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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没帮过母亲提过一次重物。我幼年时,母亲出过远门吗?几乎没有。她除了在家里,就是在造船厂,有好几个周末她挑一担船厂分给职工的木柴,气喘吁吁从江边爬上山坡来,但我没帮过她一次。她迈进六号院子大门,进堂屋后,她搁下木柴,手握着扁担站着,正好逆光,母亲变得陌生,她的腿奇粗,肩加宽,背开始驼,头发混着汗遮住半张脸,故意看不见我。
在我出国后,母亲总在我回重庆看她的时候,与我睡一床。母亲熄了灯,借着窗外光线,与我说着话。她的话像春日细雨,绵绵不断。她说那年春节前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大半个世纪唯一的一次。父亲1939年在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父亲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后来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那年八十一岁,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母亲在一旁看着,也掉泪。
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父亲哭过,他与叔叔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
母亲说的是1998年,我已三十六岁。
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对母亲何尝不也是一样。
父亲病退回家之前,既是船长,又是领江。他开过最大的一条船,是客轮,从重庆到上海。那次本可接近家乡浙江,但船过三峡,就不让前行了。一船人被整顿检查,他们要父亲交代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他替国民党军队押送军火之事。父亲说,他是被抓着枪逼着干的。
“那你宁肯光荣牺牲,也不必干。”负责整顿的人说。
父亲受到处分,由客轮调到货轮,开长江上游一带。但并未放过他思想改造,整顿的人要他检举还有哪些人,当年也给国民党军队开船运军火?
父亲说,记不得别的什么人。
整顿的人说父亲包庇人,罪加一等。
父亲气得没吃饭,本就缺乏营养他眼花,连日连夜加班,父亲双眼冒金花,从船上掉下江,救起来后,被送入离宜宾最近的县区医院。
父亲与护士认识了。她有个孩子六岁,丈夫到农村搞调查,饥饿加上得病死了。
母亲与我生父在山上,刚下班,身上头发全是汗,母亲用毛巾擦脸。他们还不是情人。母亲说得请假去看丈夫,终于收到了父亲请人拍的电报,他出事了,头摔坏,医院检查出眼睛也有问题。
母亲赶到宜宾,到医院看见护士的第一眼,心里就明白了,对父亲说,她不仅仅是护士。
父亲没有回答。
母亲找到护士家,护士打开门,没有想到,一脸惊讶。母亲发现她的床下有父亲的布鞋,屋外晒着男人的衣服。那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
母亲走了。
母亲不是嫉妒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父亲伤好后,眼睛确认不能再在船上工作,便回重庆了。
父亲再也没有回宜宾。
母亲在事过三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事。我真想知道父亲怎么想?母亲说父亲不时寄钱给那母女俩,母亲说她们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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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无行李一身轻。后来在北京一个文学院作家班读书写作,1989年夏天,学校解散作家班,我在北京东躲西躲三个月后,在十月份转到上海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没有箱子,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大旅行包。我把大包剪开,手缝成两个,容易携带,装所有的书、稿子和少得可怜的衣服。好几个朋友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到上海却无人接,一个人来回搬两个沉甸甸的包,再从车站搬到公共汽车上,汗流浃背。上海啊上海,一到这块土地,就累死累活,我与上海如此结下缘。那段时间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上海租界帮派妓女历史杂书。
从上海到伦敦,年年从中国回到伦敦,行李由多到少,里面都是丈夫要的治感冒、高血压和鼻炎的药。
从未带两个旅行箱回重庆。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全是带现金。我靠写字挣了多少,剔出自己的生活费,就带多少,给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他们的孩子,读不了重点学校,就要缴费,让母亲垫钱,我再把钱给母亲,让母亲亲手给他们,以便他们对母亲好一点。支持他们的下一代读书,成了我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年逝去,没一个下一代孩子读书成了气候,也没听到他们对我说一声谢谢。人忘性大,不记仇就好。很少听到哥哥姐姐说他们的孩子如何,也听不到侄儿女自己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情况。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见了我,叫声姨后,一般不开腔。大概是紧张吧,姨是个作家,说错话,会被笑话,更不知手脚搁哪儿自在。他们有自己的猜想和度尺,可也不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姨是有坏名声的外婆生的坏女人,从前是这个家的耻辱,今后也是,姨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与家里背道而驰,不值得尊敬。
这会儿,他们基本都在,对我客气地叫一声姨,算是打了个招呼。两个哥哥帮着大肚猫用一个大塑料口袋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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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没帮过母亲提过一次重物。我幼年时,母亲出过远门吗?几乎没有。她除了在家里,就是在造船厂,有好几个周末她挑一担船厂分给职工的木柴,气喘吁吁从江边爬上山坡来,但我没帮过她一次。她迈进六号院子大门,进堂屋后,她搁下木柴,手握着扁担站着,正好逆光,母亲变得陌生,她的腿奇粗,肩加宽,背开始驼,头发混着汗遮住半张脸,故意看不见我。
在我出国后,母亲总在我回重庆看她的时候,与我睡一床。母亲熄了灯,借着窗外光线,与我说着话。她的话像春日细雨,绵绵不断。她说那年春节前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大半个世纪唯一的一次。父亲1939年在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父亲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后来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那年八十一岁,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母亲在一旁看着,也掉泪。
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父亲哭过,他与叔叔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
母亲说的是1998年,我已三十六岁。
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对母亲何尝不也是一样。
父亲病退回家之前,既是船长,又是领江。他开过最大的一条船,是客轮,从重庆到上海。那次本可接近家乡浙江,但船过三峡,就不让前行了。一船人被整顿检查,他们要父亲交代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他替国民党军队押送军火之事。父亲说,他是被抓着枪逼着干的。
“那你宁肯光荣牺牲,也不必干。”负责整顿的人说。
父亲受到处分,由客轮调到货轮,开长江上游一带。但并未放过他思想改造,整顿的人要他检举还有哪些人,当年也给国民党军队开船运军火?
父亲说,记不得别的什么人。
整顿的人说父亲包庇人,罪加一等。
父亲气得没吃饭,本就缺乏营养他眼花,连日连夜加班,父亲双眼冒金花,从船上掉下江,救起来后,被送入离宜宾最近的县区医院。
父亲与护士认识了。她有个孩子六岁,丈夫到农村搞调查,饥饿加上得病死了。
母亲与我生父在山上,刚下班,身上头发全是汗,母亲用毛巾擦脸。他们还不是情人。母亲说得请假去看丈夫,终于收到了父亲请人拍的电报,他出事了,头摔坏,医院检查出眼睛也有问题。
母亲赶到宜宾,到医院看见护士的第一眼,心里就明白了,对父亲说,她不仅仅是护士。
父亲没有回答。
母亲找到护士家,护士打开门,没有想到,一脸惊讶。母亲发现她的床下有父亲的布鞋,屋外晒着男人的衣服。那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
母亲走了。
母亲不是嫉妒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父亲伤好后,眼睛确认不能再在船上工作,便回重庆了。
父亲再也没有回宜宾。
母亲在事过三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事。我真想知道父亲怎么想?母亲说父亲不时寄钱给那母女俩,母亲说她们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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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无行李一身轻。后来在北京一个文学院作家班读书写作,1989年夏天,学校解散作家班,我在北京东躲西躲三个月后,在十月份转到上海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没有箱子,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大旅行包。我把大包剪开,手缝成两个,容易携带,装所有的书、稿子和少得可怜的衣服。好几个朋友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到上海却无人接,一个人来回搬两个沉甸甸的包,再从车站搬到公共汽车上,汗流浃背。上海啊上海,一到这块土地,就累死累活,我与上海如此结下缘。那段时间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上海租界帮派妓女历史杂书。
从上海到伦敦,年年从中国回到伦敦,行李由多到少,里面都是丈夫要的治感冒、高血压和鼻炎的药。
从未带两个旅行箱回重庆。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全是带现金。我靠写字挣了多少,剔出自己的生活费,就带多少,给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他们的孩子,读不了重点学校,就要缴费,让母亲垫钱,我再把钱给母亲,让母亲亲手给他们,以便他们对母亲好一点。支持他们的下一代读书,成了我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年逝去,没一个下一代孩子读书成了气候,也没听到他们对我说一声谢谢。人忘性大,不记仇就好。很少听到哥哥姐姐说他们的孩子如何,也听不到侄儿女自己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情况。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见了我,叫声姨后,一般不开腔。大概是紧张吧,姨是个作家,说错话,会被笑话,更不知手脚搁哪儿自在。他们有自己的猜想和度尺,可也不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姨是有坏名声的外婆生的坏女人,从前是这个家的耻辱,今后也是,姨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与家里背道而驰,不值得尊敬。
这会儿,他们基本都在,对我客气地叫一声姨,算是打了个招呼。两个哥哥帮着大肚猫用一个大塑料口袋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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