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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三十九度七，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用猎枪互相打，自己打，多的是；胃出血，血尿，发高烧，打摆子，高血压……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哪，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狗日知青都聪明得很！只要能病退回城，啥子发明不出来哟？！”
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疾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根据我后来... -->>
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三十九度七，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用猎枪互相打，自己打，多的是；胃出血，血尿，发高烧，打摆子，高血压……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哪，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狗日知青都聪明得很！只要能病退回城，啥子发明不出来哟？！”
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疾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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