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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错误的史籍，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都名列其中，却偏偏没有这本《三朝辽事实录》。无非就是认为，此书所言所写，其实太过扯淡，毫无价值可言。
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孙承宗在世的时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王在晋简直无耻。
后世的网络上，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加以脑补臆测，杜撰各种情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
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应该这样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写史，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写的观点是对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犹不可信。
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谢老所说的价值，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萨尔浒），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
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其价值就在于“十余年之事，记载甚详”。但是，不等于有记载，就一定是对的。
以王在晋的风格，常常在事实上，玩很多文字游戏，以夸大自己的功劳，贬低对手（主要是孙承宗）。
举一个例子，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晋题：臣因严关墙低土薄，旧边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八九尺，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墙则砖灰坚砌，土则夯杵并加，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錾濠，濠外掘品字沟，沟中下暗签，沟外间一摆空营，众工毕举，窃意计期可成，又于八里铺筑新边，已完土墙二百余丈，臣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三朝辽事实录》。
按照王在晋的说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几里未修，旧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墙二百余丈，三十七里新城，不过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还都是土墙，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砖。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而且，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
但是，他就敢说城墙“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则“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几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关外岌岌可危，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
走马上任之时，也是关外抚顺、清河、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可是他干不久，又被罢官了，接任的是袁应泰。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所以深沟高壑，竖壁清野，结果干下来，继续丢了辽阳，丢了沈阳。
看来看去，明廷觉得，还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辽东经略，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
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应该守而后战，站稳脚根再开战。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也就是“三方布置”策。
王化贞呢？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迷之自信，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一举荡平”之。
巡抚这个职务，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是逐步演变成军、政、民务啥都可以管。能廷弼的经略也不过是啥都可以管，明朝在辽东的经抚权力严重重合。
王化贞在广宁前线，关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里，他不认可什么三方布置，不听你的。熊廷弼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任由王化贞去荡平，最后荡平的结果，当然是王化贞败的很难看，整个广宁重镇都丢了，率残兵逃回。熊廷弼率亲属五千兵接应，退回山海关。
接下来的问题是辽东经略的人选，本来是解经邦，解经邦不敢去，被罢官削籍。
接着轮到了王在晋，王在晋也不敢去，苦苦推辞，那罢官和经略你选一个，没办法，最后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时候王在晋跟满朝大臣又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成迷之不自信，认为关外必不可守。
那要守哪里呢？当然是山海关。
王在晋提议，修建八里铺重关，就是在山海关外，离关八里的一个地方再建一道关隘。变成两重重关，两层乌龟壳，这样似乎更保险。
这时候，从福建邵武县令进京述职转，并迁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崇焕，一个人跑到山海关巡查了一次，扬言“与我兵马钱谷，我一人独守此”。勇气可嘉，王在晋提拔为永平兵备道，协助他修城。
刚开始修了不久，袁崇焕觉得不对呀，关外奴尔哈赤根本没有能力一下子占领大片领土，继续推进。十三山的难民还在锦州附近坚持抵抗呢，朝廷完全可以把战线往前推进，直接修守远筑城，战局更加主动。所以就提出反对意见，甚至绕过上司王在晋，把这个意见直接写信给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对此也很重视，这才有了孙承宗当朝受命，替叶向高阅关。
所谓争论，其实是孙承宗到了关上，质问王在晋几个问题。孙承宗：你说在关外再筑新关，那新的关隘是山海关分兵驻守，还是另外征兵呢？王在晋：另外征兵四万，驻守新关。
孙承宗：那就是新城旧城不到八里的距离内有八万兵，而且还有一片石西北也要设兵。
那两城中间的空地怎么处置呢？王在晋：埋设地雷，防止前城兵溃。
孙承宗：新旧两城中间埋了地雷，那是为了阻挡敌人还是给新城的兵准备的呢？
如果新的城可以守住，那还用旧城干嘛？如果新城守不住，那这些守兵退回到旧城城下，你是开关把他们放进旧城呢，还是闭关守城，放弃这些士兵呢？王在晋：我在新城内又建了三座山寨，可以为新城的兵退守计。
孙承宗：仗还没打，你就建了三座山寨，准备让他们撤，那不是让他们撤吗？如果撤下来，溃兵可以进，敌兵就不能进么？也不想恢复领土，而是划地而守，照你这么个玩法，山海关还有宁日吗？王在晋：…………这一次质问（争论）的最后，是王在晋没有任何语言可以组织应答。
然后，是朝廷议论守哪里好，阎鸣泰主张守觉岛，袁崇焕主张守宁远，王在晋及其它人主张守广宁中前所（宁前）。
最后，孙承宗是采纳了袁崇焕的主张。这个过程很简单，王在晋对可能出现的战局形势根本毫无预案，被孙承宗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
看看王在晋自己怎么说的：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人设。且北山南水，既无为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人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
经臣曰：于山建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三朝辽事实录》。
如果没有对照，王在晋完全把最后孙承宗否定他设三道关的质问省略，变成了孙承宗对他这个方案没有任何回应。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
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厉其必死之气。臣无以应。——《孙承宗集·以守修战疏》。
孙承宗的意思显然对王在晋没话可说。而王在晋却把“臣无以应”这几个字提到前面去了，变成孙承宗无法回答了。这当然不是事实。
很明显，孙承宗怼王在晋的话，最后关于溃兵的问题，王在晋是不会写进自己的书里的。
相反，《明史》等书记载的不是“无以应”原文，而是“在晋无以难”反而更加体现史实。整本书太多歪曲手段了，孟森评之曰：“其拉杂挂漏，非为详当时之事变计，乃其自为攘功掩罪计。”可谓精到，对古人毫不留情面。
哪一种方案对，守八里铺还是守宁远？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领土主权、军事策略、筑城费用。1、领土主权首先，明朝比起今天，的确没那么迫切的领土主权的诉求，但这不等于领土主权不重要。是战争服从于领土诉求，还是领土主权服从战争胜负？关外被后金一步一步的蚕食，才使得奴尔哈赤不断的壮大。宁远离山海关，再怎么说也还有二百里的江山，从后来袁崇焕可以从容筑城，再后来赵率教在锦州屯田，奴尔哈赤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进击至辽河以西。打都没打，就放弃领土，把自己躲在两重关隘之后，这是哪门子的军事策略？2、军事策略建八里铺重关的争议，根本不是主攻还是主守的问题，而是明朝此时的形势一定要守，是守宁远还是守山海关的问题。我建议网络军事家们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关宁锦防线，是辽西的一条走廊，北面大片是山地，根本无法行军，南面是海。后金如何推进到山海关，沿线四百里的补给成为问题。反观明朝，则可以很好的解决。因为明朝有水师，登莱水师可以把山东、天津的补给从海路运输至觉华岛，至辽河，进而补给锦州大凌河一带据点。为什么选宁远，就是因为存在觉华岛这个依托，可以互为犄角，退可守，进可攻。
修筑费用从实际筑城的费用来看，王在晋的策略也是劳民伤财。
对比一下重关和宁远的费用：王在晋的八里铺重关真的省钱么？
王在晋的提议，八里铺重关是：“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
对比一下后来用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关剩下的钱修的宁远城，其“城壁外用青砖，内用石块砌成。南北长826米，东西宽804米，顶宽5米，底宽6.5米，高10米，周长3260米。”
后来袁崇焕重修：“三年九月，崇焕至，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为关外一重镇。”
修一条长度是宁远城大约五倍的重关，且问钱省到哪里去？
那守兵呢，是不是比原来更省，也不是。
孙承宗当时恰恰有问起这个问题，王在晋说同另外再征召四万兵，也就是原来的兵饷并没有减，要额外增加这四万兵的费用。
且不说这四万新兵是否可战，且问这又哪里来的省钱？
另外再增加四万的兵，原来的兵还是原来的兵并没有增减，能省钱么？
因为筑了宁远城，所以后来形成了关宁锦防线。
因为关宁锦防线要花钱，所以明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因为明朝被关宁锦拖累，所以无力剿匪，最后导致灭亡。
孙承宗袁崇焕之流，实在也是做了很多浪费无能的事情。大概这些人的想法，一看到筑城，就马上工程承包，豆腐渣工程之类的想法跃然而上，以为筑城象现在这样的基础建设，要花很多很多钱。
实际上，筑城在当时主要是靠劳力，而劳力主要来自于班军。
明代中后期，京军颓败以后，就从山东河南等地调军拱卫京师，分春秋两班，是为班军。班军到了京城，也无事可干，就大量的被调去修陵寝，修城防。
到了辽事起，又大量调去修防御工事。
甚至到了高第上任的时候，朝廷有人建议调四万班军入关修陵，高第不同意，坚持八万班军都部署在关外继续修建。
因为是调地方的军队，粮饷由地方供应，朝廷只负责发放盐菜银（一种补贴），普通是每月三钱（差不多工匠的工钱），最多的时候九钱。一句话，就是省钱。
之所以花钱，是因为关宁锦防线不仅可以防守，还可以进攻。
明朝一心想着收复辽东失地，要复辽，就要征兵，征全国四方的强兵，甚至从广西、福建等边远的地区征调。
所以征兵的成本越来越多，军事成本居高不下。
除了征兵还要买马，还在造器械，造火器。在这个基础上，孙承宗袁崇焕给明朝留下了十五万多的关宁军。那征兵复辽就需要花钱，这钱有出处吗？有。明朝自萨尔浒以后，不久，原来征收的辽饷一下子定额就提高到520万两，也就是说，每年针对辽东，都有520万两的预算。
王在晋筑八里重关需要多少钱？93万两。
正经的事情不干，省下的钱准备干嘛用？以明朝的性子，这钱肯定就不知道填了哪个窟窿，最后也是败光了。
关宁锦防线之所以花钱，那是因为征兵复辽的军费，是粮和饷需要增加，不是因为是攻是守哪种更省钱，更不是守哪里更省钱的问题。
袁崇焕之所以会问韦宝这个问题，就是想要搞清楚韦宝的‘政治立场’！
韦宝当然清楚袁崇焕的目的，所以模棱两可，说的滴水不漏，效果非常好。
没有别的，只因为韦宝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这段历史，后世已经能够看的很清楚了，至少，是站在宏观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文龙又拍了拍巴掌，“韦公子说的好，我与韦公子的看法一样，就是要以现在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困死建奴！”
袁崇焕也点头，对于韦宝的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王在晋的厌恶，而感到满意，觉得韦宝至少在政治立场上，跟自己是站在一边的！“韦公子的确说的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坚持按照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去做！”
韦宝呵呵一笑，看了看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毛文龙，又看了看转而轻松愉快了的袁崇焕，暗忖，人和人之间，其实还是很容易找到共同点，找到让彼此开心的事情的嘛。
有明显错误的史籍，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都名列其中，却偏偏没有这本《三朝辽事实录》。无非就是认为，此书所言所写，其实太过扯淡，毫无价值可言。
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孙承宗在世的时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王在晋简直无耻。
后世的网络上，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加以脑补臆测，杜撰各种情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
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应该这样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写史，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写的观点是对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犹不可信。
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谢老所说的价值，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萨尔浒），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
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其价值就在于“十余年之事，记载甚详”。但是，不等于有记载，就一定是对的。
以王在晋的风格，常常在事实上，玩很多文字游戏，以夸大自己的功劳，贬低对手（主要是孙承宗）。
举一个例子，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晋题：臣因严关墙低土薄，旧边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八九尺，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墙则砖灰坚砌，土则夯杵并加，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錾濠，濠外掘品字沟，沟中下暗签，沟外间一摆空营，众工毕举，窃意计期可成，又于八里铺筑新边，已完土墙二百余丈，臣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三朝辽事实录》。
按照王在晋的说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几里未修，旧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墙二百余丈，三十七里新城，不过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还都是土墙，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砖。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而且，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
但是，他就敢说城墙“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则“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几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关外岌岌可危，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
走马上任之时，也是关外抚顺、清河、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可是他干不久，又被罢官了，接任的是袁应泰。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所以深沟高壑，竖壁清野，结果干下来，继续丢了辽阳，丢了沈阳。
看来看去，明廷觉得，还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辽东经略，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
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应该守而后战，站稳脚根再开战。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也就是“三方布置”策。
王化贞呢？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迷之自信，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一举荡平”之。
巡抚这个职务，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是逐步演变成军、政、民务啥都可以管。能廷弼的经略也不过是啥都可以管，明朝在辽东的经抚权力严重重合。
王化贞在广宁前线，关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里，他不认可什么三方布置，不听你的。熊廷弼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任由王化贞去荡平，最后荡平的结果，当然是王化贞败的很难看，整个广宁重镇都丢了，率残兵逃回。熊廷弼率亲属五千兵接应，退回山海关。
接下来的问题是辽东经略的人选，本来是解经邦，解经邦不敢去，被罢官削籍。
接着轮到了王在晋，王在晋也不敢去，苦苦推辞，那罢官和经略你选一个，没办法，最后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时候王在晋跟满朝大臣又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成迷之不自信，认为关外必不可守。
那要守哪里呢？当然是山海关。
王在晋提议，修建八里铺重关，就是在山海关外，离关八里的一个地方再建一道关隘。变成两重重关，两层乌龟壳，这样似乎更保险。
这时候，从福建邵武县令进京述职转，并迁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崇焕，一个人跑到山海关巡查了一次，扬言“与我兵马钱谷，我一人独守此”。勇气可嘉，王在晋提拔为永平兵备道，协助他修城。
刚开始修了不久，袁崇焕觉得不对呀，关外奴尔哈赤根本没有能力一下子占领大片领土，继续推进。十三山的难民还在锦州附近坚持抵抗呢，朝廷完全可以把战线往前推进，直接修守远筑城，战局更加主动。所以就提出反对意见，甚至绕过上司王在晋，把这个意见直接写信给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对此也很重视，这才有了孙承宗当朝受命，替叶向高阅关。
所谓争论，其实是孙承宗到了关上，质问王在晋几个问题。孙承宗：你说在关外再筑新关，那新的关隘是山海关分兵驻守，还是另外征兵呢？王在晋：另外征兵四万，驻守新关。
孙承宗：那就是新城旧城不到八里的距离内有八万兵，而且还有一片石西北也要设兵。
那两城中间的空地怎么处置呢？王在晋：埋设地雷，防止前城兵溃。
孙承宗：新旧两城中间埋了地雷，那是为了阻挡敌人还是给新城的兵准备的呢？
如果新的城可以守住，那还用旧城干嘛？如果新城守不住，那这些守兵退回到旧城城下，你是开关把他们放进旧城呢，还是闭关守城，放弃这些士兵呢？王在晋：我在新城内又建了三座山寨，可以为新城的兵退守计。
孙承宗：仗还没打，你就建了三座山寨，准备让他们撤，那不是让他们撤吗？如果撤下来，溃兵可以进，敌兵就不能进么？也不想恢复领土，而是划地而守，照你这么个玩法，山海关还有宁日吗？王在晋：…………这一次质问（争论）的最后，是王在晋没有任何语言可以组织应答。
然后，是朝廷议论守哪里好，阎鸣泰主张守觉岛，袁崇焕主张守宁远，王在晋及其它人主张守广宁中前所（宁前）。
最后，孙承宗是采纳了袁崇焕的主张。这个过程很简单，王在晋对可能出现的战局形势根本毫无预案，被孙承宗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
看看王在晋自己怎么说的：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人设。且北山南水，既无为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人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
经臣曰：于山建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三朝辽事实录》。
如果没有对照，王在晋完全把最后孙承宗否定他设三道关的质问省略，变成了孙承宗对他这个方案没有任何回应。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
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厉其必死之气。臣无以应。——《孙承宗集·以守修战疏》。
孙承宗的意思显然对王在晋没话可说。而王在晋却把“臣无以应”这几个字提到前面去了，变成孙承宗无法回答了。这当然不是事实。
很明显，孙承宗怼王在晋的话，最后关于溃兵的问题，王在晋是不会写进自己的书里的。
相反，《明史》等书记载的不是“无以应”原文，而是“在晋无以难”反而更加体现史实。整本书太多歪曲手段了，孟森评之曰：“其拉杂挂漏，非为详当时之事变计，乃其自为攘功掩罪计。”可谓精到，对古人毫不留情面。
哪一种方案对，守八里铺还是守宁远？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领土主权、军事策略、筑城费用。1、领土主权首先，明朝比起今天，的确没那么迫切的领土主权的诉求，但这不等于领土主权不重要。是战争服从于领土诉求，还是领土主权服从战争胜负？关外被后金一步一步的蚕食，才使得奴尔哈赤不断的壮大。宁远离山海关，再怎么说也还有二百里的江山，从后来袁崇焕可以从容筑城，再后来赵率教在锦州屯田，奴尔哈赤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进击至辽河以西。打都没打，就放弃领土，把自己躲在两重关隘之后，这是哪门子的军事策略？2、军事策略建八里铺重关的争议，根本不是主攻还是主守的问题，而是明朝此时的形势一定要守，是守宁远还是守山海关的问题。我建议网络军事家们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关宁锦防线，是辽西的一条走廊，北面大片是山地，根本无法行军，南面是海。后金如何推进到山海关，沿线四百里的补给成为问题。反观明朝，则可以很好的解决。因为明朝有水师，登莱水师可以把山东、天津的补给从海路运输至觉华岛，至辽河，进而补给锦州大凌河一带据点。为什么选宁远，就是因为存在觉华岛这个依托，可以互为犄角，退可守，进可攻。
修筑费用从实际筑城的费用来看，王在晋的策略也是劳民伤财。
对比一下重关和宁远的费用：王在晋的八里铺重关真的省钱么？
王在晋的提议，八里铺重关是：“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
对比一下后来用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关剩下的钱修的宁远城，其“城壁外用青砖，内用石块砌成。南北长826米，东西宽804米，顶宽5米，底宽6.5米，高10米，周长3260米。”
后来袁崇焕重修：“三年九月，崇焕至，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为关外一重镇。”
修一条长度是宁远城大约五倍的重关，且问钱省到哪里去？
那守兵呢，是不是比原来更省，也不是。
孙承宗当时恰恰有问起这个问题，王在晋说同另外再征召四万兵，也就是原来的兵饷并没有减，要额外增加这四万兵的费用。
且不说这四万新兵是否可战，且问这又哪里来的省钱？
另外再增加四万的兵，原来的兵还是原来的兵并没有增减，能省钱么？
因为筑了宁远城，所以后来形成了关宁锦防线。
因为关宁锦防线要花钱，所以明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因为明朝被关宁锦拖累，所以无力剿匪，最后导致灭亡。
孙承宗袁崇焕之流，实在也是做了很多浪费无能的事情。大概这些人的想法，一看到筑城，就马上工程承包，豆腐渣工程之类的想法跃然而上，以为筑城象现在这样的基础建设，要花很多很多钱。
实际上，筑城在当时主要是靠劳力，而劳力主要来自于班军。
明代中后期，京军颓败以后，就从山东河南等地调军拱卫京师，分春秋两班，是为班军。班军到了京城，也无事可干，就大量的被调去修陵寝，修城防。
到了辽事起，又大量调去修防御工事。
甚至到了高第上任的时候，朝廷有人建议调四万班军入关修陵，高第不同意，坚持八万班军都部署在关外继续修建。
因为是调地方的军队，粮饷由地方供应，朝廷只负责发放盐菜银（一种补贴），普通是每月三钱（差不多工匠的工钱），最多的时候九钱。一句话，就是省钱。
之所以花钱，是因为关宁锦防线不仅可以防守，还可以进攻。
明朝一心想着收复辽东失地，要复辽，就要征兵，征全国四方的强兵，甚至从广西、福建等边远的地区征调。
所以征兵的成本越来越多，军事成本居高不下。
除了征兵还要买马，还在造器械，造火器。在这个基础上，孙承宗袁崇焕给明朝留下了十五万多的关宁军。那征兵复辽就需要花钱，这钱有出处吗？有。明朝自萨尔浒以后，不久，原来征收的辽饷一下子定额就提高到520万两，也就是说，每年针对辽东，都有520万两的预算。
王在晋筑八里重关需要多少钱？93万两。
正经的事情不干，省下的钱准备干嘛用？以明朝的性子，这钱肯定就不知道填了哪个窟窿，最后也是败光了。
关宁锦防线之所以花钱，那是因为征兵复辽的军费，是粮和饷需要增加，不是因为是攻是守哪种更省钱，更不是守哪里更省钱的问题。
袁崇焕之所以会问韦宝这个问题，就是想要搞清楚韦宝的‘政治立场’！
韦宝当然清楚袁崇焕的目的，所以模棱两可，说的滴水不漏，效果非常好。
没有别的，只因为韦宝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这段历史，后世已经能够看的很清楚了，至少，是站在宏观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文龙又拍了拍巴掌，“韦公子说的好，我与韦公子的看法一样，就是要以现在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困死建奴！”
袁崇焕也点头，对于韦宝的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王在晋的厌恶，而感到满意，觉得韦宝至少在政治立场上，跟自己是站在一边的！“韦公子的确说的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坚持按照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去做！”
韦宝呵呵一笑，看了看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毛文龙，又看了看转而轻松愉快了的袁崇焕，暗忖，人和人之间，其实还是很容易找到共同点，找到让彼此开心的事情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