连累医生，不肯服药，还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十分悲痛，之后不再立皇后，由此来表达对马皇后的尊重和怀念。又，浦江（今浙江）有郑氏，家族和睦，十代同堂，名传道还，当地人称为“义门”。元朝时，官府赐给郑家一块“天下第一家”的匾额。朱元璋即位后听说了此事，颇感兴趣，将郑氏家长郑谦召到京城相见，问他家中人口共有多少。郑谦回答说：“一千有余。”朱元璋赞叹说：“一千多人同居共食，同心合力，世所罕有，确实是天下第一家啊！”于是赐给了他丰厚的礼品让他回去。马皇后在屏后听了他们的对话，心有不安，连忙传话给朱元璋说：“陛下当初一人举事，尚得天下；郑谦家千余人，倘若举事，不是太容易了吗！”朱元璋听了不免为之一惊，急命中官再召郑谦，问他道：“你治理家族，也有什么方法可循吗？”话到这里，杀机已现，郑谦稍有不慎，立即便是灭顶之灾。但郑谦的回答很令人意外：“没有其他的诀窍，只是不听妻子的话罢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朱元璋听了才释然一笑，不再追究，安心地放他回家了。这一次，明太祖虽然没有完全接受马皇后的意见，却又恰恰表现出他对马皇后的重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妻子的辅佐，既然郑谦从不听从妻子的话，便认定他成不了大气候。
[3]小明王：名韩林儿，元末民变领袖韩山童之子。韩山童祖父为民间白莲教首领，被谪徙永州。韩山童继续传教工作，声称天下将大乱，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又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之主，藉以鼓动百姓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刘福通等聚众起事。部众以头裹红巾为标志，故被称为“红巾军”。韩山童被推奉为明王，不久遭捕杀。刘福通等红巾军将领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后亳州失守，韩林儿退驻安丰（今安徽寿县）。当时韩林儿虽有帝名，但实权为刘福通掌握，外出将领大多不受约束，政权建设很差。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安丰受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韩林儿被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救出，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从此受朱元璋挟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沉之江中，宋亡。
[4]胡濙精通医术为历史真事，曾与戴思恭讲《内》《难》诸经，推仲景为医学正宗。著述有《卫生易简方》一书。此书为胡濙游走四方寻找建文帝下落时，广泛收集各地民间单方验方编成。书中分为诸风、诸寒、诸暑、诸湿等145类病证，共396方，主张方宜简易，多数方剂药仅一、二味，且多为易得之品。本书还附有服药忌例22条及兽医单方47首。现存多种明、清刊本。戴思恭，元代神医朱丹溪（绰号朱半仙，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滋阴派”创始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得意的弟子，曾广为民间百姓诊治疾患，名气极大。明朝洪武年间，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戴氏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道：“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不久，朱元璋病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永乐三年（1405年）戴思恭去世，享年82岁，明成祖朱棣亲撰祭文，派人祭奠，称其为“国朝之圣医”。
[5]冰糖葫芦：中国传统名小吃，宋代时便有明确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贯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传闻最初始于宫廷。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宠爱的黄贵妃生了病，不思饮食，日渐憔悴，御医对此束手无策。宋光宗不得不张榜求医。一名江湖郎中揭榜进宫，为黄贵妃诊脉后道：“只要用冰糖与红果（即山楂）煎熬，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不出半月病准见好。”黄贵妃照办后，后来这种做法传到民间，小贩为了方便，又把它串起来卖，就成为了冰糖葫芦。北方冬天最常见。
[6]古人执行死刑一般放在秋冬季节，称为秋决。理论上并非一定要在秋天，而是在秋冬两季均可。但因秋天在先，春夏两季以及之前积累下的死刑判决一般在当年秋天便可执行了，所以大多在秋天执行。秋决的做法最早形成于西周时期，汉朝时形成定制，以后历代都遵守。秋决制度与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古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行事应该处处顺应自然。春夏乃是万物滋长、生命欣欣向荣的季节，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季节则是万物萧条、生命凋谢的季节，此时执行死刑才是顺应自然的。因此，除犯了谋反等大罪的人要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的死刑都要留待秋冬季节执行。又古人在行刑时间上还有其他一些禁忌。比如唐宋时期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明朝时，国家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另外，行刑当天的具体时间也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7]周代王宫分“朝”和“寝”两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库门，即外门；雉门，即中门；路门，即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是中枢官署所在地，譬如大司败断狱决讼即在此处；治朝又称正朝，在雉门之内，是大臣每日朝见国君的地方，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廷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听朔多在这里举行。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也在正朝中；燕朝则在路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路门立于宁，遍揖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治事处治文书。
[8]龙江：今黑龙江省龙江县。
[9]桃源：今湖南桃源县（属常德市）。古名武陵。宋太祖年间，地方转运使张咏（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及《交子》）根据朝廷析武陵县之政令，在实地考察之后，建议置桃源县。理由是其地有桃花源胜地及桃川宫。桃花源因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而得名。桃川宫位于桃花源桃源山，始建于晋代。
[10]与登闻鼓紧密相关的还有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的“重囚处决三复（覆）奏”制度。前面提过，由于“三复奏”制度的执行，死刑往往要拖延午后才能执行，即戏曲中常常出现的午时三刻处斩。但若死囚家属在死刑执行前敲了登闻鼓的话，官员上报皇帝，皇帝觉得有冤，会立即派校尉赶到刑场通知暂停行刑。如果皇帝查验后决定继续执行死刑，时间通常到了晚上，起不到当众执行死刑以杀鸡骇猴的作用。针对这一点，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专门颁布诏令，“诏自今以申、酉行刑，不报”，禁止死囚犯临刑前击鼓，死刑必须在下午3～7点之间执行。但大臣浙江道监察御史陈逅认为死刑应该被慎重对待，皇帝应该提前而不是到临刑之时才重视。陈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今后处决重囚，前期一日，该科之覆奏毕，即给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亲请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法行刑，限未刻以前毕事。复命如有鸣鼓诉冤者请于三覆奏以前封进，若覆奏已毕，虽有鼓状，无得辄受。违者悉坐以罪。”大概意思是，处决重囚的前一天，刑科报请皇帝复审案件，无误后，即发驾帖给锦衣卫监刑官，负责押解犯人到刑场，第二天再依法行刑。执行死刑在下午1点前结束。如果重犯家属要击鼓诉冤，必须在三复奏之前由官员递交给皇帝。一旦第三次复奏完成，即使有人再击登闻鼓鸣冤，也不得受理，凡是违反者都要治罪。明世宗同意，遂于嘉靖二年（1523年）下诏令曰：“鼓状照旧行，决囚准予未刻以前行事。”由此恢复了登闻鼓的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惊变/吴蔚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9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978-7-5162-1310-0
1。1大…2。1吴…3。1侦探小说-中国-当代4。1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746号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版统筹赵卜慧
责任编辑董理
责任印制曲静
发行总监杨荣刚
责任校对姚丽娅
装帧设计聂强
书名大明惊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