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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皇帝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文采可观，但是在实务上，简直是狗屁不通，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了十三年。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杨士奇虽然出身江西，隶属南方，但是想法却和皇帝一样：“你我虽俱生南方，然而我游学多地，只见南人性饰浮华，虽精于理儒，却流于空谈，有才华，多轻浮也。以我来看，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如果科举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务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有才之人，不一定能有才于官也。”
蒋铎便上下眼打量他，笑道：“可有点酸了！士奇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怎地？”
杨士奇也笑了，似乎并不否认。他已知道自己是断不能参加科举了，万幸国朝一切草创，并不如宋朝时候那般重视科举正途，皇帝似乎更是喜欢学校和荐举人才。他既然断了科举之路，只能另辟蹊径。
此时选举之法，大略有四种——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学校就是国子监，此时监生是非常吃香的人才，一毕业就有官做，而且国子监的生员广泛，有多重途径进入国子监读书，比如说洪武十七年年定：府、州、县学每年分别推荐一名优秀学生到国子监读书，被推荐的学生叫贡生，贡生进入国子监后叫监生，这一类的监生叫贡监。即算是贡监，杨士奇也没有资格，因为要县里审核，他如何能通得过县里的审核呢？
这一条途径封死了，且看下一条，科目。科目就是科举，这个查得更严格了，杨士奇也没有办法参加。于是就剩下荐举和铨选之路。
铨选是什么，是针对已经做官的人的考察和考满，能通过的自然升迁有望，不通过的降职为民。京官六年一察，即为京察；外官三年一察，称为外察。这里面有一个补充，称为保举，是负责考察的人对考察成绩优异的人的推荐，有权保举他们胜任更高的职位。但是，保举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吏部用人权限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保举，并不能成大气候。
杨士奇刚开始做的那个县衙训导，若是能蒙州府的学正考察通过，便能走铨选的道路，升任县教谕或者州训导，这也是杨士奇给自己选择的升迁之途。只是后来，丢了学印，一切就都休矣。
那只剩最后一条了，荐举。
荐举就是推荐人才来职官，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皇帝多次下诏求贤，而诏书中“贤才”的标准也非常低——“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就像郭传此人，原是会稽寺庙里的一个和尚，因为被宋濂荐举，居然升任湖广布政司参政。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皇帝甚至罢了十三年科考，但凭举荐来选士。每年被推举做官的多的时候有三千七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两千人。由平民骤登高位者，都有四五十人，何况一步步升上来的人。
所以皇帝在选用人才上，只看重德行才学，不计出身，不论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便能量才任用。看样子这一条道路并不难走，然而这其中有两样事情，是必须要有的。
第一样便是货真价实的才学或者品行。
这东西是基础啊，你若没有这两样东西中的一样，便就是个普通人了，哪里行高于众，哪里能叫人看见你的不一般呢？至于后一者，品行德行，其实是需要做出来的，最大的无非“孝”，你若是个大孝子，邻里尽职，县官查访人才，自然会将你的名字通报上去。只是杨士奇父母双亡，哪里去做的这样的名声出来呢？
这就和东汉时候的举孝廉一样了，在没有科举的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主要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孝行。
杨士奇既然不能凸显品行，便要从才学上入手，这便是他发奋读书，尤其是经史书籍的原因，毕竟在这个连看仓库的小官都要通过举荐来任职的时候，举荐这条路，其实并不难走。
只要你满足第二个要求，认识一个手中有举荐之权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想他二十岁在章贡琴江书院教书时，与当地县令邵子镜友谊甚笃。如果蒙他举荐，也能入仕，只是邵子镜已然过世。
这不代表他没有其他认识的官员了。杨士奇在寓居汉阳的时候，与汉阳知县王叔英相识，王叔英对他颇为称叹，认为他是“佐才也”。杨士奇已经下定决心，今年秋分之后，便要去汉阳教书，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人的举荐。
那么王叔英又是何许人呢，他曾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一并受到皇帝征召，这四个人里，杨大中徒有虚名碌碌无为，叶见泰如今任职刑部，为刑部主事，而林右则任王府教授、中书舍人，方孝孺名满天下，皇帝是要将之留给太孙的。而王叔英却在那个时候，推辞了任命，回到家中直到洪武二十年的时候，被旁人举荐为仙居训导，迁汉阳知县。
王叔英和林右、方孝孺乃是至交，这一点，就已经不得了了，何况林右如今辅导太孙，而方孝孺这个人，更是被皇帝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今非用孝孺时。”
如今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那么皇帝是决意要将之留给太孙用了，此人前途广大，本是遥不可及的人，但是现在却可以因为王叔英的关系攀上这条登天梯，这也许就是杨士奇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了，他不可能不抓住。
杨士奇耳边便响起王叔英和他高谈阔论的时候说过的话：“明良相逢，千载一时者也。将见吾君不问则已，问则执事必能尽言；执事不言则已，言则吾君必能尽用。致斯民于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岂非天下之幸欤！”
明君良臣相逢，风云际会，千载一时。碰到这样的君上，不问也就罢了，问我，我就知无不言，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说了，他一定能用我的话——为人臣子，谁不希望碰到这样的君上，有如张子房之遇汉高一般，言听计从？
他也听过王叔英对太孙的评价，认为这就是将来的明主，能让他“言则必能尽用”的人，也许吧。只是他杨士奇的明主，又在何方呢？按说这天下，本就一主，如今是皇帝，将来是太孙，他也认定了自己将来侍奉的人，就是那一个了，只是为什么，他依然感到命运的迷惘？
杨士奇已经无数次在心中分析了他的前途。得到举荐难吗？不难。王叔英可以即时举荐他做官，只是这官职，也是汉阳县里的小官吏罢了，因为王叔英自己的官职，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可是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而且一旦改变，就是惊天彻地的改变，因为王叔英和方孝孺的名字，都在太孙的任用名册之上。
他想到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说句难听的，尿脬都觉得发胀。
人活在这世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他低下去、伏下去了十多年了，就算是湖水中的虾米，也该等到了潮头了。一看命，二看运，他杨士奇的命，只在他杨士奇的手上握着，谁也看不透，谁也夺不走，而他的时运，也会在天地革新的那一刻同力到来。
“士奇兄，士奇兄！”蒋铎叽叽呱呱说了半天却得不到回应，不由得用手推了推眼前这个有如泥塑般做了许久的人：“我同你说话呢，十三名御史，三十四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这可是众议汹汹，迫于舆情——”
“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杨士奇道：“皇上广开言路，这是好事，只是皇上给了给事中超乎寻常的权力，不论何人皆能弹劾，且以一言而罪人，祸及其家，无乃太过乎？”
给事中这个官职，古已有之，只是都不如国朝被赋予的权力那么大，皇帝置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另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诸司执行情况；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册封宗室、诸藩或告谕外国时，充正、副使；受理冤讼等。
正所谓品卑而权重，而且杨寓已经明显看到了给事中在大明今后的朝政之中独特的地位，只因国朝之前的言官、察官乃是截然两途，给事中职司谏诤规诲、封驳制敕，而国朝虽然也沿袭旧名，只是却多了“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已经是侵占了御史的职权，而同样皇帝设给事中五十多人，已经远超唐宋，这就是皇帝生性多疑，担心各部蒙蔽不法，所以广增员额以应监察需要。
最可怕的是，唐宋时候，给事中隶于门下省，国朝却自成衙门，无所统属，直通天子，可直诉御前，为近侍之官，权力颇盛——而在品秩上面，唐朝的给事中为五品，宋朝为四品，国朝仅为七品，皇帝的心思就是，让这群人品秩低微，所以爱惜自身至轻，而权力之大，无敢不言，如此便能无顾虑地尽心任事，达到“以小制大，上下相维”的目的。
就拿前不久一件事情来说，刑部尚书、太子宾客杨靖被赐死，此人乃是洪武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试户部右侍郎。次年迁户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二月迁户部尚书，颇受皇帝信任。只因时有乡人坐事系狱，家人击登闻鼓状诉，杨靖为其改诽谤草，增饰浮词，便被给事中弹劾。皇帝本来念其才，留中不问。而这帮给事中弹劾不已，皇帝乃下诏赐死于家。
在杨士奇看来，给事中若无强制，必要流毒于天下矣！
给事中若有强势的皇帝掌控，且能暂且无虞；三代之后，只恐这汹涌的言路，已经无制。因为本朝没有丞相，等到皇帝弹压不住的时候，便无人能控制。指望六部吗，给事中本来就是监察六部百官的，哪里又能控制的住呢！
杨士奇只是忧心，他并没有想到很快有一个为皇帝草拟诏令的秘书机构会逐渐异军突起，取代丞相而成为实际意义上宰执天下的中枢。
他现在想到的是，给事中操控言论，将来就党同伐异，因为这个职位地位特殊，所以若有甘陵南北部之争，给事中必将出于前沿，成为各党煽风点火之首要。别看现在似乎在皇帝的压迫下，并没有“党”的存在，但杨士奇非常清楚，“党”这个东西，只要有官员的存在，党就会存在。
从汉朝的党锢之祸，到唐朝的牛李党争，再到宋朝的新党旧党，哪怕看看仁宗时期发动庆历新政的一群人，自称“君子朋而不党”，却依旧被视为“君子党”，遭到了仁宗的猜忌。
那么国朝呢，南北榜一出来，就叫杨士奇看到了一种很不妙的情形——同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那么同榜考生拉帮结派，也会渐渐形成常态。先是分为南方、北方，再往后恐怕会更加细分，两广出身的进士，和江浙、荆襄之地出身的，自然也不相同。那么这会形成什么，以同乡而划党派。
等到彼时，那才是真正要完的时候了。
杨士奇这样想着，又微微叹了口气。
而蒋铎早已经站起来，他的目光被桌角上的玩具吸引了。“这是什么？”蒋铎拿起一张画着花花绿绿板格的图纸，惊奇地问道。
“这是升官图，”杨士奇道：“蒙童在学堂里玩这东西，叫我瞧见，给没收了。”
蒋铎好奇地打量着图纸，又颠了颠骰子，道：“升官图，现在仕宦之心，已成常态了吗？士奇兄，你教我怎么玩。”
蒋铎家里管束地严格，而且也有家族的学堂，并没有接触外来已经普及的游戏，这在其他地方，就连三四岁的小孩也会玩。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玩了。”杨士奇便微笑了一下，“这其实是个赌具，有赌注的。”
蒋铎一听更是大感兴趣，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嘛！士奇兄，你便教我玩，只押纹银一两如何？”
杨士奇依然是这个温和的笑容，叫人看不出他其实一步步引人上钩：“好吧，乡村无他事，偷得浮生半日闲。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他拿起这个竹骨做的骰子，捏在手里，德字朝上，轻轻一掷。
心里却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见过的一个小小的人儿，瞪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看着自己，就叫他将这个不传之秘告诉了出去。算一算年纪，这个小女娃也该是嫁人了，而永城这个地方，他也是很久都没去了。
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皇帝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文采可观，但是在实务上，简直是狗屁不通，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了十三年。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杨士奇虽然出身江西，隶属南方，但是想法却和皇帝一样：“你我虽俱生南方，然而我游学多地，只见南人性饰浮华，虽精于理儒，却流于空谈，有才华，多轻浮也。以我来看，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如果科举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务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有才之人，不一定能有才于官也。”
蒋铎便上下眼打量他，笑道：“可有点酸了！士奇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怎地？”
杨士奇也笑了，似乎并不否认。他已知道自己是断不能参加科举了，万幸国朝一切草创，并不如宋朝时候那般重视科举正途，皇帝似乎更是喜欢学校和荐举人才。他既然断了科举之路，只能另辟蹊径。
此时选举之法，大略有四种——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学校就是国子监，此时监生是非常吃香的人才，一毕业就有官做，而且国子监的生员广泛，有多重途径进入国子监读书，比如说洪武十七年年定：府、州、县学每年分别推荐一名优秀学生到国子监读书，被推荐的学生叫贡生，贡生进入国子监后叫监生，这一类的监生叫贡监。即算是贡监，杨士奇也没有资格，因为要县里审核，他如何能通得过县里的审核呢？
这一条途径封死了，且看下一条，科目。科目就是科举，这个查得更严格了，杨士奇也没有办法参加。于是就剩下荐举和铨选之路。
铨选是什么，是针对已经做官的人的考察和考满，能通过的自然升迁有望，不通过的降职为民。京官六年一察，即为京察；外官三年一察，称为外察。这里面有一个补充，称为保举，是负责考察的人对考察成绩优异的人的推荐，有权保举他们胜任更高的职位。但是，保举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吏部用人权限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保举，并不能成大气候。
杨士奇刚开始做的那个县衙训导，若是能蒙州府的学正考察通过，便能走铨选的道路，升任县教谕或者州训导，这也是杨士奇给自己选择的升迁之途。只是后来，丢了学印，一切就都休矣。
那只剩最后一条了，荐举。
荐举就是推荐人才来职官，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皇帝多次下诏求贤，而诏书中“贤才”的标准也非常低——“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就像郭传此人，原是会稽寺庙里的一个和尚，因为被宋濂荐举，居然升任湖广布政司参政。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皇帝甚至罢了十三年科考，但凭举荐来选士。每年被推举做官的多的时候有三千七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两千人。由平民骤登高位者，都有四五十人，何况一步步升上来的人。
所以皇帝在选用人才上，只看重德行才学，不计出身，不论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便能量才任用。看样子这一条道路并不难走，然而这其中有两样事情，是必须要有的。
第一样便是货真价实的才学或者品行。
这东西是基础啊，你若没有这两样东西中的一样，便就是个普通人了，哪里行高于众，哪里能叫人看见你的不一般呢？至于后一者，品行德行，其实是需要做出来的，最大的无非“孝”，你若是个大孝子，邻里尽职，县官查访人才，自然会将你的名字通报上去。只是杨士奇父母双亡，哪里去做的这样的名声出来呢？
这就和东汉时候的举孝廉一样了，在没有科举的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主要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孝行。
杨士奇既然不能凸显品行，便要从才学上入手，这便是他发奋读书，尤其是经史书籍的原因，毕竟在这个连看仓库的小官都要通过举荐来任职的时候，举荐这条路，其实并不难走。
只要你满足第二个要求，认识一个手中有举荐之权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想他二十岁在章贡琴江书院教书时，与当地县令邵子镜友谊甚笃。如果蒙他举荐，也能入仕，只是邵子镜已然过世。
这不代表他没有其他认识的官员了。杨士奇在寓居汉阳的时候，与汉阳知县王叔英相识，王叔英对他颇为称叹，认为他是“佐才也”。杨士奇已经下定决心，今年秋分之后，便要去汉阳教书，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人的举荐。
那么王叔英又是何许人呢，他曾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一并受到皇帝征召，这四个人里，杨大中徒有虚名碌碌无为，叶见泰如今任职刑部，为刑部主事，而林右则任王府教授、中书舍人，方孝孺名满天下，皇帝是要将之留给太孙的。而王叔英却在那个时候，推辞了任命，回到家中直到洪武二十年的时候，被旁人举荐为仙居训导，迁汉阳知县。
王叔英和林右、方孝孺乃是至交，这一点，就已经不得了了，何况林右如今辅导太孙，而方孝孺这个人，更是被皇帝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今非用孝孺时。”
如今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那么皇帝是决意要将之留给太孙用了，此人前途广大，本是遥不可及的人，但是现在却可以因为王叔英的关系攀上这条登天梯，这也许就是杨士奇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了，他不可能不抓住。
杨士奇耳边便响起王叔英和他高谈阔论的时候说过的话：“明良相逢，千载一时者也。将见吾君不问则已，问则执事必能尽言；执事不言则已，言则吾君必能尽用。致斯民于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岂非天下之幸欤！”
明君良臣相逢，风云际会，千载一时。碰到这样的君上，不问也就罢了，问我，我就知无不言，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说了，他一定能用我的话——为人臣子，谁不希望碰到这样的君上，有如张子房之遇汉高一般，言听计从？
他也听过王叔英对太孙的评价，认为这就是将来的明主，能让他“言则必能尽用”的人，也许吧。只是他杨士奇的明主，又在何方呢？按说这天下，本就一主，如今是皇帝，将来是太孙，他也认定了自己将来侍奉的人，就是那一个了，只是为什么，他依然感到命运的迷惘？
杨士奇已经无数次在心中分析了他的前途。得到举荐难吗？不难。王叔英可以即时举荐他做官，只是这官职，也是汉阳县里的小官吏罢了，因为王叔英自己的官职，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可是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而且一旦改变，就是惊天彻地的改变，因为王叔英和方孝孺的名字，都在太孙的任用名册之上。
他想到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说句难听的，尿脬都觉得发胀。
人活在这世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他低下去、伏下去了十多年了，就算是湖水中的虾米，也该等到了潮头了。一看命，二看运，他杨士奇的命，只在他杨士奇的手上握着，谁也看不透，谁也夺不走，而他的时运，也会在天地革新的那一刻同力到来。
“士奇兄，士奇兄！”蒋铎叽叽呱呱说了半天却得不到回应，不由得用手推了推眼前这个有如泥塑般做了许久的人：“我同你说话呢，十三名御史，三十四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这可是众议汹汹，迫于舆情——”
“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杨士奇道：“皇上广开言路，这是好事，只是皇上给了给事中超乎寻常的权力，不论何人皆能弹劾，且以一言而罪人，祸及其家，无乃太过乎？”
给事中这个官职，古已有之，只是都不如国朝被赋予的权力那么大，皇帝置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另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诸司执行情况；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册封宗室、诸藩或告谕外国时，充正、副使；受理冤讼等。
正所谓品卑而权重，而且杨寓已经明显看到了给事中在大明今后的朝政之中独特的地位，只因国朝之前的言官、察官乃是截然两途，给事中职司谏诤规诲、封驳制敕，而国朝虽然也沿袭旧名，只是却多了“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已经是侵占了御史的职权，而同样皇帝设给事中五十多人，已经远超唐宋，这就是皇帝生性多疑，担心各部蒙蔽不法，所以广增员额以应监察需要。
最可怕的是，唐宋时候，给事中隶于门下省，国朝却自成衙门，无所统属，直通天子，可直诉御前，为近侍之官，权力颇盛——而在品秩上面，唐朝的给事中为五品，宋朝为四品，国朝仅为七品，皇帝的心思就是，让这群人品秩低微，所以爱惜自身至轻，而权力之大，无敢不言，如此便能无顾虑地尽心任事，达到“以小制大，上下相维”的目的。
就拿前不久一件事情来说，刑部尚书、太子宾客杨靖被赐死，此人乃是洪武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试户部右侍郎。次年迁户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二月迁户部尚书，颇受皇帝信任。只因时有乡人坐事系狱，家人击登闻鼓状诉，杨靖为其改诽谤草，增饰浮词，便被给事中弹劾。皇帝本来念其才，留中不问。而这帮给事中弹劾不已，皇帝乃下诏赐死于家。
在杨士奇看来，给事中若无强制，必要流毒于天下矣！
给事中若有强势的皇帝掌控，且能暂且无虞；三代之后，只恐这汹涌的言路，已经无制。因为本朝没有丞相，等到皇帝弹压不住的时候，便无人能控制。指望六部吗，给事中本来就是监察六部百官的，哪里又能控制的住呢！
杨士奇只是忧心，他并没有想到很快有一个为皇帝草拟诏令的秘书机构会逐渐异军突起，取代丞相而成为实际意义上宰执天下的中枢。
他现在想到的是，给事中操控言论，将来就党同伐异，因为这个职位地位特殊，所以若有甘陵南北部之争，给事中必将出于前沿，成为各党煽风点火之首要。别看现在似乎在皇帝的压迫下，并没有“党”的存在，但杨士奇非常清楚，“党”这个东西，只要有官员的存在，党就会存在。
从汉朝的党锢之祸，到唐朝的牛李党争，再到宋朝的新党旧党，哪怕看看仁宗时期发动庆历新政的一群人，自称“君子朋而不党”，却依旧被视为“君子党”，遭到了仁宗的猜忌。
那么国朝呢，南北榜一出来，就叫杨士奇看到了一种很不妙的情形——同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那么同榜考生拉帮结派，也会渐渐形成常态。先是分为南方、北方，再往后恐怕会更加细分，两广出身的进士，和江浙、荆襄之地出身的，自然也不相同。那么这会形成什么，以同乡而划党派。
等到彼时，那才是真正要完的时候了。
杨士奇这样想着，又微微叹了口气。
而蒋铎早已经站起来，他的目光被桌角上的玩具吸引了。“这是什么？”蒋铎拿起一张画着花花绿绿板格的图纸，惊奇地问道。
“这是升官图，”杨士奇道：“蒙童在学堂里玩这东西，叫我瞧见，给没收了。”
蒋铎好奇地打量着图纸，又颠了颠骰子，道：“升官图，现在仕宦之心，已成常态了吗？士奇兄，你教我怎么玩。”
蒋铎家里管束地严格，而且也有家族的学堂，并没有接触外来已经普及的游戏，这在其他地方，就连三四岁的小孩也会玩。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玩了。”杨士奇便微笑了一下，“这其实是个赌具，有赌注的。”
蒋铎一听更是大感兴趣，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嘛！士奇兄，你便教我玩，只押纹银一两如何？”
杨士奇依然是这个温和的笑容，叫人看不出他其实一步步引人上钩：“好吧，乡村无他事，偷得浮生半日闲。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他拿起这个竹骨做的骰子，捏在手里，德字朝上，轻轻一掷。
心里却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见过的一个小小的人儿，瞪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看着自己，就叫他将这个不传之秘告诉了出去。算一算年纪，这个小女娃也该是嫁人了，而永城这个地方，他也是很久都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