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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道理。
老人说：“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欧洲的市场趋于饱和，欧洲只能寻找海外市场。那么多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扩展海外市场。中国现在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依然会在制造业大显身手。至于说，现在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欧美企业开始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家，最终取代中国制造业的地位，这只是表面现象。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取代不了的。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市场现在还离不开中国的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在13亿人口的内部巨型市场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再看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全世界的人都要分吃这块蛋糕。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吃得多；现在中国的经济赶了上来，自然分吃的份额就在加大。占领市场份额的多少，取决于人的智慧、勤劳、干劲，而中国人占领世界市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话句话说，世界市场还有空间，中国还能挖掘世界市场的发展潜力。”
“你的比喻很形象，” 梁晓秀说，“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占领这个市场或分吃这块蛋糕，需要思维敏捷、手疾眼快。蛋糕本身就那么大，中国人吃得多，别人就吃得少了。这就会产生矛盾、产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过去中国实在是太贫穷、太落后了，所以吃得很少；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要夺回自己应有的市场份额，这也算公平吧。何况，中国还没有把自己应得的市场份额完全夺回来。世界市场总不能永远由欧美来垄断吧？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世道轮回’，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老人作了结论性的表态：“总之，我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不成问题的。”
梁晓秀说：“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赶上或超过欧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人均收入上，但还需要80-100年时间。”
老人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后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赶超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吗？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不同了：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是信息和知识一日千里的时代，其发展速度之快已超出人们的想象。梁小姐，你的估计过于保守了。我不同意这个时间表。在经济总量上，在2019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
“但愿如此。”梁晓秀接着追问了一句，“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尔斯接过话茬说，“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不会偏离这个正确的发展轨道。无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有多么严峻，中国人都能应对自如，因为中华民族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企及的。”
梁晓秀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觉得你的观点过于乐观。我是中国人，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特别复杂，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许多事情看不明白，搞不清楚。比如说，中国的外部因素：欧美骨子里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他们会挖空心思、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会为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和陷阱；倘若他们的目的还不能得逞，他们会暂时牺牲各自的利益，不惜在经济上联手打压中国，甚至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总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把中国打回原点。
“在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中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经济的衰退。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所以，西方世界绝不会对这场世界经济大战视而不见。他们会谋划、会聚集力量、会采取措施。这就是外部严峻的现实。
“再比如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经济这些年虽然发展迅速，但还不够成熟，还有很多硬伤和短板。一旦重大经济政策失误，中国就会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严峻的现实。比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很大；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你说，中华民族是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但自我修复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的长短又不大容易确定。这就好比赛车比赛，你的车中途出了故障，你停下车来修车，等你修好车，再开上跑道时，对手已经到达终点。”
尼尔斯听到这番话，来了劲儿，他说：“梁小姐，很遗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先谈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只要保持住国家的稳定——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这点——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即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中国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因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中国的外部因素，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西方只能妥协、忍让或者说忍痛割爱，而绝不会采取你说的那种极端手段。但是，西方的忍让、妥协肯定也是有底限的：你不能把市场全部瓜分完毕，你得给我留一些份额──这些份额足够我还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说得更明白一点，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正好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中国占据世界大部分市场份额后，只要能给他们留下一半的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妥协和忍让。以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决不会把他们逼到绝境，让他们被迫采取你说的极端手段。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我想，人类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
梁晓秀说：“我们讨论的是世纪难题。我们不是决策者，改变不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尼尔斯，有时我也想：我们是否值得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呢？”
尼尔斯则说：“我倒不这样想。这个世界需要思考者。倘若没有人思考，人类怎么能进步呢？”
老人的反问，给梁晓秀很大信心，她愿意和老人继续探讨下去。
法有道理。
老人说：“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欧洲的市场趋于饱和，欧洲只能寻找海外市场。那么多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扩展海外市场。中国现在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依然会在制造业大显身手。至于说，现在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欧美企业开始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家，最终取代中国制造业的地位，这只是表面现象。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取代不了的。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市场现在还离不开中国的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在13亿人口的内部巨型市场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再看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全世界的人都要分吃这块蛋糕。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吃得多；现在中国的经济赶了上来，自然分吃的份额就在加大。占领市场份额的多少，取决于人的智慧、勤劳、干劲，而中国人占领世界市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话句话说，世界市场还有空间，中国还能挖掘世界市场的发展潜力。”
“你的比喻很形象，” 梁晓秀说，“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占领这个市场或分吃这块蛋糕，需要思维敏捷、手疾眼快。蛋糕本身就那么大，中国人吃得多，别人就吃得少了。这就会产生矛盾、产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过去中国实在是太贫穷、太落后了，所以吃得很少；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要夺回自己应有的市场份额，这也算公平吧。何况，中国还没有把自己应得的市场份额完全夺回来。世界市场总不能永远由欧美来垄断吧？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世道轮回’，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老人作了结论性的表态：“总之，我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不成问题的。”
梁晓秀说：“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赶上或超过欧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人均收入上，但还需要80-100年时间。”
老人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后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赶超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吗？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不同了：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是信息和知识一日千里的时代，其发展速度之快已超出人们的想象。梁小姐，你的估计过于保守了。我不同意这个时间表。在经济总量上，在2019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
“但愿如此。”梁晓秀接着追问了一句，“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尔斯接过话茬说，“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不会偏离这个正确的发展轨道。无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有多么严峻，中国人都能应对自如，因为中华民族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企及的。”
梁晓秀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觉得你的观点过于乐观。我是中国人，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特别复杂，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许多事情看不明白，搞不清楚。比如说，中国的外部因素：欧美骨子里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他们会挖空心思、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会为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和陷阱；倘若他们的目的还不能得逞，他们会暂时牺牲各自的利益，不惜在经济上联手打压中国，甚至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总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把中国打回原点。
“在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中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经济的衰退。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所以，西方世界绝不会对这场世界经济大战视而不见。他们会谋划、会聚集力量、会采取措施。这就是外部严峻的现实。
“再比如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经济这些年虽然发展迅速，但还不够成熟，还有很多硬伤和短板。一旦重大经济政策失误，中国就会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严峻的现实。比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很大；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你说，中华民族是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但自我修复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的长短又不大容易确定。这就好比赛车比赛，你的车中途出了故障，你停下车来修车，等你修好车，再开上跑道时，对手已经到达终点。”
尼尔斯听到这番话，来了劲儿，他说：“梁小姐，很遗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先谈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只要保持住国家的稳定——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这点——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即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中国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因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中国的外部因素，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西方只能妥协、忍让或者说忍痛割爱，而绝不会采取你说的那种极端手段。但是，西方的忍让、妥协肯定也是有底限的：你不能把市场全部瓜分完毕，你得给我留一些份额──这些份额足够我还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说得更明白一点，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正好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中国占据世界大部分市场份额后，只要能给他们留下一半的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妥协和忍让。以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决不会把他们逼到绝境，让他们被迫采取你说的极端手段。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我想，人类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
梁晓秀说：“我们讨论的是世纪难题。我们不是决策者，改变不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尼尔斯，有时我也想：我们是否值得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呢？”
尼尔斯则说：“我倒不这样想。这个世界需要思考者。倘若没有人思考，人类怎么能进步呢？”
老人的反问，给梁晓秀很大信心，她愿意和老人继续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