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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最长的一天。我从老人的家里出来，还要走过一段泥土路才能到镇里。无边巨大和黑沉沉的夜色笼罩，大地苍茫如故，但我的心情是这些天里最好的一次。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活着，是的，南京已经死了很多人，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甚至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数字。他们离我很远，我甚至无法利用丰富的想象力为他们塑造一个干瘦或者丰满的身体，我只看到了遍地肢体破碎的尸体和绵羊一样的面孔。但李茂才、王大猛、大老冯，还有那个不知去向，也许已经逃回老家的赵二狗是具体的，我甚至只要伸出手来就能触摸着他们温热的身体。他们暂时都没有事情，并且还没有丧失他们作为人的基本能力，他们还能在大街上奔跑，还能把他们愤怒的刺刀捅向那些人形野兽的身上。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个曾排长呢？他是不是曾小艳的外公？也许是的，也许不是，但她外公也是活着离开南京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街道像王大猛、大老冯一样，在这个死去的城市里清醒地活着。我多么想把这一切都讲给她听听啊。
我在寒冷干燥的土路上急急地走着，军用制式皮鞋发出单调的声响，这些天来，我一直穿着军装，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这样做，也许这会让我和同为军人的李茂才更容易沟通，也许我总是恍惚自己进入了那座垂死的城市，我也会像一名真正的军人那样死去，而不是脱下自己的军装屈辱地活着。所有的历史都残酷地告诉我们，屈辱并不能让我们活着，只能让我们更快地死去，并且毫无价值。血在我的四肢奔腾叫喊，像海水拍打着堤岸，几乎要冲出体外，四面溢散，我感到手脚麻木，激动得身子发抖，在清冷的夜色下，身体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舌舔着我沧桑的脸，我要尽快见到曾小艳，那个年轻的女售票员，也许我们可以在末班车之后，在终点站找一个酒店，没有其他想法，只是想和她坐在一个干净的房间里，我们开着明亮的灯，把她揽在怀里，抚摸她的长发，亲吻她脸上悲伤的泪水，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她，她的外公，1937年12月逃离了南京的那个国军排长，也曾是一名勇士！她应该在自己的心里为他准备一个位置，哪怕是一块小小的毫不起眼的位置，但永远都不要忘记他，如果有可能的话，她甚至还可以为他感到自豪。
我撒开脚丫子，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奔跑，在心里呼唤着她的名字，曾小艳曾小艳曾小艳，你的名字应该阳光灿烂，你的生命应该像春天雨后的天空明亮而干净……
那辆公交车静静地停在昏暗的夜色里，车门打开，司机冷漠地关上了车门。公交车艰难地哼哼两声，声音猛地向上一窜，跳动了一下，摇晃颠簸着上路了。车上仍旧没什么人，在中间的那扇车门后坐着那个售票员，我扶着座位晃着走过去时，眼睛已经适应了车厢里晦暗的灯光，迫切的心情一下子被甩到了车外寒冷的风里，被车轮辗过，发过一声沮丧的叹息。曾小艳不在，那里坐着一个身材臃肿走样的中年妇女，她正低着头用指甲钳磨着指甲，磨出来的声音和铁铲刮在锅底的声音一样难听。她眼角皱褶呈扇形向四周扩散，脸上带着一种粗野、傲慢、冷漠的神情，枯燥乏味，没有多少内容。稍微有点精神的是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有点蓬松，前面染成黄色的，成波浪状包着粗糙的脑袋，脑后扎着一条白色的手绢，让她多少有了点生机。我把钱递给她，她头也没抬，撕张车票递在我手里。
我把头扭向窗外，默默地看着外面冷寂的世界。曾小艳怎么没来呢？她请假了吗？她有什么事？她还会再来吗？
中年妇女仍然在不停地磨着指甲，破破烂烂的公交车一跳一跳的，她的肥大的臀部也很有节奏地配合着一下一下地跳离座位，她肉感的身子沉甸甸的，这让她的重心保持得很好，根本不用担心会突然甩出座位。我舔了舔嘴唇，带着恳求的眼神，问她：“师傅，请问曾小艳怎么没来？”
她像是被吓了一跳，仓皇地抬起头来，眨着眼睛困惑地看了看我，把我从头顶一直细细地看到脚下，目光如此毫无礼貌，但她的神情并不是拒绝和反感的，相反是柔和的，也许是这个无聊寂寞的冬天的夜晚很容易让人互相信任，让人有交流的欲望。我看得出来，她是那种结过婚家庭稳定的中年妇女，生活已经一成不变，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每一天都在重复着每一天。如果心情好的话，她们对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那么冷漠。
果然，她很乐意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她请假了。啊，你认识曾小艳啊？”
我很感激她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她额外附加了一个问题抛给我，带着漫不经心的好奇和适度的友好的表情看着我。
我有点措手不及，来不及编造更好一点的理由，我说：“我们也不是很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坐这趟车，都是她在卖票，今天早上还是她呢。没见她，感到挺奇怪的。”
我期待着她能给我说说曾小艳为什么请假了，她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也可能领会了但故意不说。她说：“是啊，一直都是她跟这趟车，我是另一辆车上的，今天她请假了，所以就只好顶过来了。”
她让我很失望，她等于什么也没说。我只好硬着头皮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请假吗？”
她干脆把身子斜了过来，用手捋了一下搭在额前的一缕黄色的头发，其实她的额头并不光洁，还有一颗黄豆般大小的黑色的痣，并不好看。她没有告诉我曾小艳为什么请假，相反却很热情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告诉她啊，我可以转告她一下。”
这个愚蠢的中年女人！
我嚅动着嘴巴，喃喃地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只是随便问问。”
于是就沉默了。公交车咣咣当当地向前走着，乏味而沉默，柴油的刺鼻气味不停地从底盘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再冷的风也吹不散。最终还是她沉不住气了，扭过头来问我：“你是当兵的吧？你在铜井镇上班？”
我不想再和她说话了，我只想和她谈谈曾小艳，除了这个话题，我没有和她聊天的兴致。我不想再和她解释那么多，就简单地说：“我们一个老首长住在这里，我来采访他，为他写篇文章。”
她感觉出来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于是她又把话题扯到了曾小艳身上，她的身子向我微微地倾过来，带着家庭妇女常见的庸俗和势利的语气对我说：“她可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了！”
我皱起眉头，但很快让它又舒展开了，向她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说：“是吗？”
她说：“可不是嘛，他可厉害啦，一身可怕的纹身，曾小艳说那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不是咱们玄武湖的玄武，是一种野兽，像龙又不是龙，像麒麟又不是麒麟，反正挺吓人的。曾小艳可怕他了。”
我也侧过了身子，隔着窄窄的过道，忍受着她口腔里散发出来的浓浓的蒜味和身上浓厚的香水味，当然，还有那种无处不在的庸俗的小市民味，我的确对她说的充满兴趣，只要和曾小艳有关的我都充满了兴趣。
她说：“我听说中午时他来找曾小艳，可凶啦。”
她忽然把身子倾得更多了，脖子扯得长长的，看了看前面的司机，低低地对我说：“她男朋友还打过前面的赵师傅呢！就是有次曾小艳没吃午饭，赵师傅给她捎了一个盒饭，正好被他看到了，他就拿块砖头和赵师傅打了一架。啧啧啧，可凶了，要不是我们车站人多，那次赵师傅非要让他打趴了不可。我们车站的小年轻们都不敢和曾小艳走得太近了。”
我皱着眉头，这个女人显然是在警告我。多么可笑。我向她笑笑，心里却在想着这个有着可怕纹身的男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小艳说过他，说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南京不是一个适合黑社会待的城市，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南京出产过什么有名的黑社会，多说是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那么，这个男人也就是一个小混混而已。曾小艳怎么会找这样一个男人呢？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她要的是一种安全感吗？乱世之中，也许这是对的，但今天的中国已经陷入无所不在的制度的罗网中了，人们越来越柔软、顺从，这样的男人才能事业有成，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感。而像那个纹身男人一样的小混混，却是不安定因素，只能给别人带来不安全感，包括他的亲人。曾小艳是怎么想的？
我有点想不通，摇了摇头，然后我就知道这时摇头有点不大妥当了，果然，那个中年妇女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她终于忍不住了，任何掩饰都不要了，非常关切地对我说：“你可要注意啦，以后多长个心眼。”
我有点发愣，不知道她是让我注意不要招惹曾小艳，还是招惹了曾小艳就要提防着她那个有纹身的男朋友。不过，她的提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的确应该提防这个头脑简单的小混混，他万一给我惹出了什么麻烦，我将很难收拾。我毕竟是名军人，而人们对军人的道德总是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他们总想让穿着军装的每一个人都像雷锋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我的确做不到。
我朝她轻松地笑了笑，那意思是说，我很坦坦荡荡。她当然不信，很不高兴地收回身子，夸张地挺着腰僵硬地坐在那里，她内心里肯定认为我和曾小艳已经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她把自己当做道德的化身，想让那种道德优越感源源不断地向我压迫过来。但她想错了，我闭着眼睛摆出一副要睡觉的样子，我并不是故意让她生气，而是不想再和她聊天了，不管聊什么都很无趣。南京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小市民味的城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它。
我只是一个劲地在想，曾小艳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小混混呢？
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我在雨花台站下了车。那个中年妇女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又恢复了一脸粗野、傲慢、冷漠的模样，就像我是空气一样，或者是一个隐身人，她眼皮都没抬一下，我的一只脚刚沾着地面，车门粗暴地哐当一声关上了，屁股后面冒出一股股黑烟，像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开走了。我习惯性地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像南京的夜空一样空空荡荡，曾小艳现在在哪里呢？她会不会也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我？
我摇了摇头，她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我为什么还要想她呢？
一切都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夜幕中，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就连我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变化。
路上还是躺着无数具悲伤的尸体，他们瞪着夜空，和他们生前一样沉默不语。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那个看上去很老的幸存者仍旧在街上游荡，还是满头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仍旧穿着那件银色西装，扎着那条红色的领带。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尸体中跳来跳去，不时地弯下腰，拣起一颗破烂的头颅，举在眼前仔细看着。有的头颅已经被日军的刺刀捅得不成样子，有的已经被火烧成一个黑色的炭团，他会拿起袖子在上面擦擦，袖子已经被擦得乌黑油亮，然后叹口气，把它又扔下了，那颗头颅在地上骨碌碌地滚着，委屈地哭泣着，有时是婴儿的哭声，有时是少女的哭声，有时是老头的，有时是老太太的，尖利而刺耳，但他不为所动，仍然固执地寻找着每一颗头颅。
我有点奇怪，问他：“老先生，你在找什么？”
他抬起苍老的脑袋，浑浊的眼睛吃力地看着我，喃喃地说：“我在找我的老婆、我爹，还有我妈，他们在七十二年前这一天死掉了。”
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声，好像喉咙里卡着一块浓痰。我想再问他时，他已经摇摇晃晃地走了。
他终于停了下来，抱着一颗头颅跪在地上，好像在低声哭泣，眼中淌出来的不是泪水，也许泪水已经消耗完了，他流出来的是酱紫色的血。瘦削的上半身抖个不停，像一根随时都会折断的腐朽的木棍，木棍上面支着一颗荒芜的脑袋，脑袋在哀怨地摆来摆去。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听到从他那掉了牙的嘴巴里挤出了奇怪的咕咕声，声音细软、颤抖、破碎不全，很容易就被寒风吹散。他那已经变得像干枯树枝一样的手里捧着一个少妇的头颅，那些破碎的声音顺风飘来，断断续续，但却非常清晰：“他们不是人，不是人啊，我那时是吓怕了，是真的吓怕了，咱爹吓怕了，咱妈吓怕了，咱都吓怕了，他们强奸了你，他们还让咱爹也做那畜生才做的事情……怎么能怪他啊，他也是吓怕了啊。他们还让我和母亲做那畜生做的事情……我能怎么办呢？我们都被吓得什么都忘了，我们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你们都死了，你们都上吊了，就我一个人活着，可我活得容易吗？我谁也不能说，我只能憋在肚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为什么那么软弱，我为什么不也死掉？他们为什么不杀我……我没用，我连死的勇气都没有……我为什么还活着……”
他翻来覆去地说着同样的话，他的影子拖在地上，像一条狗一样。我要同情他吗？不，我不同情，尽管我知道活着比死还要难，但我还是不愿意同情他，他如果觉得那是耻辱，那他就应该在1937年12月死掉，或者在那场战争中死掉。死去的方法有很多，他可以逃出南京参加国军，也可以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这样的队伍很多，就连一些土匪，也在和日军作战。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在南京沉默地活着，偷偷地活着，他还会在路过大街站岗的日军哨兵跟前时，脱下帽子弯下腰，向日军鞠躬。这非常痛苦，但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已经感觉不到痛苦的颜色和气味了，因为他实际上已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死去了。他只是一具会呼吸的僵尸。我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厚的让人恶心的肉体腐烂的臭味。我冷冷地看着他，脸上凝结了一层寒冰，他应该死去。作为一个男人，活就要活得磊磊落落，死要死得轰轰烈烈，他既没有死得轰轰烈烈，也不可能再活得磊磊落落。我为什么要同情他？
我是多么冷血。
我知道也许我错了，他是一个被侮辱的人，他有权利活下去，如果我再鄙视他，对他来说，等于是第二次屠杀。可我就是无法怜悯，无法同情，无法安慰他好好活着，我只有无边无际的沮丧和愤怒。是的，我的确是在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进行着第二次屠杀。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血液被冻住，整个身子都要凝固了。我像一条受惊的狗一样在1937年的街头上奔跑起来，我没有哭，但泪水却像雨点一样洒了一路，洒在了一具又一具垃圾一样的尸体上……
幸存者，多么可笑的名词。
我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呆呆地在南京街头游荡，再多的尸体和鲜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还能到哪里去，没有反抗，没有呼号，到处都是被杀掉的绵羊和等待被杀掉的绵羊。多么可悲，他们拿着铁锹，在可能只有他们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的日军监视下，挖着一个个坑，然后日本兵把他们杀死在他们自己挖好的坑里。他们知道那是给自己挖的坑，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身来，把手里的铁锹狠狠地砸到日本兵的头颅上去呢？他们被吓得没有一点力气了吗？但他们却有力气给自己挖好了坟坑。可笑吗？可你如何能笑得出来？
等我抬起头来，我看到了路边那块破旧的路牌“许家巷”。我想起来了，1937年12月12日的深夜，也许是13日的凌晨，王大猛和大老冯曾经在这里杀死了一个日本兵。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日历上显示的正是这一天。那么，我可以在这里等着他们，看着他们把那个畜生一样的日本兵杀死了。这比我杀死日本兵还要解气，因为那是真实的。
远远地，在离那家房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有一团黑影蹲在对面的电线杆下。我加快了脚步，终于走到了那团黑影面前，是一条无头的土狗蹲在路边哭泣，旁边坐着一个无头的日本兵，他像一个父亲一样抚摸着那条土狗的脊背。那个日本兵听到了声音，转过身子，面对着我，像个老朋友一样给我打了一声招呼：“你见到我的头了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没有头，怎么还会说话？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掀起破烂的军装，他的肚脐眼上被捅了一刀，红色的肉翻了出来，露出酱紫色的肠子，像一截舌头。还别说，还真像一个嘴巴呢，只不过太丑了点。他又说话了，那声音果然是从肚脐眼里发出来的，虽然伴随着肠子翻滚的声音，但要是注意听，还是能听清的。
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被大老冯杀死的那个日本兵，王大猛把他的头割了下来，扔到了马路对面的那个院子里。我摇了摇头，问他：“... -->>
这真是最长的一天。我从老人的家里出来，还要走过一段泥土路才能到镇里。无边巨大和黑沉沉的夜色笼罩，大地苍茫如故，但我的心情是这些天里最好的一次。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活着，是的，南京已经死了很多人，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甚至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数字。他们离我很远，我甚至无法利用丰富的想象力为他们塑造一个干瘦或者丰满的身体，我只看到了遍地肢体破碎的尸体和绵羊一样的面孔。但李茂才、王大猛、大老冯，还有那个不知去向，也许已经逃回老家的赵二狗是具体的，我甚至只要伸出手来就能触摸着他们温热的身体。他们暂时都没有事情，并且还没有丧失他们作为人的基本能力，他们还能在大街上奔跑，还能把他们愤怒的刺刀捅向那些人形野兽的身上。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个曾排长呢？他是不是曾小艳的外公？也许是的，也许不是，但她外公也是活着离开南京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街道像王大猛、大老冯一样，在这个死去的城市里清醒地活着。我多么想把这一切都讲给她听听啊。
我在寒冷干燥的土路上急急地走着，军用制式皮鞋发出单调的声响，这些天来，我一直穿着军装，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这样做，也许这会让我和同为军人的李茂才更容易沟通，也许我总是恍惚自己进入了那座垂死的城市，我也会像一名真正的军人那样死去，而不是脱下自己的军装屈辱地活着。所有的历史都残酷地告诉我们，屈辱并不能让我们活着，只能让我们更快地死去，并且毫无价值。血在我的四肢奔腾叫喊，像海水拍打着堤岸，几乎要冲出体外，四面溢散，我感到手脚麻木，激动得身子发抖，在清冷的夜色下，身体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舌舔着我沧桑的脸，我要尽快见到曾小艳，那个年轻的女售票员，也许我们可以在末班车之后，在终点站找一个酒店，没有其他想法，只是想和她坐在一个干净的房间里，我们开着明亮的灯，把她揽在怀里，抚摸她的长发，亲吻她脸上悲伤的泪水，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她，她的外公，1937年12月逃离了南京的那个国军排长，也曾是一名勇士！她应该在自己的心里为他准备一个位置，哪怕是一块小小的毫不起眼的位置，但永远都不要忘记他，如果有可能的话，她甚至还可以为他感到自豪。
我撒开脚丫子，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奔跑，在心里呼唤着她的名字，曾小艳曾小艳曾小艳，你的名字应该阳光灿烂，你的生命应该像春天雨后的天空明亮而干净……
那辆公交车静静地停在昏暗的夜色里，车门打开，司机冷漠地关上了车门。公交车艰难地哼哼两声，声音猛地向上一窜，跳动了一下，摇晃颠簸着上路了。车上仍旧没什么人，在中间的那扇车门后坐着那个售票员，我扶着座位晃着走过去时，眼睛已经适应了车厢里晦暗的灯光，迫切的心情一下子被甩到了车外寒冷的风里，被车轮辗过，发过一声沮丧的叹息。曾小艳不在，那里坐着一个身材臃肿走样的中年妇女，她正低着头用指甲钳磨着指甲，磨出来的声音和铁铲刮在锅底的声音一样难听。她眼角皱褶呈扇形向四周扩散，脸上带着一种粗野、傲慢、冷漠的神情，枯燥乏味，没有多少内容。稍微有点精神的是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有点蓬松，前面染成黄色的，成波浪状包着粗糙的脑袋，脑后扎着一条白色的手绢，让她多少有了点生机。我把钱递给她，她头也没抬，撕张车票递在我手里。
我把头扭向窗外，默默地看着外面冷寂的世界。曾小艳怎么没来呢？她请假了吗？她有什么事？她还会再来吗？
中年妇女仍然在不停地磨着指甲，破破烂烂的公交车一跳一跳的，她的肥大的臀部也很有节奏地配合着一下一下地跳离座位，她肉感的身子沉甸甸的，这让她的重心保持得很好，根本不用担心会突然甩出座位。我舔了舔嘴唇，带着恳求的眼神，问她：“师傅，请问曾小艳怎么没来？”
她像是被吓了一跳，仓皇地抬起头来，眨着眼睛困惑地看了看我，把我从头顶一直细细地看到脚下，目光如此毫无礼貌，但她的神情并不是拒绝和反感的，相反是柔和的，也许是这个无聊寂寞的冬天的夜晚很容易让人互相信任，让人有交流的欲望。我看得出来，她是那种结过婚家庭稳定的中年妇女，生活已经一成不变，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每一天都在重复着每一天。如果心情好的话，她们对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那么冷漠。
果然，她很乐意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她请假了。啊，你认识曾小艳啊？”
我很感激她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她额外附加了一个问题抛给我，带着漫不经心的好奇和适度的友好的表情看着我。
我有点措手不及，来不及编造更好一点的理由，我说：“我们也不是很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坐这趟车，都是她在卖票，今天早上还是她呢。没见她，感到挺奇怪的。”
我期待着她能给我说说曾小艳为什么请假了，她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也可能领会了但故意不说。她说：“是啊，一直都是她跟这趟车，我是另一辆车上的，今天她请假了，所以就只好顶过来了。”
她让我很失望，她等于什么也没说。我只好硬着头皮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请假吗？”
她干脆把身子斜了过来，用手捋了一下搭在额前的一缕黄色的头发，其实她的额头并不光洁，还有一颗黄豆般大小的黑色的痣，并不好看。她没有告诉我曾小艳为什么请假，相反却很热情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告诉她啊，我可以转告她一下。”
这个愚蠢的中年女人！
我嚅动着嘴巴，喃喃地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只是随便问问。”
于是就沉默了。公交车咣咣当当地向前走着，乏味而沉默，柴油的刺鼻气味不停地从底盘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再冷的风也吹不散。最终还是她沉不住气了，扭过头来问我：“你是当兵的吧？你在铜井镇上班？”
我不想再和她说话了，我只想和她谈谈曾小艳，除了这个话题，我没有和她聊天的兴致。我不想再和她解释那么多，就简单地说：“我们一个老首长住在这里，我来采访他，为他写篇文章。”
她感觉出来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于是她又把话题扯到了曾小艳身上，她的身子向我微微地倾过来，带着家庭妇女常见的庸俗和势利的语气对我说：“她可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了！”
我皱起眉头，但很快让它又舒展开了，向她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说：“是吗？”
她说：“可不是嘛，他可厉害啦，一身可怕的纹身，曾小艳说那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不是咱们玄武湖的玄武，是一种野兽，像龙又不是龙，像麒麟又不是麒麟，反正挺吓人的。曾小艳可怕他了。”
我也侧过了身子，隔着窄窄的过道，忍受着她口腔里散发出来的浓浓的蒜味和身上浓厚的香水味，当然，还有那种无处不在的庸俗的小市民味，我的确对她说的充满兴趣，只要和曾小艳有关的我都充满了兴趣。
她说：“我听说中午时他来找曾小艳，可凶啦。”
她忽然把身子倾得更多了，脖子扯得长长的，看了看前面的司机，低低地对我说：“她男朋友还打过前面的赵师傅呢！就是有次曾小艳没吃午饭，赵师傅给她捎了一个盒饭，正好被他看到了，他就拿块砖头和赵师傅打了一架。啧啧啧，可凶了，要不是我们车站人多，那次赵师傅非要让他打趴了不可。我们车站的小年轻们都不敢和曾小艳走得太近了。”
我皱着眉头，这个女人显然是在警告我。多么可笑。我向她笑笑，心里却在想着这个有着可怕纹身的男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小艳说过他，说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南京不是一个适合黑社会待的城市，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南京出产过什么有名的黑社会，多说是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那么，这个男人也就是一个小混混而已。曾小艳怎么会找这样一个男人呢？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她要的是一种安全感吗？乱世之中，也许这是对的，但今天的中国已经陷入无所不在的制度的罗网中了，人们越来越柔软、顺从，这样的男人才能事业有成，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感。而像那个纹身男人一样的小混混，却是不安定因素，只能给别人带来不安全感，包括他的亲人。曾小艳是怎么想的？
我有点想不通，摇了摇头，然后我就知道这时摇头有点不大妥当了，果然，那个中年妇女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她终于忍不住了，任何掩饰都不要了，非常关切地对我说：“你可要注意啦，以后多长个心眼。”
我有点发愣，不知道她是让我注意不要招惹曾小艳，还是招惹了曾小艳就要提防着她那个有纹身的男朋友。不过，她的提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的确应该提防这个头脑简单的小混混，他万一给我惹出了什么麻烦，我将很难收拾。我毕竟是名军人，而人们对军人的道德总是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他们总想让穿着军装的每一个人都像雷锋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我的确做不到。
我朝她轻松地笑了笑，那意思是说，我很坦坦荡荡。她当然不信，很不高兴地收回身子，夸张地挺着腰僵硬地坐在那里，她内心里肯定认为我和曾小艳已经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她把自己当做道德的化身，想让那种道德优越感源源不断地向我压迫过来。但她想错了，我闭着眼睛摆出一副要睡觉的样子，我并不是故意让她生气，而是不想再和她聊天了，不管聊什么都很无趣。南京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小市民味的城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它。
我只是一个劲地在想，曾小艳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小混混呢？
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我在雨花台站下了车。那个中年妇女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又恢复了一脸粗野、傲慢、冷漠的模样，就像我是空气一样，或者是一个隐身人，她眼皮都没抬一下，我的一只脚刚沾着地面，车门粗暴地哐当一声关上了，屁股后面冒出一股股黑烟，像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开走了。我习惯性地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像南京的夜空一样空空荡荡，曾小艳现在在哪里呢？她会不会也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我？
我摇了摇头，她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我为什么还要想她呢？
一切都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夜幕中，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就连我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变化。
路上还是躺着无数具悲伤的尸体，他们瞪着夜空，和他们生前一样沉默不语。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那个看上去很老的幸存者仍旧在街上游荡，还是满头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仍旧穿着那件银色西装，扎着那条红色的领带。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尸体中跳来跳去，不时地弯下腰，拣起一颗破烂的头颅，举在眼前仔细看着。有的头颅已经被日军的刺刀捅得不成样子，有的已经被火烧成一个黑色的炭团，他会拿起袖子在上面擦擦，袖子已经被擦得乌黑油亮，然后叹口气，把它又扔下了，那颗头颅在地上骨碌碌地滚着，委屈地哭泣着，有时是婴儿的哭声，有时是少女的哭声，有时是老头的，有时是老太太的，尖利而刺耳，但他不为所动，仍然固执地寻找着每一颗头颅。
我有点奇怪，问他：“老先生，你在找什么？”
他抬起苍老的脑袋，浑浊的眼睛吃力地看着我，喃喃地说：“我在找我的老婆、我爹，还有我妈，他们在七十二年前这一天死掉了。”
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声，好像喉咙里卡着一块浓痰。我想再问他时，他已经摇摇晃晃地走了。
他终于停了下来，抱着一颗头颅跪在地上，好像在低声哭泣，眼中淌出来的不是泪水，也许泪水已经消耗完了，他流出来的是酱紫色的血。瘦削的上半身抖个不停，像一根随时都会折断的腐朽的木棍，木棍上面支着一颗荒芜的脑袋，脑袋在哀怨地摆来摆去。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听到从他那掉了牙的嘴巴里挤出了奇怪的咕咕声，声音细软、颤抖、破碎不全，很容易就被寒风吹散。他那已经变得像干枯树枝一样的手里捧着一个少妇的头颅，那些破碎的声音顺风飘来，断断续续，但却非常清晰：“他们不是人，不是人啊，我那时是吓怕了，是真的吓怕了，咱爹吓怕了，咱妈吓怕了，咱都吓怕了，他们强奸了你，他们还让咱爹也做那畜生才做的事情……怎么能怪他啊，他也是吓怕了啊。他们还让我和母亲做那畜生做的事情……我能怎么办呢？我们都被吓得什么都忘了，我们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你们都死了，你们都上吊了，就我一个人活着，可我活得容易吗？我谁也不能说，我只能憋在肚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为什么那么软弱，我为什么不也死掉？他们为什么不杀我……我没用，我连死的勇气都没有……我为什么还活着……”
他翻来覆去地说着同样的话，他的影子拖在地上，像一条狗一样。我要同情他吗？不，我不同情，尽管我知道活着比死还要难，但我还是不愿意同情他，他如果觉得那是耻辱，那他就应该在1937年12月死掉，或者在那场战争中死掉。死去的方法有很多，他可以逃出南京参加国军，也可以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这样的队伍很多，就连一些土匪，也在和日军作战。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在南京沉默地活着，偷偷地活着，他还会在路过大街站岗的日军哨兵跟前时，脱下帽子弯下腰，向日军鞠躬。这非常痛苦，但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已经感觉不到痛苦的颜色和气味了，因为他实际上已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死去了。他只是一具会呼吸的僵尸。我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厚的让人恶心的肉体腐烂的臭味。我冷冷地看着他，脸上凝结了一层寒冰，他应该死去。作为一个男人，活就要活得磊磊落落，死要死得轰轰烈烈，他既没有死得轰轰烈烈，也不可能再活得磊磊落落。我为什么要同情他？
我是多么冷血。
我知道也许我错了，他是一个被侮辱的人，他有权利活下去，如果我再鄙视他，对他来说，等于是第二次屠杀。可我就是无法怜悯，无法同情，无法安慰他好好活着，我只有无边无际的沮丧和愤怒。是的，我的确是在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进行着第二次屠杀。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血液被冻住，整个身子都要凝固了。我像一条受惊的狗一样在1937年的街头上奔跑起来，我没有哭，但泪水却像雨点一样洒了一路，洒在了一具又一具垃圾一样的尸体上……
幸存者，多么可笑的名词。
我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呆呆地在南京街头游荡，再多的尸体和鲜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还能到哪里去，没有反抗，没有呼号，到处都是被杀掉的绵羊和等待被杀掉的绵羊。多么可悲，他们拿着铁锹，在可能只有他们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的日军监视下，挖着一个个坑，然后日本兵把他们杀死在他们自己挖好的坑里。他们知道那是给自己挖的坑，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身来，把手里的铁锹狠狠地砸到日本兵的头颅上去呢？他们被吓得没有一点力气了吗？但他们却有力气给自己挖好了坟坑。可笑吗？可你如何能笑得出来？
等我抬起头来，我看到了路边那块破旧的路牌“许家巷”。我想起来了，1937年12月12日的深夜，也许是13日的凌晨，王大猛和大老冯曾经在这里杀死了一个日本兵。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日历上显示的正是这一天。那么，我可以在这里等着他们，看着他们把那个畜生一样的日本兵杀死了。这比我杀死日本兵还要解气，因为那是真实的。
远远地，在离那家房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有一团黑影蹲在对面的电线杆下。我加快了脚步，终于走到了那团黑影面前，是一条无头的土狗蹲在路边哭泣，旁边坐着一个无头的日本兵，他像一个父亲一样抚摸着那条土狗的脊背。那个日本兵听到了声音，转过身子，面对着我，像个老朋友一样给我打了一声招呼：“你见到我的头了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没有头，怎么还会说话？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掀起破烂的军装，他的肚脐眼上被捅了一刀，红色的肉翻了出来，露出酱紫色的肠子，像一截舌头。还别说，还真像一个嘴巴呢，只不过太丑了点。他又说话了，那声音果然是从肚脐眼里发出来的，虽然伴随着肠子翻滚的声音，但要是注意听，还是能听清的。
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被大老冯杀死的那个日本兵，王大猛把他的头割了下来，扔到了马路对面的那个院子里。我摇了摇头，问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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