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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而农村低收入群体则根本就没有这些资源。总之，问题非常多，解决这些矛盾是很棘手的。”
尼尔斯不紧不慢地说：“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能否缩小贫富差距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而稳定，在任何时候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头等大事。”
梁晓秀在欧洲经常听到欧洲人谈论西藏问题，一次她问尼尔斯：“欧洲人似乎有西藏情结，他们怎么对西藏那么感兴趣呢？”
尼尔斯回答说：“在欧洲人看来，西藏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所以他们感到好奇。其次，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对欧洲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西藏问题上，欧洲人天生有偏见，再加上欧美媒体的长期、大量的片面报道，他们就对西藏问题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他们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能改变吗？”
“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
“如果说，一般欧洲民众不了解实情而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么欧洲国家的政府难道真不清楚西藏的历史吗？欧洲议会议长波特林甚至呼吁，欧盟今后和中国对话时要把西藏问题列为一个常规话题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是为什么？”
“他们当然清楚西藏的历史。他们也清楚他们改变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坚持采取这种错误的做法，其目的无非是抑制中国。”
“那么，这种抑制会有作用吗？”
“没用。”老人坚定地说。
“西藏问题牵涉了中国政府的不少时间和精力。中国政府、媒体、学术界乃至民众向欧洲做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解释工作，但似乎根本就不起作用：他们就是不相信中国的说法。欧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欧洲历史上产生过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难道今天的欧洲人的智慧和判断力不如古代欧洲人吗？欧洲现在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和一流的研究人员，他们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怎么就不能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和看法呢？我真是搞不懂。”
“不过欧洲人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中国国力的增强，慢慢淡化、慢慢消失。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0年还是50年，我说不准。但我敢肯定：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冷却下来的时候，都有被人们彻底遗忘的时候。时间会改变一切。”
梁晓秀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在西藏问题上，欧洲的舆论一面倒，一致批评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欧盟成员国都持与中国相反的观点。据我分析，有这样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受美国政府的影响。美国说的话，欧洲往往附和。二是，美国媒体对世界舆论有重大影响，欧洲媒体也跟进美国媒体，在西藏问题上胡说八道。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欧美看来，两种社会制度水火不相容，不能共存。所以，他们就是要和中国叫板，就是要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在我看来，欧盟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愚蠢透顶。现在早已不是欧洲殖民世界的时代了。时代在变化，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欧洲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把自己面临的问题解决好──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指手划脚，这是欧洲目前患上的一种严重疾病。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尼尔斯？”
老人笑了，没有作答。
梁晓秀最不喜欢欧洲人谈论中国的两个字眼：民主和人权。
民主和人权似乎是欧盟和欧盟国家的专利，他们每次和中国对话时总是不忘记把民主和人权这两个字眼挂在嘴边，或批评或指责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即使是最温和的欧盟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会婉转地指出，希望中国能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
怎么改善呢？没有下文。
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明确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是民主国家，维护人权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和人权教师，完全有资格给中国教授民主和人权课程。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对中国而言就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这一点欧洲能帮助中国做到吗？
2008年的冬天，他们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
“你认为欧洲为什么总是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老人先问梁晓秀。
梁晓秀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一是，他们以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只要提到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要挟中国；二是，他们自以为是民主和人权教师，有资格给中国上课；三是，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和文化冲突导致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此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我们先探讨一下你提出的三点看法。首先，欧洲是否能通过民主和人权问题要挟中国？”
“根本办不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他们也许不知道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绝不会屈服于来自任何国家的压力。”
“其实，欧洲的政治家也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欧洲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中国上课；欧洲应该首先反思他们自己的民主和人权问题。”
“欧洲怎么反思？”
老人娓娓道来：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锥形已经出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解读民主和人权。欧洲是民主国家，但现在的欧洲民主还不够完善：欧洲政府大把花纳税人的钱时就没有实行民主。举例说，欧盟国家大都是北约成员国，分摊北约的军费。北约向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派兵打仗，花了纳税人的多少钱？为什么不征求欧洲民众的意见？为什么不举行全民公决？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公开，透明。可是欧盟和我们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既不公开也不透明。
“说到人权，人权的核心是什么？是让所有人有饭吃、有房住、有工作做。中国改革开放30年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最大的人权。反观欧洲，我们现在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已经直接影响到欧洲人民的生活质量。失业率，是欧洲最大的人权问题。可是直到今天，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乏力，但是欧盟至今为止也没有找到改变这种局面的良策。欧洲应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冒充教师去给中国人上课。
“下面再谈第三个问题。你认为，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冲突是导致欧洲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
“这是一本书才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我只能简单概括几点：
“社会制度：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欧洲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举例说，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欧洲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在原则问题上自然会导致不同的看法。
“历史背景：在近代史上，中国是一个饱受压迫、侵略的国家，经济十分落后；而欧洲则是世界工业的发源地，在历史上扮演了侵略、殖民者的角色，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长达数百年。这种背景导致了双方不同的世界观。中国要重新和平崛起，而欧洲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一旦成功，将会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重新划分世界格局。
“文化冲突：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其文化是东方色彩的文化；而欧洲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在诸多方面又有别于东方文化，其结果必然会产生某种文化上的冲突。文化是根本，文化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文化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具体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换句话说，中国追求大同世界；而欧洲文化的核心是外向型的、扩张性的、自我为中心的，因此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事实上，即使在欧盟内部，欧盟也一直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强调多元中的一体。可见，欧盟国家的文化也不是统一的，也各有特点，更何况象中国这样的东方文化呢！
“这三种重要因素在欧洲政府和政府领导人身上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你说的这三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再深入探讨下去。我们先说社会制度问题。你知道我是瑞典人，也是北欧人。在北欧这几年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北欧才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也有一些中国人持有这种观点。事实上，在西欧也有类似的看法。其实，现在这两种制度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比如都想发展国家经济，都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欧洲所说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指中国政府控制、干涉中国主要经济领域，国家大企业垄断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行业。
“至于历史背景问题，我们应该向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历史终归是历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还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中国很快就会和欧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至于说中国的人均收入不高，还应该看到中国的人均收入正在逐渐提高。此外，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因该比现在公布的数字要高一些。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时──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这个世界就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欧美国家就再也不会热衷于和中国探讨民主和人权问题了。
“至于文化冲突，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以后再慢慢讨论这个问题吧。”
“你说，‘等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时，这个世界就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欧美国家就再也不会热衷于和中国探讨民主和人权问题了。’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其实，我一直也这么认为。”
育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而农村低收入群体则根本就没有这些资源。总之，问题非常多，解决这些矛盾是很棘手的。”
尼尔斯不紧不慢地说：“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能否缩小贫富差距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而稳定，在任何时候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头等大事。”
梁晓秀在欧洲经常听到欧洲人谈论西藏问题，一次她问尼尔斯：“欧洲人似乎有西藏情结，他们怎么对西藏那么感兴趣呢？”
尼尔斯回答说：“在欧洲人看来，西藏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所以他们感到好奇。其次，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对欧洲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西藏问题上，欧洲人天生有偏见，再加上欧美媒体的长期、大量的片面报道，他们就对西藏问题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他们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能改变吗？”
“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
“如果说，一般欧洲民众不了解实情而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么欧洲国家的政府难道真不清楚西藏的历史吗？欧洲议会议长波特林甚至呼吁，欧盟今后和中国对话时要把西藏问题列为一个常规话题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是为什么？”
“他们当然清楚西藏的历史。他们也清楚他们改变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坚持采取这种错误的做法，其目的无非是抑制中国。”
“那么，这种抑制会有作用吗？”
“没用。”老人坚定地说。
“西藏问题牵涉了中国政府的不少时间和精力。中国政府、媒体、学术界乃至民众向欧洲做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解释工作，但似乎根本就不起作用：他们就是不相信中国的说法。欧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欧洲历史上产生过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难道今天的欧洲人的智慧和判断力不如古代欧洲人吗？欧洲现在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和一流的研究人员，他们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怎么就不能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和看法呢？我真是搞不懂。”
“不过欧洲人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中国国力的增强，慢慢淡化、慢慢消失。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0年还是50年，我说不准。但我敢肯定：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冷却下来的时候，都有被人们彻底遗忘的时候。时间会改变一切。”
梁晓秀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在西藏问题上，欧洲的舆论一面倒，一致批评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欧盟成员国都持与中国相反的观点。据我分析，有这样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受美国政府的影响。美国说的话，欧洲往往附和。二是，美国媒体对世界舆论有重大影响，欧洲媒体也跟进美国媒体，在西藏问题上胡说八道。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欧美看来，两种社会制度水火不相容，不能共存。所以，他们就是要和中国叫板，就是要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在我看来，欧盟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愚蠢透顶。现在早已不是欧洲殖民世界的时代了。时代在变化，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欧洲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把自己面临的问题解决好──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指手划脚，这是欧洲目前患上的一种严重疾病。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尼尔斯？”
老人笑了，没有作答。
梁晓秀最不喜欢欧洲人谈论中国的两个字眼：民主和人权。
民主和人权似乎是欧盟和欧盟国家的专利，他们每次和中国对话时总是不忘记把民主和人权这两个字眼挂在嘴边，或批评或指责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即使是最温和的欧盟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会婉转地指出，希望中国能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
怎么改善呢？没有下文。
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明确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是民主国家，维护人权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和人权教师，完全有资格给中国教授民主和人权课程。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对中国而言就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这一点欧洲能帮助中国做到吗？
2008年的冬天，他们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
“你认为欧洲为什么总是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老人先问梁晓秀。
梁晓秀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一是，他们以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只要提到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要挟中国；二是，他们自以为是民主和人权教师，有资格给中国上课；三是，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和文化冲突导致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此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我们先探讨一下你提出的三点看法。首先，欧洲是否能通过民主和人权问题要挟中国？”
“根本办不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他们也许不知道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绝不会屈服于来自任何国家的压力。”
“其实，欧洲的政治家也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欧洲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中国上课；欧洲应该首先反思他们自己的民主和人权问题。”
“欧洲怎么反思？”
老人娓娓道来：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锥形已经出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解读民主和人权。欧洲是民主国家，但现在的欧洲民主还不够完善：欧洲政府大把花纳税人的钱时就没有实行民主。举例说，欧盟国家大都是北约成员国，分摊北约的军费。北约向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派兵打仗，花了纳税人的多少钱？为什么不征求欧洲民众的意见？为什么不举行全民公决？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公开，透明。可是欧盟和我们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既不公开也不透明。
“说到人权，人权的核心是什么？是让所有人有饭吃、有房住、有工作做。中国改革开放30年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最大的人权。反观欧洲，我们现在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已经直接影响到欧洲人民的生活质量。失业率，是欧洲最大的人权问题。可是直到今天，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乏力，但是欧盟至今为止也没有找到改变这种局面的良策。欧洲应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冒充教师去给中国人上课。
“下面再谈第三个问题。你认为，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冲突是导致欧洲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
“这是一本书才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我只能简单概括几点：
“社会制度：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欧洲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举例说，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欧洲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在原则问题上自然会导致不同的看法。
“历史背景：在近代史上，中国是一个饱受压迫、侵略的国家，经济十分落后；而欧洲则是世界工业的发源地，在历史上扮演了侵略、殖民者的角色，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长达数百年。这种背景导致了双方不同的世界观。中国要重新和平崛起，而欧洲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一旦成功，将会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重新划分世界格局。
“文化冲突：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其文化是东方色彩的文化；而欧洲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在诸多方面又有别于东方文化，其结果必然会产生某种文化上的冲突。文化是根本，文化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文化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具体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换句话说，中国追求大同世界；而欧洲文化的核心是外向型的、扩张性的、自我为中心的，因此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事实上，即使在欧盟内部，欧盟也一直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强调多元中的一体。可见，欧盟国家的文化也不是统一的，也各有特点，更何况象中国这样的东方文化呢！
“这三种重要因素在欧洲政府和政府领导人身上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你说的这三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再深入探讨下去。我们先说社会制度问题。你知道我是瑞典人，也是北欧人。在北欧这几年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北欧才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也有一些中国人持有这种观点。事实上，在西欧也有类似的看法。其实，现在这两种制度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比如都想发展国家经济，都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欧洲所说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指中国政府控制、干涉中国主要经济领域，国家大企业垄断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行业。
“至于历史背景问题，我们应该向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历史终归是历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还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中国很快就会和欧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至于说中国的人均收入不高，还应该看到中国的人均收入正在逐渐提高。此外，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因该比现在公布的数字要高一些。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时──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这个世界就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欧美国家就再也不会热衷于和中国探讨民主和人权问题了。
“至于文化冲突，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以后再慢慢讨论这个问题吧。”
“你说，‘等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时，这个世界就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欧美国家就再也不会热衷于和中国探讨民主和人权问题了。’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其实，我一直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