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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作我
魏晋士人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
《世说新语·品藻》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桓公”是桓温（312—373年），“殷侯”是殷浩（？—356年）。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一文一武，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两个人都出身名门，年龄也差不多，少时还是朋友，但老是暗中较劲。长大后两人的地位名望差不多，都一度大权在握，桓温当了荆州刺史，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重要的两个州了。更巧的是，两人都曾率军北伐，也都没有成功，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且是在桓温之前，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使殷浩郁郁而终。上面的对话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难以考证，比较可能是两人都已冒头，但还没到位高权重的时候。桓温的话明显带有一些挑衅性质，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温，话也说得极漂亮，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外交辞令。
关于殷浩与桓温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说，二人之间也可以做一大堆比较。但这些不是这里要谈的，要谈的是这则故事中殷浩的答语：“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其实这话是不是殷浩说的也不重要，我们只是关注这句话里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所标榜、所张扬的精神。
这话反映了第二章所讲的，在魏晋时代，在士族阶级当中，普遍觉醒了一种个体意识。随着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一个人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即在精神上不同于别人的那点特别的东西。人们在珍视个体生命的同时，也开始珍视自己不同于别人的个性，于是开始萌发一种新的精神，就是欣赏自我、看重个性，并且坚持自我、坚持个性。
今天读《世说新语》，不难发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拿竹林七贤来讲，他们虽然是七个好朋友，却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人生道路。难得的是，他们不仅各自坚持自己的个性，而且能尊重别人的个性；各自选择政治态度与人生道路，也能尊重别人的选择。比如前面讲过，嵇康和山涛是好朋友，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山涛却选择了司马氏。他们选择不同，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性不同。嵇康是一个“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人，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而山涛却是一个气度宽宏、能够和光同尘的人。《世说新语·贤媛》有一个故事。一次嵇康和阮籍来看山涛，山涛的老婆想要观察一下嵇阮二人，便劝山涛留二人在家里过夜，她就躲在隔壁，从墙洞里偷看他们三个聊天相处。后来山涛进去问老婆，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他老婆说，你的才情比不上他们两个，只能以见识和度量与他们交朋友。山涛说，他们两个也常常说我的度量比他们大。《世说新语》里讲山涛跟嵇康、阮籍刚认识便成了好朋友，他们的情谊像兄弟一样“契若金兰”。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能够“契若金兰”呢？因为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高尚、品格正直的人，有了这个基本点，他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互相欣赏，而并不需要去改变对方。山涛欣赏嵇、阮的才情，嵇、阮欣赏山涛的度量，后来各人有各自的选择，连政治道路都相差很远，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我们读了嵇康给山涛的绝交信，以为他们真的绝交了，变成敌人了，其实不然。嵇康临死之时，担心自己的儿子嵇绍年幼无人照顾，竟然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可见他虽然写了绝交信，心里还是把山涛看作最可靠的朋友。他的绝交信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的，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山涛后来果然不负重托，不仅把嵇绍培养成人，而且把他推荐出来做官，后来做到侍中，在八王之乱中为保卫当时的皇帝晋惠帝（司马昭的孙子、司马炎的儿子）而被杀。文天祥被囚狱中时所写的《正气歌》中有“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的句子，“嵇侍中”就是指嵇绍。至于嵇绍值不值得为那个白痴皇帝送命，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是可以再讨论的。
说到嵇康，钟会去拜访他，他理都不理；说到阮籍，如果钟会去看他，他大概会虚与委蛇一番；现在假定钟会去看山涛，我想山涛会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但无论嵇康或阮籍或山涛，都不会跟钟会交朋友，更不会“契若金兰”，主要不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同，根本原因是个性不同，气味不投。嵇、阮、山都是君子，而不必管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钟会却是个小人，也不必管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哪怕钟会像嵇康一样选择了曹氏，他们还是成不了朋友，因为一个终归是君子，一个终归是小人。君子和君子可以交朋友，哪怕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也不妨碍他们互相欣赏和尊重；而君子和小人则无法交朋友，哪怕他们在相同的政治阵营中，仍然免不了内心深处的隔阂与排斥。
还有两对兄弟的故事。一对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康和嵇喜兄弟两个感情很好，在政治上却各走各的路。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嵇喜却是个热衷世事、不甘心被埋没的人，哪怕是司马氏当政，他还是要做官，于是选择向司马氏妥协。大概因为这一点，阮籍不喜欢他，对他翻白眼。吕安也不喜欢他，称他为“凡鸟”。这个故事载于《世说新语·简傲》第四则：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许慎《说文》曰：“鳳，神鸟也，从鸟凡声。”）该则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
不过嵇喜人品并不坏，还是好人，后来官做得不小，也还算个好官。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又是司马氏的爪牙，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玩笑了。
另外一对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戴逵是东晋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文章也写得很好，总之是个才子。他安于清贫，不愿做官，朝廷征他当国子博士（太学教授），他也坚辞不就。戴逵的哥哥戴逯却热衷世事，要建功立业，后来终于做到大司农（九卿之一），而且被封为广陵侯。有一次谢安对戴逯说，你们两兄弟的志向和事业怎么相差这么远？戴逯回答说：“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就是说，我是个俗人，怕穷，我弟弟则像颜回一样，虽然穷，却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
这两对兄弟各人坚持各人的个性，各人走各人的路，却仍然能保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不同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兄弟情谊。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举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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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作我
魏晋士人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
《世说新语·品藻》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桓公”是桓温（312—373年），“殷侯”是殷浩（？—356年）。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一文一武，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两个人都出身名门，年龄也差不多，少时还是朋友，但老是暗中较劲。长大后两人的地位名望差不多，都一度大权在握，桓温当了荆州刺史，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重要的两个州了。更巧的是，两人都曾率军北伐，也都没有成功，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且是在桓温之前，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使殷浩郁郁而终。上面的对话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难以考证，比较可能是两人都已冒头，但还没到位高权重的时候。桓温的话明显带有一些挑衅性质，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温，话也说得极漂亮，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外交辞令。
关于殷浩与桓温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说，二人之间也可以做一大堆比较。但这些不是这里要谈的，要谈的是这则故事中殷浩的答语：“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其实这话是不是殷浩说的也不重要，我们只是关注这句话里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所标榜、所张扬的精神。
这话反映了第二章所讲的，在魏晋时代，在士族阶级当中，普遍觉醒了一种个体意识。随着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一个人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即在精神上不同于别人的那点特别的东西。人们在珍视个体生命的同时，也开始珍视自己不同于别人的个性，于是开始萌发一种新的精神，就是欣赏自我、看重个性，并且坚持自我、坚持个性。
今天读《世说新语》，不难发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拿竹林七贤来讲，他们虽然是七个好朋友，却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人生道路。难得的是，他们不仅各自坚持自己的个性，而且能尊重别人的个性；各自选择政治态度与人生道路，也能尊重别人的选择。比如前面讲过，嵇康和山涛是好朋友，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山涛却选择了司马氏。他们选择不同，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性不同。嵇康是一个“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人，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而山涛却是一个气度宽宏、能够和光同尘的人。《世说新语·贤媛》有一个故事。一次嵇康和阮籍来看山涛，山涛的老婆想要观察一下嵇阮二人，便劝山涛留二人在家里过夜，她就躲在隔壁，从墙洞里偷看他们三个聊天相处。后来山涛进去问老婆，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他老婆说，你的才情比不上他们两个，只能以见识和度量与他们交朋友。山涛说，他们两个也常常说我的度量比他们大。《世说新语》里讲山涛跟嵇康、阮籍刚认识便成了好朋友，他们的情谊像兄弟一样“契若金兰”。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能够“契若金兰”呢？因为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高尚、品格正直的人，有了这个基本点，他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互相欣赏，而并不需要去改变对方。山涛欣赏嵇、阮的才情，嵇、阮欣赏山涛的度量，后来各人有各自的选择，连政治道路都相差很远，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我们读了嵇康给山涛的绝交信，以为他们真的绝交了，变成敌人了，其实不然。嵇康临死之时，担心自己的儿子嵇绍年幼无人照顾，竟然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可见他虽然写了绝交信，心里还是把山涛看作最可靠的朋友。他的绝交信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的，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山涛后来果然不负重托，不仅把嵇绍培养成人，而且把他推荐出来做官，后来做到侍中，在八王之乱中为保卫当时的皇帝晋惠帝（司马昭的孙子、司马炎的儿子）而被杀。文天祥被囚狱中时所写的《正气歌》中有“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的句子，“嵇侍中”就是指嵇绍。至于嵇绍值不值得为那个白痴皇帝送命，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是可以再讨论的。
说到嵇康，钟会去拜访他，他理都不理；说到阮籍，如果钟会去看他，他大概会虚与委蛇一番；现在假定钟会去看山涛，我想山涛会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但无论嵇康或阮籍或山涛，都不会跟钟会交朋友，更不会“契若金兰”，主要不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同，根本原因是个性不同，气味不投。嵇、阮、山都是君子，而不必管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钟会却是个小人，也不必管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哪怕钟会像嵇康一样选择了曹氏，他们还是成不了朋友，因为一个终归是君子，一个终归是小人。君子和君子可以交朋友，哪怕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也不妨碍他们互相欣赏和尊重；而君子和小人则无法交朋友，哪怕他们在相同的政治阵营中，仍然免不了内心深处的隔阂与排斥。
还有两对兄弟的故事。一对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康和嵇喜兄弟两个感情很好，在政治上却各走各的路。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嵇喜却是个热衷世事、不甘心被埋没的人，哪怕是司马氏当政，他还是要做官，于是选择向司马氏妥协。大概因为这一点，阮籍不喜欢他，对他翻白眼。吕安也不喜欢他，称他为“凡鸟”。这个故事载于《世说新语·简傲》第四则：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许慎《说文》曰：“鳳，神鸟也，从鸟凡声。”）该则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
不过嵇喜人品并不坏，还是好人，后来官做得不小，也还算个好官。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又是司马氏的爪牙，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玩笑了。
另外一对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戴逵是东晋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文章也写得很好，总之是个才子。他安于清贫，不愿做官，朝廷征他当国子博士（太学教授），他也坚辞不就。戴逵的哥哥戴逯却热衷世事，要建功立业，后来终于做到大司农（九卿之一），而且被封为广陵侯。有一次谢安对戴逯说，你们两兄弟的志向和事业怎么相差这么远？戴逯回答说：“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就是说，我是个俗人，怕穷，我弟弟则像颜回一样，虽然穷，却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
这两对兄弟各人坚持各人的个性，各人走各人的路，却仍然能保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不同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兄弟情谊。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举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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