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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行，说他是胡闹也管，反正在那个时代中，“南山”被认为有着特殊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至高者”。
（顺便说一下，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人解陶诗“悠然见南山”句实非隐逸，而是“身在江湖、心怀帝阙”的忠贞表现……）
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那首诗，就实在太过刺眼了。
南山、芜秽、不治！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以“南山”指皇帝，以“芜秽”代佞臣的平台，那么，这首诗，简直就是在指着帝京骂街啊！你个皇帝当的是个毛啊，在朝为官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以此两句，治一个“大逆不道”，就走遍天下，也决然是个铁狱！
（至此，我们也大致能够领会前人何以说辛诗有取罪之道，以《骚》解之，则怨刺之情，溢于言表，“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句之怫赵构，实非无因。）
……这件事，一向被认为是我国“诗祸”的起源。两千年文祸纠结，自兹而始。同时，它本身又确立了文祸事件中的一个大类，凿《诗》取典，以比定罪！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从谢灵运“池塘生春水”，到苏轼的“纷纷不足愠”，不知多少诗家文士，栽倒于斯。
***************
谢灵运，李白最欣赏的诗人之一，白诗中多次出现的“谢公”、“谢客”、“康乐”都是他。他是陈郡谢家后人，由晋入宋，数为外郡太守，复以事流广州，而竟以反罪见杀。
在永嘉太守的任上，他作有《登池上楼》一诗。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占，无闷征在今”
这是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更为人称颂，宋吴可甚至赞之为“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名句”二字，当之无愧。
……但是，这两句诗却也成了他的死因之一。唐人尝以为“‘池塘’、‘园柳’二语托讽深重，为广州之祸张本”。
为什么呢？
解读是这样的：“‘池塘’者，泉川潴溉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风》所纪，一虫鸣则一侯变；今曰‘变鸣禽’者，侯将变也。”
（顺便说一下，如果去百度上面那段话，很多地方都会把这个解读解释为王安石所作，包括一些研究谢灵运的书籍甚至也这样记载，但实在说，那是读书不细的缘故。最早的一处记载其实是说，某人向王安石请教，为什么说谢灵运因诗取祸呢？于是王安石就告诉他说，前人已经有很细致的分析了，然后复述了上面那段话，于是“人服其能”，就是非常佩服王安石的博闻强记。之后辗转抄录，因为原作者实在没什么地位没什么名气，最后居然传成了荆公穿凿如此，也实在让人无语的很。）
《豳风》，指得就是《国风*豳风》，一虫鸣则一侯变，出自对其中《七月》诗的注解。宋主以臣子而代君上，以寒族而主帝位，对什么“王泽竭”、“鸣侯变”之类的东西不要太敏感，再加上谢灵运自己又是个好高骛远的大嘴巴，又焉得不死？
（康乐虽亡，诗名却已播于天下，更开谢门诗路，自兹才人代出。后人论及王谢世家，每言“王书谢诗”，则谢家之能与王家相持齐名，非赖谢安之于王导，亦赖谢客之于右军多矣！）
严格说起来，谢灵运其实或者冤枉，他是个纵情姿肆的人，毁誉皆当人前，而且自视极高，就和李白似的……你说他在喝酒时抛白眼说风凉话我都信，你说他专门费心写首藏典诗来骂人……他听到怕是要嗤之以鼻的，写诗骂谁？老刘家？他们也配？！
（当然，这种脾气让人知道后，倒是更要杀他的啊……）
（顺便，在历史上，谢灵运之所以自临川徙穗，也和诗祸有关。他有一首诗写“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被仇人访知，上告朝廷，指其“胸怀异志”，以是发案）
（顺便的顺便，为这首诗倒霉的人还远不止一个谢灵运……）
（东魏静）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荀济知帝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谋诛澄。大器，鸷之子也。帝谬为敕问济曰：“欲以何日开讲？”乃诈于宫中作土山，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嫔辈所为。”欲杀胡夫人及李嫔。帝正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壬辰，烹济等于市。
谢公早亡，若知北朝有知音如此，又当，何感？
***************
谢康乐可能是冤枉，但苏胡子，他倒真是不折不扣的活该。
元丰二年，九月廿三，大宋御史台“乌台专案组”的官员们正在紧张的工作着，细读一篇又一篇正在被不断发现、收缴来的文稿，室内摆满了书架和典籍，每名官员手边还都有很高一堆，每翻一页文稿，他们就会停下来，蹙眉苦思，或者迅速的打开一本书检阅，若有所发现，就会在一边高兴的低声呼叫着，一边很快的作出摘录。虽然已经入秋了，但高强度的工作，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仍然使他们的额头都为细密汗珠覆盖，时不时，还会出现这样的低声对话：
“这大胡子，用个平易些的典故会死么！”
“你能遇到僻典就该偷笑了……上次那首诗，我们是连佛典道藏都查过了一遍也没找到出处，只好拉下脸去问他，结果你猜胡子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
“是他自己编的！”
“%^*#$%！”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突然，有人惊喜的高叫起来：“哈哈，我找到啦，找到啦，大胡子用的是诗经的典故，这家伙，他把当朝相爷们全都骂进去啦！”
……
很快，面对审讯者的逼问，苏轼悻悻的承认，他们，又找到了一把小飞刀。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佳谷卧风雨，莫秀登我常。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这首诗的问题出在那里呢？最后两句：“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苏轼化用《诗经》，藏“群小”于文内，骂众臣于无形，算得犀利，只可惜，宋朝是一个文化空前发达的社会，就算在“奸佞”阵中，也不乏一流的大文人大学士，这把飞刀虽然隐蔽，却到底还是被找了出来。
***************
以《诗》获罪者中，案主名气较大的，除谢苏外，还有薛道衡之“鱼藻”案，张商英之“嘉禾”案，吴元美之“鸣条”案等，但三人事情分别记于《文祸—若个才人真绝代》、《文祸--党争：王与马》和《文祸--临安十八年》中，此处且不展开。
……不过，张缙彦之“将明”案，倒是一定要说说的，盖斯事非止可怜可笑，更足见两代文治之别。
说起来，能以《诗经》治罪，其实也非易事，能拈出个中机巧的，也必是饱读诗书，更能融会贯通的学人，唯至入清，却变了样子。
清顺治十七年，“甄三品员”，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被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所劾，罪为“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就是说：主子哪，姓张的给刘正宗诗集写序，夸他是“将明之才”哩！这个心意，太阴险太狠毒了哇！奴才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啊啊啊！啥，主子您说汉官可自称“臣”？别介啊主子，我虽然不幸长了一张汉皮，但里面裹的，可实实在在是颗满心啊！您看这膝盖里面，他连骨头都没长啊！
这个事情的前后背景要详细展开，那要从顺治年间汉官的南北党争讲起，此处不赘，只解说这四个字。
“将明之才”里，“将”和“明”是两个独立的动词，一指执行，就是执行力。一指辩明，就是判断力。两字连用是个专有典故，专指“辅佐皇帝的英才”，如汉诏中，就有“有司无将明之才“的责备。它的出处呢，在《大雅*丞民》，张缙彦此语，无非是小拍一下刘正宗的马屁，用典古雅，可说水平不低。
……但，可惜，典虽不错，时代却错了！
清帝及诸议政王大臣虽然无学，却偏生认得一个“明”字，却偏生最忌这个“明”字！
“将明”两字虽不解，却能自作主张，“将明”者，“扶明”也！
饶是张缙彦为自己百般辩解，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是定谳曰：“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以为当死，顺治“宽之”，抄没家产，流宁古塔。
按张缙彦原非正人，他于明任兵部尚书，明灭则归顺，顺败而从清，仕三朝而不知耻，虽横死而不足怜，所堪叹者，前人蒙《诗》祸，是以文藏典，以典获罪，清人蒙《诗》祸，却是以典作文，以文见杀！
……此何世也！
孔璋破题于西元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
草成于西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补充说明，关于杨恽之死，其实还有其它说法，如宋洪迈即认为：“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认为他乱说“君丧送终”之类的话，触了宣帝霉头。不过，这只是影响较小的一家之言，且为后出，故不取信，且录于此。）
也行，说他是胡闹也管，反正在那个时代中，“南山”被认为有着特殊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至高者”。
（顺便说一下，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人解陶诗“悠然见南山”句实非隐逸，而是“身在江湖、心怀帝阙”的忠贞表现……）
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那首诗，就实在太过刺眼了。
南山、芜秽、不治！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以“南山”指皇帝，以“芜秽”代佞臣的平台，那么，这首诗，简直就是在指着帝京骂街啊！你个皇帝当的是个毛啊，在朝为官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以此两句，治一个“大逆不道”，就走遍天下，也决然是个铁狱！
（至此，我们也大致能够领会前人何以说辛诗有取罪之道，以《骚》解之，则怨刺之情，溢于言表，“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句之怫赵构，实非无因。）
……这件事，一向被认为是我国“诗祸”的起源。两千年文祸纠结，自兹而始。同时，它本身又确立了文祸事件中的一个大类，凿《诗》取典，以比定罪！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从谢灵运“池塘生春水”，到苏轼的“纷纷不足愠”，不知多少诗家文士，栽倒于斯。
***************
谢灵运，李白最欣赏的诗人之一，白诗中多次出现的“谢公”、“谢客”、“康乐”都是他。他是陈郡谢家后人，由晋入宋，数为外郡太守，复以事流广州，而竟以反罪见杀。
在永嘉太守的任上，他作有《登池上楼》一诗。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占，无闷征在今”
这是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更为人称颂，宋吴可甚至赞之为“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名句”二字，当之无愧。
……但是，这两句诗却也成了他的死因之一。唐人尝以为“‘池塘’、‘园柳’二语托讽深重，为广州之祸张本”。
为什么呢？
解读是这样的：“‘池塘’者，泉川潴溉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风》所纪，一虫鸣则一侯变；今曰‘变鸣禽’者，侯将变也。”
（顺便说一下，如果去百度上面那段话，很多地方都会把这个解读解释为王安石所作，包括一些研究谢灵运的书籍甚至也这样记载，但实在说，那是读书不细的缘故。最早的一处记载其实是说，某人向王安石请教，为什么说谢灵运因诗取祸呢？于是王安石就告诉他说，前人已经有很细致的分析了，然后复述了上面那段话，于是“人服其能”，就是非常佩服王安石的博闻强记。之后辗转抄录，因为原作者实在没什么地位没什么名气，最后居然传成了荆公穿凿如此，也实在让人无语的很。）
《豳风》，指得就是《国风*豳风》，一虫鸣则一侯变，出自对其中《七月》诗的注解。宋主以臣子而代君上，以寒族而主帝位，对什么“王泽竭”、“鸣侯变”之类的东西不要太敏感，再加上谢灵运自己又是个好高骛远的大嘴巴，又焉得不死？
（康乐虽亡，诗名却已播于天下，更开谢门诗路，自兹才人代出。后人论及王谢世家，每言“王书谢诗”，则谢家之能与王家相持齐名，非赖谢安之于王导，亦赖谢客之于右军多矣！）
严格说起来，谢灵运其实或者冤枉，他是个纵情姿肆的人，毁誉皆当人前，而且自视极高，就和李白似的……你说他在喝酒时抛白眼说风凉话我都信，你说他专门费心写首藏典诗来骂人……他听到怕是要嗤之以鼻的，写诗骂谁？老刘家？他们也配？！
（当然，这种脾气让人知道后，倒是更要杀他的啊……）
（顺便，在历史上，谢灵运之所以自临川徙穗，也和诗祸有关。他有一首诗写“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被仇人访知，上告朝廷，指其“胸怀异志”，以是发案）
（顺便的顺便，为这首诗倒霉的人还远不止一个谢灵运……）
（东魏静）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荀济知帝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谋诛澄。大器，鸷之子也。帝谬为敕问济曰：“欲以何日开讲？”乃诈于宫中作土山，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嫔辈所为。”欲杀胡夫人及李嫔。帝正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壬辰，烹济等于市。
谢公早亡，若知北朝有知音如此，又当，何感？
***************
谢康乐可能是冤枉，但苏胡子，他倒真是不折不扣的活该。
元丰二年，九月廿三，大宋御史台“乌台专案组”的官员们正在紧张的工作着，细读一篇又一篇正在被不断发现、收缴来的文稿，室内摆满了书架和典籍，每名官员手边还都有很高一堆，每翻一页文稿，他们就会停下来，蹙眉苦思，或者迅速的打开一本书检阅，若有所发现，就会在一边高兴的低声呼叫着，一边很快的作出摘录。虽然已经入秋了，但高强度的工作，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仍然使他们的额头都为细密汗珠覆盖，时不时，还会出现这样的低声对话：
“这大胡子，用个平易些的典故会死么！”
“你能遇到僻典就该偷笑了……上次那首诗，我们是连佛典道藏都查过了一遍也没找到出处，只好拉下脸去问他，结果你猜胡子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
“是他自己编的！”
“%^*#$%！”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突然，有人惊喜的高叫起来：“哈哈，我找到啦，找到啦，大胡子用的是诗经的典故，这家伙，他把当朝相爷们全都骂进去啦！”
……
很快，面对审讯者的逼问，苏轼悻悻的承认，他们，又找到了一把小飞刀。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佳谷卧风雨，莫秀登我常。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这首诗的问题出在那里呢？最后两句：“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苏轼化用《诗经》，藏“群小”于文内，骂众臣于无形，算得犀利，只可惜，宋朝是一个文化空前发达的社会，就算在“奸佞”阵中，也不乏一流的大文人大学士，这把飞刀虽然隐蔽，却到底还是被找了出来。
***************
以《诗》获罪者中，案主名气较大的，除谢苏外，还有薛道衡之“鱼藻”案，张商英之“嘉禾”案，吴元美之“鸣条”案等，但三人事情分别记于《文祸—若个才人真绝代》、《文祸--党争：王与马》和《文祸--临安十八年》中，此处且不展开。
……不过，张缙彦之“将明”案，倒是一定要说说的，盖斯事非止可怜可笑，更足见两代文治之别。
说起来，能以《诗经》治罪，其实也非易事，能拈出个中机巧的，也必是饱读诗书，更能融会贯通的学人，唯至入清，却变了样子。
清顺治十七年，“甄三品员”，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被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所劾，罪为“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就是说：主子哪，姓张的给刘正宗诗集写序，夸他是“将明之才”哩！这个心意，太阴险太狠毒了哇！奴才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啊啊啊！啥，主子您说汉官可自称“臣”？别介啊主子，我虽然不幸长了一张汉皮，但里面裹的，可实实在在是颗满心啊！您看这膝盖里面，他连骨头都没长啊！
这个事情的前后背景要详细展开，那要从顺治年间汉官的南北党争讲起，此处不赘，只解说这四个字。
“将明之才”里，“将”和“明”是两个独立的动词，一指执行，就是执行力。一指辩明，就是判断力。两字连用是个专有典故，专指“辅佐皇帝的英才”，如汉诏中，就有“有司无将明之才“的责备。它的出处呢，在《大雅*丞民》，张缙彦此语，无非是小拍一下刘正宗的马屁，用典古雅，可说水平不低。
……但，可惜，典虽不错，时代却错了！
清帝及诸议政王大臣虽然无学，却偏生认得一个“明”字，却偏生最忌这个“明”字！
“将明”两字虽不解，却能自作主张，“将明”者，“扶明”也！
饶是张缙彦为自己百般辩解，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是定谳曰：“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以为当死，顺治“宽之”，抄没家产，流宁古塔。
按张缙彦原非正人，他于明任兵部尚书，明灭则归顺，顺败而从清，仕三朝而不知耻，虽横死而不足怜，所堪叹者，前人蒙《诗》祸，是以文藏典，以典获罪，清人蒙《诗》祸，却是以典作文，以文见杀！
……此何世也！
孔璋破题于西元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
草成于西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补充说明，关于杨恽之死，其实还有其它说法，如宋洪迈即认为：“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认为他乱说“君丧送终”之类的话，触了宣帝霉头。不过，这只是影响较小的一家之言，且为后出，故不取信，且录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