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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提到李兴、马和这两个人的时候，伴读余逢辰的眼里流露出憎厌的神色，还有一种看蟑螂鼠辈一样的不屑一顾，而且这样的目光不只是出现了一瞬，而是长久地挂在了脸上，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喜。可以知道，如果是私下有所不和的话，这样的神情怕是不想让人瞧见。
既是如此明确的表现出，那就只能说明是“阉人”这样的身份，让余逢辰不喜。士大夫和宦官不和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针对的是窃取权纲为非作歹的宦官，如果尽心侍奉战战兢兢从无大错的宦官，余逢辰何必要用这种目光看人呢？
高炽点头道，“劳累先生了，先生自便吧。”
金忠和余逢辰就去了后院，张昭华就坐在椅子上看李贤翻译过的文章。她发现李贤确实是个翻译人才，能翻译地十分流畅而且无粗疏之处，用词也很斟酌，如今翻译的就是一篇记录蒙人生活情形的文章，翻译为汉文“彼等以肉乳猎物为食，凡肉皆食，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弃，盖其平原窟中有鼠甚众也。”
她刚要问一下平原有鼠窟，那也应有蛇窟，不知道蒙古人吃不吃蛇肉，就听到后院典籍所那里传来不高不低的争辩声音，好像是是金忠和余逢辰在讨论什么。
他们那边声音传过来，高炽和张昭华就起身去看，果然是二人因为某个卷宗记录的案件而争吵，再看卷宗上写的原来是一户人家两兄弟的争产案。
说是三河县里有一户姓陈的人家，老父于三年前去世，家产没有剖析明白，于是他的两个儿子陈氏兄弟就开始了争产，打官司打了三年依然没有什么结果，家产都花去了三分之一了，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因为他们对任何判决都不服。
为什么会不服——因为家产都是老父在时，由小儿子经商挣来的，虽说两人都是嫡子，但是嫡长子天然继承所有家业这是不变的规律，小儿子眼看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居然要被哥哥夺走，他自然不服。而哥哥也不愿把这份家产分给弟弟，因为他认为父母在，没私产，这家产不算弟弟挣来的，而是父亲传下来的，他继承的是父亲的家产。
在明白了案情之后，高炽就问二人是如何看待的，余逢辰就认为哥哥拿走全部家产是无可指摘的，是理所应当的，很是义正言辞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这个人作为弟弟将兄长控诉于公堂，岂不是不悌不义？”
这就是很明显的宗法观念的维护者，嫡长子继承一切，是西周的礼法观念，但是到了汉朝，就已经变成了家产诸子平分了。《大明律》也是这么规定的，除了爵位和官职是嫡长子继承，其他财产都是诸子均分。这个案件怎么说也应该平均分，何况家产都是小儿子挣来的，白白分给兄长一半，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余逢辰似乎很是泥古，认为所有的家产就是应该兄长继承，弟弟没有权力得到半分。
高炽听了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问李贤是怎么想的。
李贤在旁听了，道：“蒙古人先时与汉人不同，施行幼子守灶，或称幼子守产。幼子唤作‘斡赤斤’，是正妻所生的最小的儿子。分家产时候，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斡赤斤继承名誉和头衔，会有很大的财产是由斡赤斤继承。”
余逢辰就很不屑地“哼”了一声，斥道：“蒙古人如何能和汉人相比！如此继承制，难道不是祸乱根源！且看元明宗和元文宗子嗣仇杀，帝位倾危，难道不是这种继承制度埋下的祸根！”
发现，在提到李兴、马和这两个人的时候，伴读余逢辰的眼里流露出憎厌的神色，还有一种看蟑螂鼠辈一样的不屑一顾，而且这样的目光不只是出现了一瞬，而是长久地挂在了脸上，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喜。可以知道，如果是私下有所不和的话，这样的神情怕是不想让人瞧见。
既是如此明确的表现出，那就只能说明是“阉人”这样的身份，让余逢辰不喜。士大夫和宦官不和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针对的是窃取权纲为非作歹的宦官，如果尽心侍奉战战兢兢从无大错的宦官，余逢辰何必要用这种目光看人呢？
高炽点头道，“劳累先生了，先生自便吧。”
金忠和余逢辰就去了后院，张昭华就坐在椅子上看李贤翻译过的文章。她发现李贤确实是个翻译人才，能翻译地十分流畅而且无粗疏之处，用词也很斟酌，如今翻译的就是一篇记录蒙人生活情形的文章，翻译为汉文“彼等以肉乳猎物为食，凡肉皆食，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弃，盖其平原窟中有鼠甚众也。”
她刚要问一下平原有鼠窟，那也应有蛇窟，不知道蒙古人吃不吃蛇肉，就听到后院典籍所那里传来不高不低的争辩声音，好像是是金忠和余逢辰在讨论什么。
他们那边声音传过来，高炽和张昭华就起身去看，果然是二人因为某个卷宗记录的案件而争吵，再看卷宗上写的原来是一户人家两兄弟的争产案。
说是三河县里有一户姓陈的人家，老父于三年前去世，家产没有剖析明白，于是他的两个儿子陈氏兄弟就开始了争产，打官司打了三年依然没有什么结果，家产都花去了三分之一了，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因为他们对任何判决都不服。
为什么会不服——因为家产都是老父在时，由小儿子经商挣来的，虽说两人都是嫡子，但是嫡长子天然继承所有家业这是不变的规律，小儿子眼看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居然要被哥哥夺走，他自然不服。而哥哥也不愿把这份家产分给弟弟，因为他认为父母在，没私产，这家产不算弟弟挣来的，而是父亲传下来的，他继承的是父亲的家产。
在明白了案情之后，高炽就问二人是如何看待的，余逢辰就认为哥哥拿走全部家产是无可指摘的，是理所应当的，很是义正言辞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这个人作为弟弟将兄长控诉于公堂，岂不是不悌不义？”
这就是很明显的宗法观念的维护者，嫡长子继承一切，是西周的礼法观念，但是到了汉朝，就已经变成了家产诸子平分了。《大明律》也是这么规定的，除了爵位和官职是嫡长子继承，其他财产都是诸子均分。这个案件怎么说也应该平均分，何况家产都是小儿子挣来的，白白分给兄长一半，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余逢辰似乎很是泥古，认为所有的家产就是应该兄长继承，弟弟没有权力得到半分。
高炽听了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问李贤是怎么想的。
李贤在旁听了，道：“蒙古人先时与汉人不同，施行幼子守灶，或称幼子守产。幼子唤作‘斡赤斤’，是正妻所生的最小的儿子。分家产时候，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斡赤斤继承名誉和头衔，会有很大的财产是由斡赤斤继承。”
余逢辰就很不屑地“哼”了一声，斥道：“蒙古人如何能和汉人相比！如此继承制，难道不是祸乱根源！且看元明宗和元文宗子嗣仇杀，帝位倾危，难道不是这种继承制度埋下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