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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强奸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蔡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部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说杨广试图强奸隋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诀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意思是：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就这么死了。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隋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真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些罪名不过是个开始，在这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则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像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不停地宣淫。除此之外，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首先，新皇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所有谥号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人”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他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的地步——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说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所以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残酷。据《隋书·刑法志》，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第一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隋书·刑法志》载，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比起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赋，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继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赋。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隋书·炀帝纪》则记载，杨广继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
因初政的这些举措，杨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隋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十
对于大臣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载：“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对大隋臣民来说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隋书·炀帝纪》载，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隋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多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继承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的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南北方之间如同刚刚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画了一下，说，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清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隋书·炀帝纪》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儿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的。他远赴涿郡（今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据袁刚《隋炀帝传》，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原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大意如下：隋炀帝刚刚继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程；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语。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示着对“欲”的警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 -->>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强奸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蔡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部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说杨广试图强奸隋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诀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意思是：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就这么死了。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隋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真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些罪名不过是个开始，在这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则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像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不停地宣淫。除此之外，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首先，新皇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所有谥号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人”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他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的地步——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说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所以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残酷。据《隋书·刑法志》，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第一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隋书·刑法志》载，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比起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赋，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继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赋。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隋书·炀帝纪》则记载，杨广继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
因初政的这些举措，杨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隋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十
对于大臣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载：“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对大隋臣民来说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隋书·炀帝纪》载，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隋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多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继承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的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南北方之间如同刚刚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画了一下，说，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清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隋书·炀帝纪》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儿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的。他远赴涿郡（今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据袁刚《隋炀帝传》，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原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大意如下：隋炀帝刚刚继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程；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语。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示着对“欲”的警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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