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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市场并不奖励忠肝义胆，致命的人情羁绊
就这样，我又破产了。赔钱当然不好，但在交易中犯致命错误，才真正让人心慌。我得了精神病，紧张烦恼，冷静不下来，想不了事情。也就是说，我的脑子进入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任何投机商都会犯致命的交易错误。一切都不对劲。真的，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恢复理智了。我早就习惯了大手笔的交易，一般都在10万股以上，所以担心小额交易时判断会更加失准。而且，如果只有100股，判断正确似乎也没什么太大价值。习惯了大笔交易中的巨额利润后，我真不知道小笔交易到底该怎么做。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有多无助！
我又破产了，无法采取有力攻势。我负债累累，又错误连连！经过多年失败的锤炼，我曾经越来越成功，但现在的我，比当初在投机行时更穷困潦倒。我对投机游戏有了更深的了解，但还是不太懂如何和人性的弱点过招。你不能指望自己的头脑能像机器一样一直稳定地高效运转。现在我意识到，在别人的影响下和不幸降临时，我根本无法保持淡定。
亏钱从不让我烦恼，一点也不会，但其他问题会，当时就是这样。我仔细研究了这次灾难的细节，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弄清了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如果一个人想在证券市场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彻底了解自己，充分了解自己到底能犯多少个或多少族的错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学习之路。
有时我想，如果一个股票商能学会避免脑子发热，花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很多聪明人犯的严重错误，大抵都可以归于此类。头脑发热是一种病，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代价都非常昂贵，而对华尔街的投机商来说，尤其如此。
我在纽约不太高兴，一直感觉不太好。我不在状态，不想进场。我决定离开，到别处去筹些本钱。我想，换个环境也许能帮我找回自我。所以我再次离开纽约，在遭受重创之后。我的处境比破产更糟糕，因为我欠好几家券商总共十多万的债。
我去了芝加哥，筹到了一点本钱。虽然数额不大，但它意味着我能赚回失去的财富了，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一家我做过业务的券商很相信我的交易能力，为了证明自己的眼光，他们允许我在他们公司做小笔交易。
我开始保守地交易。我不知道如果一直留在那里，现在的我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使我很快离开了芝加哥。这个故事非常不可思议。
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卢修斯·塔克发来的。我很早就认识他，那时他还是证交所一个会员公司的经理，我以前常去他那里交易，但后来就失去联系了。电报上写着：“速回纽约。L.塔克。”
我知道，他已经从共同的朋友那里了解了我的处境，所以一定有什么事找我。我当时没多少钱，如果没必要就不想浪费路费了，所以我没照做，而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收到你的电报了，”我说，“怎么回事？”
“意思就是说，纽约有个富人想见你。”他回答说。
“是谁？”我问，我根本想不到是谁。
“你到了纽约我就告诉你，否则说了也没用。”
“你说他想见我？”
“是的。”
“什么事？”
“如果你回来，他会亲口告诉你的。”卢修斯说。
“如果你不能说，那写行吗？”
“不行。”
“那就直接告诉我。”我说。
“我不想说。”
“好吧，卢修斯，”我说，“告诉我一点就够了：我跑这一趟会是愚蠢的行为吗？”
“当然不，回来定有好处。”
“你就不能透点风吗？”
“不能，”他说，“这样对他不公平，而且，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帮助你。但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回来，而且要快！”
“你确定他要见的人是我吗？”
“就是你，不是别人。快回来，我告诉你。发电报告诉我你坐的哪趟火车，我会去车站接你。”
“好的。”我说，然后挂断了。
我并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但我知道卢修斯不是个坏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芝加哥的收获并不大，所以离开并不伤心。以那种进度，恐怕要等到驴年马月才能赚够做原来那种大生意的本钱。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纽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真的，在火车上我不止一次地担心会白跑一趟，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完全没想到这会是我一生中最诡异的经历。
卢修斯在车站等我，一刻也没耽误，告诉我他受著名的威廉森与布朗证券公司的丹尼尔·威廉森之托来找我。他让卢修斯转告我，他提议一个业务计划，并相信我会接受的，因为对我十分有好处。卢修斯发誓说他对计划内容一无所知。这家公司名声在外，绝不会向我提出什么无理要求的。
丹尼尔·威廉森是公司的元老，公司是埃格伯特·威廉森在70年代创建的，当时公司还没有姓布朗的合伙人，他是好些年后才加盟的。丹尼尔的父亲在职期间，公司规模非常大，后来丹尼尔继承了大笔财产，就基本上没再做别的生意了。公司有一个抵得上一百个普通客户的大客户，他就是威廉森的姐夫阿尔文·马奎德。马奎德是十几家银行和基金公司的董事，还是切萨皮克与大西洋铁路公司的总裁。他是铁路业的第二号詹姆斯·希尔，还是财力雄厚的福特·道森银行集团的发言人和主要人物之一。他生前，人们猜他有5000万～5亿资产，这得看是谁在猜，胆子有多大；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身家2.5亿，都是在华尔街赚的。你瞧，这算个大人物吧！
卢修斯告诉我，他刚刚接受了威廉森与布朗公司为他专设的一个职位，大概是扩大整体业务之类的。公司的业务比较广泛，卢修斯已经说服威廉森先生新开了两家分公司，一家设在纽约的某酒店里，另一家设在芝加哥。我以为他们想让我去芝加哥分部任职，也许是分部经理之类的，那我肯定不干。我没有马上责备卢修斯，心想最好等他们提出来再拒绝。
卢修斯把我带进威廉森的私人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后就匆匆离开了，仿佛不愿在双方都是熟人的法庭上作证一样。我打算先听，然后拒绝。
威廉森先生非常和善，是个十足的绅士，举止优雅，笑容可掬。看得出他善于交朋友，也能拢住人。为什么不呢？他状态极佳，脾气又好。他很有钱，所以人们不会怀疑他有卑鄙的动机。所有这些，加上他受的良好教育和社会阅历，使得他礼貌又友好，不仅友好而且乐于助人。
我没有说话。我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一向会听别人先讲完然后才开口。有人说，已故的国家城市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顺便说一下，他也是威廉森的好友）有个习惯，就是静静地听任何人的提案，面无表情。等人说完后，斯蒂尔曼会继续盯着他，就像对方没说完似的。所以，对方就会觉得必须再说点什么，所以只好接着说。斯蒂尔曼仅靠倾听和凝视，就能使对方主动提出比原方案更有利于银行的条款。
但我保持沉默并不是想诱使对方开出更好的条件，而是我想先把事情了解透彻。让别人把话说完，我就能立刻做出决定，这样就能避免冗长的讨论和无用的争论，可以大量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只要我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可以处理所有的业务提议。但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我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威廉森开始说，我就一直听。他说对我的市场操作早有耳闻，而对我输在自己的强项上——败在棉花上——感到非常遗憾，但也正因为我运气不佳，他才有幸与我见面。他认为我擅长做股票，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不应该离开。
“利文斯顿先生，这就是我们希望和你合作的原因。”他愉快地做出结论。
“怎么合作？”我问。
“让我们做你的券商，”他说，“我的公司希望接你的股票生意。”
“我倒想在你们这儿做，”我说，“可是不行。”
“为什么？”他问。
“我没钱啊。”我回答。
“这不是问题，”他露出友好的微笑说，“我给你钱。”他掏出支票本，开了一张2.5万的支票递给我，抬头是我的名字。
“给我这个干什么？”我问。
“你可以存进自己的银行户头，变成你自己的支票。我希望你在我们公司交易，无论你是输是赢。即使这笔钱输光了，我还会给你再开一张个人支票。所以你不必对这些钱太过节俭，明白吗？”
我很清楚，这家公司业务兴旺、财力雄厚，所以根本不需要强求任何人的生意，更用不着倒贴钱给人做本钱。而且威廉森有点善良过头了，他不是在自家公司让我赊账，而是给了我实实在在的美元。而且这么一来，即使我赖账，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钱的来历，而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在他们公司交易。他甚至还答应，即使亏光了还会继续供应。我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您打算做什么？”我问他。
“很简单，公司需要一个明星客户，以大手笔积极交易闻名。大家都知道你习惯大笔做空，这就是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众所周知，你总玩大手笔的空头。”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说... -->>
第十三章 市场并不奖励忠肝义胆，致命的人情羁绊
就这样，我又破产了。赔钱当然不好，但在交易中犯致命错误，才真正让人心慌。我得了精神病，紧张烦恼，冷静不下来，想不了事情。也就是说，我的脑子进入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任何投机商都会犯致命的交易错误。一切都不对劲。真的，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恢复理智了。我早就习惯了大手笔的交易，一般都在10万股以上，所以担心小额交易时判断会更加失准。而且，如果只有100股，判断正确似乎也没什么太大价值。习惯了大笔交易中的巨额利润后，我真不知道小笔交易到底该怎么做。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有多无助！
我又破产了，无法采取有力攻势。我负债累累，又错误连连！经过多年失败的锤炼，我曾经越来越成功，但现在的我，比当初在投机行时更穷困潦倒。我对投机游戏有了更深的了解，但还是不太懂如何和人性的弱点过招。你不能指望自己的头脑能像机器一样一直稳定地高效运转。现在我意识到，在别人的影响下和不幸降临时，我根本无法保持淡定。
亏钱从不让我烦恼，一点也不会，但其他问题会，当时就是这样。我仔细研究了这次灾难的细节，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弄清了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如果一个人想在证券市场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彻底了解自己，充分了解自己到底能犯多少个或多少族的错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学习之路。
有时我想，如果一个股票商能学会避免脑子发热，花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很多聪明人犯的严重错误，大抵都可以归于此类。头脑发热是一种病，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代价都非常昂贵，而对华尔街的投机商来说，尤其如此。
我在纽约不太高兴，一直感觉不太好。我不在状态，不想进场。我决定离开，到别处去筹些本钱。我想，换个环境也许能帮我找回自我。所以我再次离开纽约，在遭受重创之后。我的处境比破产更糟糕，因为我欠好几家券商总共十多万的债。
我去了芝加哥，筹到了一点本钱。虽然数额不大，但它意味着我能赚回失去的财富了，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一家我做过业务的券商很相信我的交易能力，为了证明自己的眼光，他们允许我在他们公司做小笔交易。
我开始保守地交易。我不知道如果一直留在那里，现在的我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使我很快离开了芝加哥。这个故事非常不可思议。
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卢修斯·塔克发来的。我很早就认识他，那时他还是证交所一个会员公司的经理，我以前常去他那里交易，但后来就失去联系了。电报上写着：“速回纽约。L.塔克。”
我知道，他已经从共同的朋友那里了解了我的处境，所以一定有什么事找我。我当时没多少钱，如果没必要就不想浪费路费了，所以我没照做，而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收到你的电报了，”我说，“怎么回事？”
“意思就是说，纽约有个富人想见你。”他回答说。
“是谁？”我问，我根本想不到是谁。
“你到了纽约我就告诉你，否则说了也没用。”
“你说他想见我？”
“是的。”
“什么事？”
“如果你回来，他会亲口告诉你的。”卢修斯说。
“如果你不能说，那写行吗？”
“不行。”
“那就直接告诉我。”我说。
“我不想说。”
“好吧，卢修斯，”我说，“告诉我一点就够了：我跑这一趟会是愚蠢的行为吗？”
“当然不，回来定有好处。”
“你就不能透点风吗？”
“不能，”他说，“这样对他不公平，而且，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帮助你。但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回来，而且要快！”
“你确定他要见的人是我吗？”
“就是你，不是别人。快回来，我告诉你。发电报告诉我你坐的哪趟火车，我会去车站接你。”
“好的。”我说，然后挂断了。
我并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但我知道卢修斯不是个坏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芝加哥的收获并不大，所以离开并不伤心。以那种进度，恐怕要等到驴年马月才能赚够做原来那种大生意的本钱。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纽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真的，在火车上我不止一次地担心会白跑一趟，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完全没想到这会是我一生中最诡异的经历。
卢修斯在车站等我，一刻也没耽误，告诉我他受著名的威廉森与布朗证券公司的丹尼尔·威廉森之托来找我。他让卢修斯转告我，他提议一个业务计划，并相信我会接受的，因为对我十分有好处。卢修斯发誓说他对计划内容一无所知。这家公司名声在外，绝不会向我提出什么无理要求的。
丹尼尔·威廉森是公司的元老，公司是埃格伯特·威廉森在70年代创建的，当时公司还没有姓布朗的合伙人，他是好些年后才加盟的。丹尼尔的父亲在职期间，公司规模非常大，后来丹尼尔继承了大笔财产，就基本上没再做别的生意了。公司有一个抵得上一百个普通客户的大客户，他就是威廉森的姐夫阿尔文·马奎德。马奎德是十几家银行和基金公司的董事，还是切萨皮克与大西洋铁路公司的总裁。他是铁路业的第二号詹姆斯·希尔，还是财力雄厚的福特·道森银行集团的发言人和主要人物之一。他生前，人们猜他有5000万～5亿资产，这得看是谁在猜，胆子有多大；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身家2.5亿，都是在华尔街赚的。你瞧，这算个大人物吧！
卢修斯告诉我，他刚刚接受了威廉森与布朗公司为他专设的一个职位，大概是扩大整体业务之类的。公司的业务比较广泛，卢修斯已经说服威廉森先生新开了两家分公司，一家设在纽约的某酒店里，另一家设在芝加哥。我以为他们想让我去芝加哥分部任职，也许是分部经理之类的，那我肯定不干。我没有马上责备卢修斯，心想最好等他们提出来再拒绝。
卢修斯把我带进威廉森的私人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后就匆匆离开了，仿佛不愿在双方都是熟人的法庭上作证一样。我打算先听，然后拒绝。
威廉森先生非常和善，是个十足的绅士，举止优雅，笑容可掬。看得出他善于交朋友，也能拢住人。为什么不呢？他状态极佳，脾气又好。他很有钱，所以人们不会怀疑他有卑鄙的动机。所有这些，加上他受的良好教育和社会阅历，使得他礼貌又友好，不仅友好而且乐于助人。
我没有说话。我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一向会听别人先讲完然后才开口。有人说，已故的国家城市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顺便说一下，他也是威廉森的好友）有个习惯，就是静静地听任何人的提案，面无表情。等人说完后，斯蒂尔曼会继续盯着他，就像对方没说完似的。所以，对方就会觉得必须再说点什么，所以只好接着说。斯蒂尔曼仅靠倾听和凝视，就能使对方主动提出比原方案更有利于银行的条款。
但我保持沉默并不是想诱使对方开出更好的条件，而是我想先把事情了解透彻。让别人把话说完，我就能立刻做出决定，这样就能避免冗长的讨论和无用的争论，可以大量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只要我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可以处理所有的业务提议。但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我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威廉森开始说，我就一直听。他说对我的市场操作早有耳闻，而对我输在自己的强项上——败在棉花上——感到非常遗憾，但也正因为我运气不佳，他才有幸与我见面。他认为我擅长做股票，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不应该离开。
“利文斯顿先生，这就是我们希望和你合作的原因。”他愉快地做出结论。
“怎么合作？”我问。
“让我们做你的券商，”他说，“我的公司希望接你的股票生意。”
“我倒想在你们这儿做，”我说，“可是不行。”
“为什么？”他问。
“我没钱啊。”我回答。
“这不是问题，”他露出友好的微笑说，“我给你钱。”他掏出支票本，开了一张2.5万的支票递给我，抬头是我的名字。
“给我这个干什么？”我问。
“你可以存进自己的银行户头，变成你自己的支票。我希望你在我们公司交易，无论你是输是赢。即使这笔钱输光了，我还会给你再开一张个人支票。所以你不必对这些钱太过节俭，明白吗？”
我很清楚，这家公司业务兴旺、财力雄厚，所以根本不需要强求任何人的生意，更用不着倒贴钱给人做本钱。而且威廉森有点善良过头了，他不是在自家公司让我赊账，而是给了我实实在在的美元。而且这么一来，即使我赖账，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钱的来历，而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在他们公司交易。他甚至还答应，即使亏光了还会继续供应。我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您打算做什么？”我问他。
“很简单，公司需要一个明星客户，以大手笔积极交易闻名。大家都知道你习惯大笔做空，这就是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众所周知，你总玩大手笔的空头。”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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