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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影响远不是中日战争和第一次对俄战争所能媲美的。
中日战争虽然签订了条约并且取得了战争赔款，但是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虽然在战争前期日本取得了一时胜利，但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全世界人——都会相信清政府很快便会还以颜色。至于朝鲜和琉球，那本来就是中国的。
而第一次对俄战争压根儿没有签订条约。
重塑民族自尊心一直就是载湉有意无意推动的，碰上这种好机会自然不会放过宣传的力度。这也是为了接下来展开对英国、法国的谈判的一种压力。此时对英谈判中利益最大地海关权力回收问题已经接近收官，但而租界和香港殖民地问题英国人依然态度强硬。
其实也不需要朝廷做什么推动，这样的大事件本来就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毫无例外，所有报纸都铺天盖地的在宣传《中俄条约》。相应的，关于收复中国租借权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最终挑起了国人对英国地仇视。
在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中国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学生、工人开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或是演讲。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对此发表了极为悲观的报道，称如果大英帝国不在在华租界和香港殖民地的问题上予以让步，中国人对英国的仇视情绪“将演变为一场灾难”。
“中国刚刚打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地军事力量早已不是六十年前那么好欺瞒，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势必会将中国推向德国的怀抱，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将会在欧洲爆发战争时直接受到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的威胁。”
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地报道在英国民间引起了巨大反响，但载湉并不想把英国逼到绝路上。
“彻底的倒向德国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应该在欧洲的矛盾中游刃有余的活动，既不靠近德国，也不靠近英国。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将来的竞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对于目前谈判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有选择性的坚持。”
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他最理解目前中国的状况。他认为可以分两个部分和中国进行谈判。
“海关问题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如果不是对赫德本人的感激和信任，清政府早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就可以收回海关权益了。至于租界和香港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放弃租界，而是香港问题暂时拖延下去。”
阿斯奎斯接受了华尔身的建议，最终英国放弃了所有的租界权益和其它在华利益。而清政府则允许英国以租借的形势保留香港港口，作为英国远东舰队的一个驻泊地和贸易*******至于法国方面，因为在中俄战争中法国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以及曾经发出的‘对华动武’的言论，清政府在谈判中的态度自然要强硬的多。
毫无疑问，法国不得不放弃了一切在华权益。但是法国政府还是联合英国政府为俄国盟友做了一点儿贡献——他们促使清政府同意减少了一部分战争赔款。并让清政府同意从现有的占领区撤军。
是的，在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西伯利亚第一集团军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撤兵并撤出了坎斯克，一直退到下乌金斯克以东，让出了图伦以西约四百公里的土地；西伯利亚第二方面军也从尤尔加和巴尔瑙尔撤军，同样让出了大片的被占领土。
事实上，之所以和俄国的谈判能够进行并且谈判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原因就是英、法两国的干涉。
英国和法国既向俄国施压，迫使俄国不得不低头，放弃其在远东和中亚的部分领土，同时承认战争赔款；另一方面，也通过经济和军事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其一系列条件。
收回列强的一切在华利益，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必然的，但是正像载湉所说的，中国不可能彻底的倒向德国——至少是现在——所以清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香港问题只是一方面，事实上英国政府也清楚，清政府要想夺回香港只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以现在中国的海军实力和陆军实力，英国的远东舰队已经不可能再像七十年前一样用武力压服中国了。现在香港的存在只不过是清政府对世界的一种表态。
这一表态只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依然是英国的朋友，进而，也可能是法国的朋友。
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整个秋季始终在想方设法的想要让中国和俄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为此，他们不惜大肆许诺。同样的，英国和法国想要挽回中国人的心，也不可能不作出一些态度。
第一就是为中、俄条约背书。
英、法两国在《中俄纽约条约》上签字，其中的意义本身就代表了愿意为俄国承担部分责任。而且还代表了两国也承认中国对朝鲜半岛、九州岛、吕宋岛、兰芳共和国和南华共和国的绝对统治权力。这一点无疑使中国真正成为南亚的第三方势力，成为和英国、法国平起平坐的殖民帝国——而不像1902年那样，只是英国的跟班儿。
第二则是对华贷款。
打仗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俄国人已经穷的买裤子了，那几百吨黄金已经抵押出去一半儿了，在想从他们身上割一刀肉不现实。但是八千万英镑是绝度不够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更加不可能挽回中国人的心。
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了让战争继续下去，曾提出过愿意以无息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供两亿马克的贷款，并另外提供五亿马克的低息贷款。
而英、法想要战争结束，所提供的条件只能比德国和奥匈帝国高。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影响远不是中日战争和第一次对俄战争所能媲美的。
中日战争虽然签订了条约并且取得了战争赔款，但是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虽然在战争前期日本取得了一时胜利，但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全世界人——都会相信清政府很快便会还以颜色。至于朝鲜和琉球，那本来就是中国的。
而第一次对俄战争压根儿没有签订条约。
重塑民族自尊心一直就是载湉有意无意推动的，碰上这种好机会自然不会放过宣传的力度。这也是为了接下来展开对英国、法国的谈判的一种压力。此时对英谈判中利益最大地海关权力回收问题已经接近收官，但而租界和香港殖民地问题英国人依然态度强硬。
其实也不需要朝廷做什么推动，这样的大事件本来就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毫无例外，所有报纸都铺天盖地的在宣传《中俄条约》。相应的，关于收复中国租借权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最终挑起了国人对英国地仇视。
在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中国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学生、工人开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或是演讲。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对此发表了极为悲观的报道，称如果大英帝国不在在华租界和香港殖民地的问题上予以让步，中国人对英国的仇视情绪“将演变为一场灾难”。
“中国刚刚打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地军事力量早已不是六十年前那么好欺瞒，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势必会将中国推向德国的怀抱，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将会在欧洲爆发战争时直接受到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的威胁。”
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地报道在英国民间引起了巨大反响，但载湉并不想把英国逼到绝路上。
“彻底的倒向德国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应该在欧洲的矛盾中游刃有余的活动，既不靠近德国，也不靠近英国。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将来的竞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对于目前谈判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有选择性的坚持。”
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他最理解目前中国的状况。他认为可以分两个部分和中国进行谈判。
“海关问题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如果不是对赫德本人的感激和信任，清政府早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就可以收回海关权益了。至于租界和香港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放弃租界，而是香港问题暂时拖延下去。”
阿斯奎斯接受了华尔身的建议，最终英国放弃了所有的租界权益和其它在华利益。而清政府则允许英国以租借的形势保留香港港口，作为英国远东舰队的一个驻泊地和贸易*******至于法国方面，因为在中俄战争中法国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以及曾经发出的‘对华动武’的言论，清政府在谈判中的态度自然要强硬的多。
毫无疑问，法国不得不放弃了一切在华权益。但是法国政府还是联合英国政府为俄国盟友做了一点儿贡献——他们促使清政府同意减少了一部分战争赔款。并让清政府同意从现有的占领区撤军。
是的，在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西伯利亚第一集团军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撤兵并撤出了坎斯克，一直退到下乌金斯克以东，让出了图伦以西约四百公里的土地；西伯利亚第二方面军也从尤尔加和巴尔瑙尔撤军，同样让出了大片的被占领土。
事实上，之所以和俄国的谈判能够进行并且谈判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原因就是英、法两国的干涉。
英国和法国既向俄国施压，迫使俄国不得不低头，放弃其在远东和中亚的部分领土，同时承认战争赔款；另一方面，也通过经济和军事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其一系列条件。
收回列强的一切在华利益，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必然的，但是正像载湉所说的，中国不可能彻底的倒向德国——至少是现在——所以清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香港问题只是一方面，事实上英国政府也清楚，清政府要想夺回香港只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以现在中国的海军实力和陆军实力，英国的远东舰队已经不可能再像七十年前一样用武力压服中国了。现在香港的存在只不过是清政府对世界的一种表态。
这一表态只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依然是英国的朋友，进而，也可能是法国的朋友。
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整个秋季始终在想方设法的想要让中国和俄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为此，他们不惜大肆许诺。同样的，英国和法国想要挽回中国人的心，也不可能不作出一些态度。
第一就是为中、俄条约背书。
英、法两国在《中俄纽约条约》上签字，其中的意义本身就代表了愿意为俄国承担部分责任。而且还代表了两国也承认中国对朝鲜半岛、九州岛、吕宋岛、兰芳共和国和南华共和国的绝对统治权力。这一点无疑使中国真正成为南亚的第三方势力，成为和英国、法国平起平坐的殖民帝国——而不像1902年那样，只是英国的跟班儿。
第二则是对华贷款。
打仗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俄国人已经穷的买裤子了，那几百吨黄金已经抵押出去一半儿了，在想从他们身上割一刀肉不现实。但是八千万英镑是绝度不够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更加不可能挽回中国人的心。
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了让战争继续下去，曾提出过愿意以无息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供两亿马克的贷款，并另外提供五亿马克的低息贷款。
而英、法想要战争结束，所提供的条件只能比德国和奥匈帝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