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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的另一面：残忍、贪婪与腐败前
面讲到了魏晋时代各个方面的特色，不难发现一个情形，就是无论话题怎么样绕来绕去，总是离不开士族这两个字。的确，士族阶级的兴起是魏晋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造成魏晋时代不同于其前与其后时代的一个最根本原因。魏晋的士族阶级垄断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资源，创造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是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面，士族阶级也同时有新兴进步和残忍腐败的两面。正统的历史学家，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向来都喜欢强调士族阶级残忍腐败的一面，而对士族阶级在历史上的功绩谈得很不够，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前面几章中这方面讲得多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要肯定他们的功绩就无视士族阶级的阴暗面。为了不至于产生这个误会，这一章我就重点来讲讲士族阶级的这一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魏晋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士族阶级是位于塔尖的部分，因此我们就会明了士族阶级所享有的许多特权和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以整个金字塔的广大底层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却并不是当时大多数老百姓所具备的。让我引几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第六章中讲到王戎丧子的故事，山简去看他，说不过是几个月的孩子，为什么如此悲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说的是感情问题，但是隐藏了一个把人分成三类的前提，一类是“圣人”，一类是“我辈”，一类是“最下”。“我辈”在这里其实指的就是士族阶级，尤其是士族阶级中的精英分子，“最下”指的就是广大普通老百姓。在王戎看来，普通老百姓即使在感情问题上也是不能与士族相提并论的。名士们是多情的，并且以此自豪，他们认为普通老百姓则是麻木的，不懂感情的。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著名的清谈家刘惔，曾当过京兆尹，为人以方正著称。《世说新语》有《方正》篇，里面有许多作风“方正”的故事。所谓“方正”，有的时候是讲为人正直，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端架子。有一次刘惔跟好朋友王濛一起在外面走，到了中午还没吃饭，有一个认识刘惔的平民特别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要款待他们两个，刘惔却坚决推辞掉了。王濛说他，正好肚子饿了，人家又盛意邀请，我们就将就点，聊以充饥嘛，干吗要那样推辞掉呢？刘惔回答说：“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小人”在这里指的是普通老百姓，非士族阶级的平民，不是道德意义上讲君子小人的小人，“作缘”就是打交道。刘惔这句话是说，非士族的平民是不可以打交道的，言下之意是这样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或者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魏晋社会里，所谓士庶之分是很严格的，士就是士族阶级，庶就是庶民、平民，非士族阶级，士庶之间是不能通婚的，连往来都很少，用当时的话讲是“士庶天隔”。所以刘惔讲这话并不奇怪，基本上是当时士族阶级的普遍观点，只是刘惔的“原则性”很强，宁可饿肚子也不跟平民打交道。不仅士庶之间，就是士族内部也有高门与寒素之分，两者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例如前面讲到东晋初年的名臣陶侃，父亲是东吴的将军，并非平民出身，但是因为父亲死得早，所以早年孤贫，在士族中属于寒素，就只能在县里做一个小吏。但是陶侃少有大志，不甘心困守故乡，所以努力巴结知名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荐举。有一次同郡名人范逵带了一群仆人去洛阳，路过他家，到他家借宿，他觉得是个好机会，想好好招待一下。可是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幸而他的母亲很贤惠，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换了几斗米，又把房里的木柱砍下来做柴烧，把床上的草垫拿来喂马，使范逵一行受到很好的款待。第二天早上陶侃送范逵上路，送了一百多里还依依不舍。范逵非常感动，到了洛阳后便向当时的大臣荐举陶侃，这样陶侃终于有了做京官的机会。但是直到他被举为孝廉初到洛阳的时候，还有人把他视为“小人”。有一次郎中令杨晫带他去见大官顾荣，坐同一辆车，当时有个叫温雅的吏部郎居然对杨晫说：“你怎么跟小人一起坐车？”陶侃当然不是“小人”（即庶人），只不过出身寒门而已，但在出身高门的温雅看来，也跟“小人”差不多了。
陶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魏晋时期阶级的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出身寒素的士人，如果无人荐举，想有远大的前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平民那就完全没有做官的希望。反过来，那些出身士族高门的人，十八九岁一出来就可以做到尚书郎、秘书郎、黄门郎这样清贵的官，不几年就可以升到高位，甚至有三十多岁头发还没有开始发白就做到三公的，当时叫作“黑头公”。这些出身高门士族的人升官很快，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和特别功劳，完全是借助家族背景，当时叫门地、门资、门庆。《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在《褚渊王俭列传》后评论当时的这种情形，说了几句很中肯很简洁的话：“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大意是，凡清贵之官，都出自门第很好的家庭，这些人只要随大溜，并不需要特别努力，就可以步步高升，做到公卿一级的大官。这就是当时的实情。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这种由血统决定地位的情形，从古至今大抵如此，不过在魏晋六朝的时代，由于士族把持政治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罢了。
以上都是小故事，但是可以看出魏晋时代阶级差别之明显，所以我们讲到士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千万不要误以为魏晋人的生活都是高水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士族阶级在当时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就低估他们的成就。必须明白，人类的社会结构向来都是金字塔形的，直到现代一些发达国家才开始形成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金字塔顶端向下面逐渐扩散的，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最早都是由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所拥有所享受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些文明最终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从而推动人类的进步。
由于严格的士庶之分，魏晋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跟士族阶级相比的，不仅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士族阶级，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中，例如门阀士族中的奴婢阶层，甚至不被当作人看待。西晋时有一个大贵族叫石崇，这个人是出名的奢侈而残忍，《世说新语》里《汰侈》篇的第一则故事就是讲他的：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请客，让美女向客人劝酒，客人如果不喝，说明这个美女魅力不够，就拖出去杀掉。这里的美女就是漂亮的婢女，石崇是他们的主人，说杀便杀，哪里是把她们当... -->>
士族的另一面：残忍、贪婪与腐败前
面讲到了魏晋时代各个方面的特色，不难发现一个情形，就是无论话题怎么样绕来绕去，总是离不开士族这两个字。的确，士族阶级的兴起是魏晋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造成魏晋时代不同于其前与其后时代的一个最根本原因。魏晋的士族阶级垄断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资源，创造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是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面，士族阶级也同时有新兴进步和残忍腐败的两面。正统的历史学家，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向来都喜欢强调士族阶级残忍腐败的一面，而对士族阶级在历史上的功绩谈得很不够，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前面几章中这方面讲得多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要肯定他们的功绩就无视士族阶级的阴暗面。为了不至于产生这个误会，这一章我就重点来讲讲士族阶级的这一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魏晋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士族阶级是位于塔尖的部分，因此我们就会明了士族阶级所享有的许多特权和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以整个金字塔的广大底层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却并不是当时大多数老百姓所具备的。让我引几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第六章中讲到王戎丧子的故事，山简去看他，说不过是几个月的孩子，为什么如此悲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说的是感情问题，但是隐藏了一个把人分成三类的前提，一类是“圣人”，一类是“我辈”，一类是“最下”。“我辈”在这里其实指的就是士族阶级，尤其是士族阶级中的精英分子，“最下”指的就是广大普通老百姓。在王戎看来，普通老百姓即使在感情问题上也是不能与士族相提并论的。名士们是多情的，并且以此自豪，他们认为普通老百姓则是麻木的，不懂感情的。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著名的清谈家刘惔，曾当过京兆尹，为人以方正著称。《世说新语》有《方正》篇，里面有许多作风“方正”的故事。所谓“方正”，有的时候是讲为人正直，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端架子。有一次刘惔跟好朋友王濛一起在外面走，到了中午还没吃饭，有一个认识刘惔的平民特别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要款待他们两个，刘惔却坚决推辞掉了。王濛说他，正好肚子饿了，人家又盛意邀请，我们就将就点，聊以充饥嘛，干吗要那样推辞掉呢？刘惔回答说：“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小人”在这里指的是普通老百姓，非士族阶级的平民，不是道德意义上讲君子小人的小人，“作缘”就是打交道。刘惔这句话是说，非士族的平民是不可以打交道的，言下之意是这样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或者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魏晋社会里，所谓士庶之分是很严格的，士就是士族阶级，庶就是庶民、平民，非士族阶级，士庶之间是不能通婚的，连往来都很少，用当时的话讲是“士庶天隔”。所以刘惔讲这话并不奇怪，基本上是当时士族阶级的普遍观点，只是刘惔的“原则性”很强，宁可饿肚子也不跟平民打交道。不仅士庶之间，就是士族内部也有高门与寒素之分，两者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例如前面讲到东晋初年的名臣陶侃，父亲是东吴的将军，并非平民出身，但是因为父亲死得早，所以早年孤贫，在士族中属于寒素，就只能在县里做一个小吏。但是陶侃少有大志，不甘心困守故乡，所以努力巴结知名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荐举。有一次同郡名人范逵带了一群仆人去洛阳，路过他家，到他家借宿，他觉得是个好机会，想好好招待一下。可是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幸而他的母亲很贤惠，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换了几斗米，又把房里的木柱砍下来做柴烧，把床上的草垫拿来喂马，使范逵一行受到很好的款待。第二天早上陶侃送范逵上路，送了一百多里还依依不舍。范逵非常感动，到了洛阳后便向当时的大臣荐举陶侃，这样陶侃终于有了做京官的机会。但是直到他被举为孝廉初到洛阳的时候，还有人把他视为“小人”。有一次郎中令杨晫带他去见大官顾荣，坐同一辆车，当时有个叫温雅的吏部郎居然对杨晫说：“你怎么跟小人一起坐车？”陶侃当然不是“小人”（即庶人），只不过出身寒门而已，但在出身高门的温雅看来，也跟“小人”差不多了。
陶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魏晋时期阶级的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出身寒素的士人，如果无人荐举，想有远大的前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平民那就完全没有做官的希望。反过来，那些出身士族高门的人，十八九岁一出来就可以做到尚书郎、秘书郎、黄门郎这样清贵的官，不几年就可以升到高位，甚至有三十多岁头发还没有开始发白就做到三公的，当时叫作“黑头公”。这些出身高门士族的人升官很快，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和特别功劳，完全是借助家族背景，当时叫门地、门资、门庆。《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在《褚渊王俭列传》后评论当时的这种情形，说了几句很中肯很简洁的话：“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大意是，凡清贵之官，都出自门第很好的家庭，这些人只要随大溜，并不需要特别努力，就可以步步高升，做到公卿一级的大官。这就是当时的实情。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这种由血统决定地位的情形，从古至今大抵如此，不过在魏晋六朝的时代，由于士族把持政治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罢了。
以上都是小故事，但是可以看出魏晋时代阶级差别之明显，所以我们讲到士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千万不要误以为魏晋人的生活都是高水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士族阶级在当时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就低估他们的成就。必须明白，人类的社会结构向来都是金字塔形的，直到现代一些发达国家才开始形成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金字塔顶端向下面逐渐扩散的，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最早都是由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所拥有所享受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些文明最终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从而推动人类的进步。
由于严格的士庶之分，魏晋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跟士族阶级相比的，不仅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士族阶级，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中，例如门阀士族中的奴婢阶层，甚至不被当作人看待。西晋时有一个大贵族叫石崇，这个人是出名的奢侈而残忍，《世说新语》里《汰侈》篇的第一则故事就是讲他的：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请客，让美女向客人劝酒，客人如果不喝，说明这个美女魅力不够，就拖出去杀掉。这里的美女就是漂亮的婢女，石崇是他们的主人，说杀便杀，哪里是把她们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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