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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见叶响做倾听状,继续说道,“矿监不懂堪舆胡乱选址,抽取壮丁强行开矿,又管理不善,造使许多人死于矿中,这是其一;其二,矿监之间相互攀比,争抢地盘,重复征税,所得税银又大多进了宦官的私人口袋。就这样百姓、商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顿了顿,袁可立再喝口水后,说道,“微臣任苏州推官时曾审理过‘湖州案’,其中董家祖上董份官终礼部尚书,其家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可以说富可敌国,案情就不再赘述了。管中窥豹,微臣想说的是,可以从中看出矿监触犯到的各地富户,在朝中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才是许多大臣要求取消矿税的主因。”
叶响摇摇头,“矿税一事,有错可以改,税率也可以调整,人员可以约束,如果因为有弊端就废除,这不是因噎废食吗?况且政府收税天经地义啊,不收税国防开支、基础建设、官员俸禄等哪来的银子啊。嗯,那这些年一共收了多少矿税?”
袁可立与户部尚书李汝华同为河南人,私交甚好,其长孙袁赋诚娶李汝华孙女即贵州都匀府知府梦星公女为妻,是亲家,所以他对税收略有耳闻,“从万历25年到万历34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560余万两,黄金12000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50余万两,黄金1000多两。最近几年的数据不太清楚,但每年也只在这个数之间浮动。”
叶响结合前后一分析,非常气愤,“一个商人年入百万,而国家的税收一年还不及其一半,这……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朝中就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反对理由还有什么?”
最后,袁可立沉默良久,缓缓吐出几个字,“与民争利。”
叶响听袁可立的结论,有些不可思议,这怎么是与民争利呢,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向后倾,双手抱胸,紧紧的盯着袁可立,觉得他变得陌生起来。
袁可立感觉到了储君的防备疏远,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这是大臣们说的,不代表微臣的意思。矿监之弊虽然受损的是哪些富户,但朝中官员多与之有利益纠葛。又比如海禁,实质上也是禁而不止,倭寇猖獗时,往往有地方官员姑息纵容,与倭寇便利的也是哪些富户,这么说殿下明白吗?”
这就是损公肥私,是赤果果的利益纠葛,朝廷征税影响到的是官员的隐性利益,所以才会被各种反对,叶响想通此节,不禁意兴阑珊。为什么呢,收税重点本就应该找有钱人,而不是像崇祯时候一味的把重担压在农民身上。
叶响细思极恐,如果自己收不到足够的银子,那的所谓抱负就是一个笑话,这么一看来,自己将要面对的首要敌人不是远在辽东的建奴,而是整个官僚地主集团等既得利益阶层了。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原来朱由校或许也这么想的,不然文人们不会给他的谥号是“熹”,这熹字虽然本意为炙热或微明,但似乎在影射其重用魏忠贤,有嬉戏的含义。
“除了矿税,还有其他商业税呢?每年大概收入多少?”
袁可立想了想,说道,“还是以万历34年之前10年为例子,这时的商税是整个万历年间最高的,每年征收上来的银子约480万两左右,其中盐茶280万,市舶税5万,关卡通过税90万,营业税100万。”
听到这个数字,叶响再也坐不住,在暖阁内来回踱步,最后话含怒意的问道,“那农业税呢?之前户部说每年税收才380万。”
袁可立似乎体会到叶响的心情,也站起身,“具体得问户部了,微臣仅知道万历初年农业和商业税收入约600万,其中盐税是大头约在250万两左右。”
叶响一听,好嘛,这税收还越收约少了,怒气冲冲对王承恩说道,“王承恩,你就去问问,内帑的银子统计出来没有,这都几天了,如果再统计不出来,我可要杀人了,现在就去。”
王承恩不了解财政状况,一直插不上嘴,听到袁可立的一阵分析,也觉得此中问题很大。此时听叶响吩咐,不二话,赶紧领命去了。
待王承恩走后,叶响拉过袁可立问道,“依爱卿估计,这税收本应收上来多少?”
“微臣保守估计,仅农业税一项就可以收2000万,每年,而且只多不少。”
叶响听到这个数字,和自己估计的差不多,搓着手,再次在屋里转起圈来。前朝各项开支都不缺银子,加上每年还有产出,这东西又不会凭空蒸发掉,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富户手里。
按照后世全国20亿亩耕地为标准,就算未开垦之地再打个折扣算10亿亩,每亩每年征半两银子,那每年仅农业税就有5亿,这缺口太大了。再刨除粮食产量、人口、物价水平等因素,2000万的估计是非常保守的了。
看来明亡得不冤枉,改革势也在必行,叶响转了几圈后站定,直勾勾的盯着袁可立的眼睛,问道,“若让你专门负责税收,你有没有把握?”
袁可立今天本是为徐国权之事而来,没想到一番对话下来,自己却揽上一个不讨好的差事。要知道,如果... -->>
袁可立见叶响做倾听状,继续说道,“矿监不懂堪舆胡乱选址,抽取壮丁强行开矿,又管理不善,造使许多人死于矿中,这是其一;其二,矿监之间相互攀比,争抢地盘,重复征税,所得税银又大多进了宦官的私人口袋。就这样百姓、商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顿了顿,袁可立再喝口水后,说道,“微臣任苏州推官时曾审理过‘湖州案’,其中董家祖上董份官终礼部尚书,其家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可以说富可敌国,案情就不再赘述了。管中窥豹,微臣想说的是,可以从中看出矿监触犯到的各地富户,在朝中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才是许多大臣要求取消矿税的主因。”
叶响摇摇头,“矿税一事,有错可以改,税率也可以调整,人员可以约束,如果因为有弊端就废除,这不是因噎废食吗?况且政府收税天经地义啊,不收税国防开支、基础建设、官员俸禄等哪来的银子啊。嗯,那这些年一共收了多少矿税?”
袁可立与户部尚书李汝华同为河南人,私交甚好,其长孙袁赋诚娶李汝华孙女即贵州都匀府知府梦星公女为妻,是亲家,所以他对税收略有耳闻,“从万历25年到万历34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560余万两,黄金12000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50余万两,黄金1000多两。最近几年的数据不太清楚,但每年也只在这个数之间浮动。”
叶响结合前后一分析,非常气愤,“一个商人年入百万,而国家的税收一年还不及其一半,这……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朝中就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反对理由还有什么?”
最后,袁可立沉默良久,缓缓吐出几个字,“与民争利。”
叶响听袁可立的结论,有些不可思议,这怎么是与民争利呢,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向后倾,双手抱胸,紧紧的盯着袁可立,觉得他变得陌生起来。
袁可立感觉到了储君的防备疏远,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这是大臣们说的,不代表微臣的意思。矿监之弊虽然受损的是哪些富户,但朝中官员多与之有利益纠葛。又比如海禁,实质上也是禁而不止,倭寇猖獗时,往往有地方官员姑息纵容,与倭寇便利的也是哪些富户,这么说殿下明白吗?”
这就是损公肥私,是赤果果的利益纠葛,朝廷征税影响到的是官员的隐性利益,所以才会被各种反对,叶响想通此节,不禁意兴阑珊。为什么呢,收税重点本就应该找有钱人,而不是像崇祯时候一味的把重担压在农民身上。
叶响细思极恐,如果自己收不到足够的银子,那的所谓抱负就是一个笑话,这么一看来,自己将要面对的首要敌人不是远在辽东的建奴,而是整个官僚地主集团等既得利益阶层了。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原来朱由校或许也这么想的,不然文人们不会给他的谥号是“熹”,这熹字虽然本意为炙热或微明,但似乎在影射其重用魏忠贤,有嬉戏的含义。
“除了矿税,还有其他商业税呢?每年大概收入多少?”
袁可立想了想,说道,“还是以万历34年之前10年为例子,这时的商税是整个万历年间最高的,每年征收上来的银子约480万两左右,其中盐茶280万,市舶税5万,关卡通过税90万,营业税100万。”
听到这个数字,叶响再也坐不住,在暖阁内来回踱步,最后话含怒意的问道,“那农业税呢?之前户部说每年税收才380万。”
袁可立似乎体会到叶响的心情,也站起身,“具体得问户部了,微臣仅知道万历初年农业和商业税收入约600万,其中盐税是大头约在250万两左右。”
叶响一听,好嘛,这税收还越收约少了,怒气冲冲对王承恩说道,“王承恩,你就去问问,内帑的银子统计出来没有,这都几天了,如果再统计不出来,我可要杀人了,现在就去。”
王承恩不了解财政状况,一直插不上嘴,听到袁可立的一阵分析,也觉得此中问题很大。此时听叶响吩咐,不二话,赶紧领命去了。
待王承恩走后,叶响拉过袁可立问道,“依爱卿估计,这税收本应收上来多少?”
“微臣保守估计,仅农业税一项就可以收2000万,每年,而且只多不少。”
叶响听到这个数字,和自己估计的差不多,搓着手,再次在屋里转起圈来。前朝各项开支都不缺银子,加上每年还有产出,这东西又不会凭空蒸发掉,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富户手里。
按照后世全国20亿亩耕地为标准,就算未开垦之地再打个折扣算10亿亩,每亩每年征半两银子,那每年仅农业税就有5亿,这缺口太大了。再刨除粮食产量、人口、物价水平等因素,2000万的估计是非常保守的了。
看来明亡得不冤枉,改革势也在必行,叶响转了几圈后站定,直勾勾的盯着袁可立的眼睛,问道,“若让你专门负责税收,你有没有把握?”
袁可立今天本是为徐国权之事而来,没想到一番对话下来,自己却揽上一个不讨好的差事。要知道,如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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