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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子部的假货就更严重了。《吴子》，所载的器具，在春秋时代根本就没有，六朝时期才出现，可以证明，这书肯定不是吴子写的。《列子》写得好，但也是假东西，因为列子是春秋时期的人，不可能出现佛教的东西来，可见，这本书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人假造的。《关尹子》、《孔丛子》肯定是假造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判明。但最令人震惊的，是今天许多国学大师们当教材的，津津乐道的几本书。
《孔子家语》，是三国时期王肃假造。《黄石公三略》、《太公阴符经》都是唐代人假造的。而这三本书，却被今天的一些人奉为至宝，可笑不可笑？
在诸子百家中，有了类阴阳家。但他们的作品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在东汉五斗米教开始盛行时，道家学问开始被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伪造先人典籍也就开始了，到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东晋名士喜欢谈玄论道，有竹林七贤作为标杆。除了政治压抑的原因外，也看出道教世俗化的开端。鲁迅先生在千古名篇《魏晋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一文中，详细描写了所谓竹林七贤的作派。其中所谓的药，就是丹药，炼丹产生的副产品。最开始是以长生不老为目标的，但其功效，却让人着迷。比如，发热，即使在大冬天，也让人奇热无比，所有裸行的狂人。这其实是道教外丹派的产品，流传于世后，有人把它当兴奋剂使用了。晋代以前，中国人喜欢使用草药，在这张仲景的《伤寒杂论》中体现明显，但草药毕竟没有化学药品来得猛烈，在古代，这种化学药品可称为“石”，当然是指自然界中的矿物质，道士们将其炼丹提纯后，就形成了化学药品，按今天的比拟，这就是西药了。西药来得快，这是共识，功效明显，毒副作用也明显，所以搞得竹林七贤疯疯颠颠，他们的所谓灵感，有一种吸毒后的疯狂幻想的成分，根本没有科学和理论价值。但人们就是爱谈论他们的理论，越是不懂的，越是虚无的，就越喜欢。这是追星的效果，没有疯狂，不是铁粉。
他们谈玄论道形成风尚后，就有人附丽于后，编造假的古代所谓典籍，来忽悠人。光忽悠当时的人也就罢了，连今天许多现代人，也被忽悠了。
所谓列子御风而行，列子这个人是否存在还是疑问，更不要说他的神仙事迹了。但可以通过考证证实的是，《列子》这本书是假的。《吴子》号称兵书之祖，但这本书居然出现了八百年后才出现的兵器，那肯定不是吴了写的了。这本书最大的伤害是历代文人，所谓文韬武略，古代科举时，居然把这本书作为基本教材和考试大纲内容，从皇帝到所有读书人，都被骗了。
所谓《太公阴符经》，至今还在道藏内，它确实是唐代人伪造的，根本与周初的姜太公无关。
但，书的造假，并不一定完全没有价值。比如《列子》，写得就比较好，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算得上是佳作。况且，《论语》还有今本和古本的不同，你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吗？只是，原则要分清，著作权要保护。而目前，大量的所谓讲授传统文化的人，根本不从考证中来，根本不从主干中来，就比较可笑了。
那么，古书就不值得尊崇了吗？不尽然。史书假造的少，因为中国古代修史的原则是后朝修前朝的史，弄不明白的少写或者不写，只写明白的事实，这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延续了光荣的传承。这是中华文明的文脉，也是五千年不灭的圣灯。
民国时期，按传统，要为清朝修史。但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文人们几乎安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也凭借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写出了一部扎实的《清史稿》，为什么叫稿，不叫史呢？因为清朝时留下的档案材料太多了，他们还没时间看完，日本人就打来了。没有完成的工作，不能叫严肃的史，所以就加了一个稿字。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清理故宫档案，光皇帝起居注，就有十几万册，要看完，也要几十名专家，穷其一生。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修出清史来，这不是政府不努力，也不是专家不认真，实在是工作量太大了。
最近，对道家感兴趣，主要是这符闹的。但在看道家的东西时，免不了对佛家有所牵扯。道教是东汉年间在中国兴起的，但道家思想却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道教和道家如果不分清楚，学术上的后果非常严重。思想和宗教有本质区别，重要特征在于偶像崇拜。思想，是没有偶像崇拜的，但宗教有。
虽然有区别，但其思想主干大体还是不矛盾的。道教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宗教。在它产生之时，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并以迅速扩展的势头，将刚刚流行的道家，压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了。这是为什么呢？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这得先从道教的思想和发展脉络梳理起。从思想上，如果说老子是在下定义，那么庄子就是打比方。我们可以背诵《道德经》，但穷其一生，也无法真正理解。庄子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些深奥的道理，他深知下定义不如打比方的窍门，于是就编故事打比方，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寓言和雄奇大美的文章，我们开始理解其中的一些道理了。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必然是社会化的，生活化的，也就是把思想在现实中进行试验，据说可以成仙，才出现什么内丹、外丹、符咒等具体化的行为流派。
老子我不懂，但庄子的思想有一个特征，就是极端的相对思想，有早期辩证法的苗头，但相对必须要相联，相联的基因，他没说明白，后人用修道成仙的各种办法，就是对这种相联的尝试，据说有人成功，但确实比较稀少。这是理论与实践连接出了问题，因为理论原先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性和原则，以至于后来良莠不分，真假难辨了。
而佛教就不同了，它从理论上就规定了实践的原则和方向，也直接说出了本教派的特征。比如四念处、比如三法印，最终归结到心：心即是佛。心是无量的，提供了佛教发展的巨大空间。心又是特定的，不能把心外的东西当成根本，又给佛教的实践规定了具体的对象，这确实是一项原则明确、特征明显、操作性强的宗教，所以兴盛起来，肯定的了。
在唐代，最开始皇帝把国教定为道教，是因为老子姓李，皇帝也姓李，皇帝要给自己找一个伟大的祖先，为自己的地位给一个血缘上的答案。但后来，佛教的魅力大放异彩，玄奘大师将这种光彩推向了高潮，以至于皇帝都想把舍利子请进皇帝供奉，这让儒教的韩愈奋不顾身，也让道教的一些人羡慕不已。于是，有人就撰文，说是佛道一体，但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受到了玄奘大师的坚决驳斥，用宏大的理论和巨大的影响力，维护了佛教的纯洁性。
从此，道教再也无法在中国的政治庙堂上占据高峰，被挤压至民间角落，以迷信的方法，求得生存。虽然在明代有一个小高峰，短时间内得到皇帝的垂青，但那也是昙花一现。
我前面说过，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本质上是不信仰宗教的，他们只相信对现实有帮助的东西。当阶层固化时，百姓无力通过正常的渠道改变自身命运时，总想借助神仙的力量，或者说超自然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道教在这个市场中求存，就必须有些鬼神迷信和方术的东西，不然，谁给你饭吃？
我有时想到，儒、道两家，都尊崇易经为基本经典，但却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两个实践样式、完全不同的学术理念，这是为什么呢？
是周易的规定性不明确吗？明明大量的数字规定性，写得很明确的啊？数字的加减乘除，是起卦的方式啊，是量的规定啊。阴阳、正反、体用、生克，是质的规定性啊，就像数字的正负性质，规定得很明白啊。为什么发展出如此巨大差异的运用呢？也许，是周易真的提示了某种宏观的真理，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儒、道，不过是它真理性体现的不同形式而已吧。
我正在思考，被一阵笑声打断，我一回头，妍子在我身边，呆呆地看着我。我问到：“我那么好看？”
“我就喜欢，哥，你看书后想问题，那傻傻的样子，好可爱的，我越看越喜欢。”
“还有这种喜好？”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喜欢我这个样子。
“哥，我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你傻。”
她接着说出的理由，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手机用户请浏览m.69zw.com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西。
子部的假货就更严重了。《吴子》，所载的器具，在春秋时代根本就没有，六朝时期才出现，可以证明，这书肯定不是吴子写的。《列子》写得好，但也是假东西，因为列子是春秋时期的人，不可能出现佛教的东西来，可见，这本书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人假造的。《关尹子》、《孔丛子》肯定是假造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判明。但最令人震惊的，是今天许多国学大师们当教材的，津津乐道的几本书。
《孔子家语》，是三国时期王肃假造。《黄石公三略》、《太公阴符经》都是唐代人假造的。而这三本书，却被今天的一些人奉为至宝，可笑不可笑？
在诸子百家中，有了类阴阳家。但他们的作品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在东汉五斗米教开始盛行时，道家学问开始被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伪造先人典籍也就开始了，到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东晋名士喜欢谈玄论道，有竹林七贤作为标杆。除了政治压抑的原因外，也看出道教世俗化的开端。鲁迅先生在千古名篇《魏晋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一文中，详细描写了所谓竹林七贤的作派。其中所谓的药，就是丹药，炼丹产生的副产品。最开始是以长生不老为目标的，但其功效，却让人着迷。比如，发热，即使在大冬天，也让人奇热无比，所有裸行的狂人。这其实是道教外丹派的产品，流传于世后，有人把它当兴奋剂使用了。晋代以前，中国人喜欢使用草药，在这张仲景的《伤寒杂论》中体现明显，但草药毕竟没有化学药品来得猛烈，在古代，这种化学药品可称为“石”，当然是指自然界中的矿物质，道士们将其炼丹提纯后，就形成了化学药品，按今天的比拟，这就是西药了。西药来得快，这是共识，功效明显，毒副作用也明显，所以搞得竹林七贤疯疯颠颠，他们的所谓灵感，有一种吸毒后的疯狂幻想的成分，根本没有科学和理论价值。但人们就是爱谈论他们的理论，越是不懂的，越是虚无的，就越喜欢。这是追星的效果，没有疯狂，不是铁粉。
他们谈玄论道形成风尚后，就有人附丽于后，编造假的古代所谓典籍，来忽悠人。光忽悠当时的人也就罢了，连今天许多现代人，也被忽悠了。
所谓列子御风而行，列子这个人是否存在还是疑问，更不要说他的神仙事迹了。但可以通过考证证实的是，《列子》这本书是假的。《吴子》号称兵书之祖，但这本书居然出现了八百年后才出现的兵器，那肯定不是吴了写的了。这本书最大的伤害是历代文人，所谓文韬武略，古代科举时，居然把这本书作为基本教材和考试大纲内容，从皇帝到所有读书人，都被骗了。
所谓《太公阴符经》，至今还在道藏内，它确实是唐代人伪造的，根本与周初的姜太公无关。
但，书的造假，并不一定完全没有价值。比如《列子》，写得就比较好，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算得上是佳作。况且，《论语》还有今本和古本的不同，你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吗？只是，原则要分清，著作权要保护。而目前，大量的所谓讲授传统文化的人，根本不从考证中来，根本不从主干中来，就比较可笑了。
那么，古书就不值得尊崇了吗？不尽然。史书假造的少，因为中国古代修史的原则是后朝修前朝的史，弄不明白的少写或者不写，只写明白的事实，这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延续了光荣的传承。这是中华文明的文脉，也是五千年不灭的圣灯。
民国时期，按传统，要为清朝修史。但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文人们几乎安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也凭借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写出了一部扎实的《清史稿》，为什么叫稿，不叫史呢？因为清朝时留下的档案材料太多了，他们还没时间看完，日本人就打来了。没有完成的工作，不能叫严肃的史，所以就加了一个稿字。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清理故宫档案，光皇帝起居注，就有十几万册，要看完，也要几十名专家，穷其一生。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修出清史来，这不是政府不努力，也不是专家不认真，实在是工作量太大了。
最近，对道家感兴趣，主要是这符闹的。但在看道家的东西时，免不了对佛家有所牵扯。道教是东汉年间在中国兴起的，但道家思想却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道教和道家如果不分清楚，学术上的后果非常严重。思想和宗教有本质区别，重要特征在于偶像崇拜。思想，是没有偶像崇拜的，但宗教有。
虽然有区别，但其思想主干大体还是不矛盾的。道教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宗教。在它产生之时，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并以迅速扩展的势头，将刚刚流行的道家，压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了。这是为什么呢？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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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我不懂，但庄子的思想有一个特征，就是极端的相对思想，有早期辩证法的苗头，但相对必须要相联，相联的基因，他没说明白，后人用修道成仙的各种办法，就是对这种相联的尝试，据说有人成功，但确实比较稀少。这是理论与实践连接出了问题，因为理论原先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性和原则，以至于后来良莠不分，真假难辨了。
而佛教就不同了，它从理论上就规定了实践的原则和方向，也直接说出了本教派的特征。比如四念处、比如三法印，最终归结到心：心即是佛。心是无量的，提供了佛教发展的巨大空间。心又是特定的，不能把心外的东西当成根本，又给佛教的实践规定了具体的对象，这确实是一项原则明确、特征明显、操作性强的宗教，所以兴盛起来，肯定的了。
在唐代，最开始皇帝把国教定为道教，是因为老子姓李，皇帝也姓李，皇帝要给自己找一个伟大的祖先，为自己的地位给一个血缘上的答案。但后来，佛教的魅力大放异彩，玄奘大师将这种光彩推向了高潮，以至于皇帝都想把舍利子请进皇帝供奉，这让儒教的韩愈奋不顾身，也让道教的一些人羡慕不已。于是，有人就撰文，说是佛道一体，但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受到了玄奘大师的坚决驳斥，用宏大的理论和巨大的影响力，维护了佛教的纯洁性。
从此，道教再也无法在中国的政治庙堂上占据高峰，被挤压至民间角落，以迷信的方法，求得生存。虽然在明代有一个小高峰，短时间内得到皇帝的垂青，但那也是昙花一现。
我前面说过，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本质上是不信仰宗教的，他们只相信对现实有帮助的东西。当阶层固化时，百姓无力通过正常的渠道改变自身命运时，总想借助神仙的力量，或者说超自然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道教在这个市场中求存，就必须有些鬼神迷信和方术的东西，不然，谁给你饭吃？
我有时想到，儒、道两家，都尊崇易经为基本经典，但却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两个实践样式、完全不同的学术理念，这是为什么呢？
是周易的规定性不明确吗？明明大量的数字规定性，写得很明确的啊？数字的加减乘除，是起卦的方式啊，是量的规定啊。阴阳、正反、体用、生克，是质的规定性啊，就像数字的正负性质，规定得很明白啊。为什么发展出如此巨大差异的运用呢？也许，是周易真的提示了某种宏观的真理，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儒、道，不过是它真理性体现的不同形式而已吧。
我正在思考，被一阵笑声打断，我一回头，妍子在我身边，呆呆地看着我。我问到：“我那么好看？”
“我就喜欢，哥，你看书后想问题，那傻傻的样子，好可爱的，我越看越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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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我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你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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