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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八十三岁。我属虎,今年四十四岁,母亲在她三十九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饥饿的女儿》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十一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折耳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七十二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十八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2
我丈夫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夏天匆忙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不?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最多年长十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和无畏,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五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ài。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带我到北大,见一个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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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八十三岁。我属虎,今年四十四岁,母亲在她三十九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饥饿的女儿》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十一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折耳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七十二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十八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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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夏天匆忙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不?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最多年长十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和无畏,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五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ài。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带我到北大,见一个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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