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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王究竟有多少兵，谁也说不清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皇帝大诛功臣勋贵，将统兵之权转移到几位藩王手中，几次征伐北元的战争，军队甚至都要听从晋王和燕王节制，而除了秦晋燕三位拥有战争指挥大权的藩王之外，参与北方军务的还有谷、代、肃、辽、庆、宁王，便是九王驻边的由来，而这些藩王，无一不是领兵出征、娴熟军旅之人，比如说去年秋天，钦天监卜得胡虏将要南侵，皇帝命晋、燕、代、辽、宁、谷王出动都司及护卫军马，严阵以待，最后六王竟合兵十五万，那可是十五万精兵强将啊，虽然最后并没有胡虏南下一事，但是在北方的诸王却无一不是连年统兵，巡防驻边，想想除了秦晋燕这三位藩王，其余六个藩王不过是洪武二十五年才分封出去的，如今都可以领兵作战了，可见军旅之中，如何历练人，而曾负责训练和教导过弟弟们的秦晋燕三王，又当是如何骁勇善战。
而分封在南方的楚王、湘王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二人也帅军征讨过南蛮，俱都获胜。那么诸王的兵马，就像宁王在奏疏中所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手握重兵、如狼似虎的藩王们，在外分镇，就是隐患。
他们会不会老老实实，会不会心甘情愿地向朱允炆这个侄子称臣，也未可知。而朱允炆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在一些所谓的小事上，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种威胁的存在。
比如说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的时候，秦晋燕周齐王奉命来朝，在与叔父们见面的时候，便有一种若有若无地尴尬和恐惧包围着他。这种尴尬先是由于礼仪引起的——因为他是以“皇太孙”的名义入主东宫的，辈分比亲王们低，年纪也小，朝廷专门为此修订了“亲王来朝仪”，规定“在朝行君臣礼，便殿行家人礼”，也就是说，先由几位叔父在朝堂之上对他行八拜的大礼，这是大朝会；常朝则一拜，这是臣子见君的礼节。而在便殿，伯叔兄西向坐，要受他的四拜。
当五位叔父向他行礼的时候，他已经如芒在背惶惶不安了，他发现没有詹事府的人在背后站着，他就找不到一点底气来。他心里那时候就想，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臣位，向侄儿跪拜，他们愿意吗，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怨望的情绪吗？反过来，自己以皇储之尊又要向诸叔四拜，他自己都感到不舒服。
皇上的用意本来很好，为君有为君之道，为臣有为臣之道，要恪守忠义，恪守忠孝，无论有多大功勋，身份有多显赫，君臣之礼不可僭越，这是诸王拜他的原因；而他拜诸王的原因，是因为敦睦九族，讲究亲亲之谊。
这就是“尊尊”和“亲亲”，“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而皇上要的，是亲亲尊尊达到完美的平衡。
但是可能吗？
朱允炆显而易见地感到了不适，他没有从这样的礼仪中得到任何的安全感和对他“君”这个身份的认同。而诸王想必也是一样，匍匐在他脚下的时候，不能很显然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对面受他们八拜又还之四拜的人的身份。
这要是让张昭华来看，她就能认识到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皇帝在这里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性的误判和扭曲。中国古代一直实行“人治”，在断狱的时候甚至人情高于律法，而任何规章、道义都是由人定的，也就必须由人来确认、来遵循。而参见东宫皇储的参拜礼和家人礼截然分开，致使双方在这一场所谓的“明礼之礼”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政治上为君的人，家人中为侄；政治上为臣的人，家人中为叔，就导致了一种什么情况，每当行完礼后，所有人会陷入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之中。
这种心理冲突还有个背景，就是皇帝如今越来越老，权力并不是稳固而是在角逐之中，所有人在政治人格上，是充满了矛盾，也在渐渐异化。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黄子澄道：“忒，差错也。这一句的意思，便是说，他的仪态举止没有差错，便可以成为四方之国的表率，受天下人拥戴。”
黄子澄讲解的时候，就看到太孙若有所思的模样，他便停下来，含蓄地问道：“殿下，臣方才所讲，可是有错谬之处？”
“没有。”朱允炆摇头道：“先生讲得很好，我深得教益。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我今日再读，更有所思。”
他说着对黄子澄微微点了点头，黄子澄心领神会。
于是一个时辰的讲读结束，太孙由詹事府的执事官员簇拥下去了，而黄子澄仍旧坐在文华殿里，他要将刚才所讲的一切讲义重新誊抄一边，呈送皇上，这也是皇上要求的，太孙的所有经讲，都要给他过目。
不过半个时辰，忽然有个小内侍过来，低声道：“黄修撰，太孙请您过去。”
以各王究竟有多少兵，谁也说不清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皇帝大诛功臣勋贵，将统兵之权转移到几位藩王手中，几次征伐北元的战争，军队甚至都要听从晋王和燕王节制，而除了秦晋燕三位拥有战争指挥大权的藩王之外，参与北方军务的还有谷、代、肃、辽、庆、宁王，便是九王驻边的由来，而这些藩王，无一不是领兵出征、娴熟军旅之人，比如说去年秋天，钦天监卜得胡虏将要南侵，皇帝命晋、燕、代、辽、宁、谷王出动都司及护卫军马，严阵以待，最后六王竟合兵十五万，那可是十五万精兵强将啊，虽然最后并没有胡虏南下一事，但是在北方的诸王却无一不是连年统兵，巡防驻边，想想除了秦晋燕这三位藩王，其余六个藩王不过是洪武二十五年才分封出去的，如今都可以领兵作战了，可见军旅之中，如何历练人，而曾负责训练和教导过弟弟们的秦晋燕三王，又当是如何骁勇善战。
而分封在南方的楚王、湘王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二人也帅军征讨过南蛮，俱都获胜。那么诸王的兵马，就像宁王在奏疏中所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手握重兵、如狼似虎的藩王们，在外分镇，就是隐患。
他们会不会老老实实，会不会心甘情愿地向朱允炆这个侄子称臣，也未可知。而朱允炆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在一些所谓的小事上，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种威胁的存在。
比如说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的时候，秦晋燕周齐王奉命来朝，在与叔父们见面的时候，便有一种若有若无地尴尬和恐惧包围着他。这种尴尬先是由于礼仪引起的——因为他是以“皇太孙”的名义入主东宫的，辈分比亲王们低，年纪也小，朝廷专门为此修订了“亲王来朝仪”，规定“在朝行君臣礼，便殿行家人礼”，也就是说，先由几位叔父在朝堂之上对他行八拜的大礼，这是大朝会；常朝则一拜，这是臣子见君的礼节。而在便殿，伯叔兄西向坐，要受他的四拜。
当五位叔父向他行礼的时候，他已经如芒在背惶惶不安了，他发现没有詹事府的人在背后站着，他就找不到一点底气来。他心里那时候就想，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臣位，向侄儿跪拜，他们愿意吗，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怨望的情绪吗？反过来，自己以皇储之尊又要向诸叔四拜，他自己都感到不舒服。
皇上的用意本来很好，为君有为君之道，为臣有为臣之道，要恪守忠义，恪守忠孝，无论有多大功勋，身份有多显赫，君臣之礼不可僭越，这是诸王拜他的原因；而他拜诸王的原因，是因为敦睦九族，讲究亲亲之谊。
这就是“尊尊”和“亲亲”，“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而皇上要的，是亲亲尊尊达到完美的平衡。
但是可能吗？
朱允炆显而易见地感到了不适，他没有从这样的礼仪中得到任何的安全感和对他“君”这个身份的认同。而诸王想必也是一样，匍匐在他脚下的时候，不能很显然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对面受他们八拜又还之四拜的人的身份。
这要是让张昭华来看，她就能认识到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皇帝在这里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性的误判和扭曲。中国古代一直实行“人治”，在断狱的时候甚至人情高于律法，而任何规章、道义都是由人定的，也就必须由人来确认、来遵循。而参见东宫皇储的参拜礼和家人礼截然分开，致使双方在这一场所谓的“明礼之礼”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政治上为君的人，家人中为侄；政治上为臣的人，家人中为叔，就导致了一种什么情况，每当行完礼后，所有人会陷入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之中。
这种心理冲突还有个背景，就是皇帝如今越来越老，权力并不是稳固而是在角逐之中，所有人在政治人格上，是充满了矛盾，也在渐渐异化。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黄子澄道：“忒，差错也。这一句的意思，便是说，他的仪态举止没有差错，便可以成为四方之国的表率，受天下人拥戴。”
黄子澄讲解的时候，就看到太孙若有所思的模样，他便停下来，含蓄地问道：“殿下，臣方才所讲，可是有错谬之处？”
“没有。”朱允炆摇头道：“先生讲得很好，我深得教益。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我今日再读，更有所思。”
他说着对黄子澄微微点了点头，黄子澄心领神会。
于是一个时辰的讲读结束，太孙由詹事府的执事官员簇拥下去了，而黄子澄仍旧坐在文华殿里，他要将刚才所讲的一切讲义重新誊抄一边，呈送皇上，这也是皇上要求的，太孙的所有经讲，都要给他过目。
不过半个时辰，忽然有个小内侍过来，低声道：“黄修撰，太孙请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