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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洗了手,去拿墙上挂着的毛巾擦手,一愣。好多年前我回家时,母亲给我一张洗脸的墨绿色的毛巾。没想到母亲也有一条。我把毛巾放回原处。镜子前有母亲的牙刷,用得刷毛往左边倒。我拿在手里,往右边摸,想象母亲站在镜子前漱口的样子,她先把假牙取下,仔细刷牙后,再清理假牙,把假牙泡在水里。我放回牙刷,又把歪斜的牙刷扶正。
是呀,只要我拉开门走出去,就会看见母亲坐在那儿吃饭,听儿女们说话。母亲还在,没有死。
客厅传来他们的笑声,远比听到他们的哭声,让我感动。我期待好久,甚至从童年开始,就盼望有一天,家里出现如此的晚饭气氛,父母坐在中间,兄弟姐妹亲密无间。如今父母都走了,这一刻才来。
我看着这个不大的卫生间,每一寸地每一团空气都印着母亲的身影,充满母亲的气味和声音。洗面盆上端的镜子当年摔坏过一次,裂了口,我专门跑了一趟石桥百货公司,买了一面大一些的镜子。看看镜子里的我,是那样悲痛,压抑着胸中的不平!想一想母亲,她哪是母亲,还不如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不,她是整个家里的罪人。她从现实世界逃开,回到了过去年代,到江边捡垃圾。她从陡峭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摔下去,滚了好几圈摔到江边,一身是伤,右眼帘上的伤好后还留下疤痕。母亲躺在那儿,嗡嗡叫的苍蝇围着她脸飞,不省人事,隔了许久才被人发现。
家里人送她到医院。医院只是粗糙地检查了一下,给外伤消了毒,就让母亲回家休养。母亲脖子痛,胳膊筋痛。实在受不了时,她叫出声。
“你叫什么呀,自作自受!”他们骂母亲丢人现眼,让他们成了众人话柄,说是虐待老妈,没尽孝道之心,要遭天雷报应。他们找出母亲捡垃圾的袋子,统统扔掉。“你真是老不成器,越活越不像话,越活越自私,只顾自己,不晓得儿女感受!”
母亲咬着牙,不敢出声。她蜷缩着身体,不敢看人。母亲也许只能躲在卫生间这个小角落里哭泣。她的双肩在抽动,头发全遮住她悲伤的脸。我看见了,看得一清二楚。她在轮渡口,要找她爱的人,可是那人早就离开了人世,她怎么可以找到他呢?母亲迷失在长江大桥上那种绝望,她都不敢求助于我,可以想象她的心有多么卑微!也许在她的意识里,我根本就是一个小胚胎,在她的子宫里,她怀着我,我还未出生,她得忍受一切,为了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天,那位记者不知靠了什么力量,启开了母亲的嘴。母亲说,在那个饥饿年代,她挺着一个大肚子,那是她的六姑娘,怀着时,没啥营养的吃,动过好几次红,生怕流产,她战战兢兢数着天日过。最后一次是动红太厉害,她怕生在家里是个死胎,心一横,坐了轮渡去了城中心的妇产科医院。医生检查说,严重缺营养,母亲羊水不够多,不能延误了,否则大人小孩都可能没命。医生马上打催产针,让孩子生下来。“她真是来之不易!”母亲喃喃地说,“她好可怜,从小得不到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我不得不那样做!若有来生,我与她成为母女,我会把这辈子不曾给过她的东西,统统给她。”
母亲可以习惯灾难,忍受灾难,甚至有时是逆着这个可怕的世界干,可是她不能对她亲生的儿女做任何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多少年来,他们给了我一个母亲幸福晚年的版本,也何尝不是母亲的意思。那么我应该让他们明白我已知晓母亲不幸晚年的版本吗?起码可以还原母亲生活的真相,把每一桩她受虐待遭欺负的事,都摆出来,问个清楚?替母亲叫个屈,抱不平?
起码可以到客厅里,把我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亮给他们看?
不,我不能。如果我把母亲给我们每个孩子留的照片拿在手中,我更愿意撕碎全家福那张。这么做会将我所有的恨撕掉。我没有资格指责他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母亲养大我这些年,我几乎没有一个春节回家,我除了少得可怜的几个生日是和她度过,我自己的生日却从未和母亲度过,十八岁前不过生日,之后也不过。三十六岁之后,我开始使生日过得与以往不同,渐渐地,我庆祝生日了。可是一次也未想起该和母亲过,该向母亲表示感激,她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相比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们,我只是用写字得来的稿费,给母亲和他们。可是我人在哪里,母亲最需要的是我在她身边,和她说说话,揉揉背,带她吃西餐,看看戏,一起到江边散步,或到公园里坐坐,带她去名山大湖,读书给她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不屑我对家里的贡献,钱能表明你尽了力吗?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私,我把时间留给自己,我用钱买到自己的自由,不必和母亲的生病年老性格变化等问题打交道,母亲住医院多少次,我一次也未在病床前服侍她。只有一次,我给母亲洗澡,我清楚她身上每一部位,每一处受伤的印记,哪怕是小时在老家乡下被蛇咬过的疤,如同她清楚我身体一样,我扶她走到卫生间,替她洗澡擦背。那是她得了肺癌。我陪她吃陪她睡,给她配药,陪她喝药,听她讲从前事。母亲也因之痊愈。但之后呢,我就把母亲丢给了他们。
我不能就像个家里的法官一样来对他们审判,该审判的是我自己。
我有一年回重庆,记起来,不是太久,应该是在2005年10月,我从北京飞重庆参加新一家杂志的讨论会,谈城市与规划,住在江北一个饭店里。那两天我没有回南岸,会议结束,我转道去一所大学演讲,为的是满足好奇心,看一眼在那儿教书的丈夫的新情人,再折回重庆,我就得飞走了。时间不够,二姐建议三哥带着母亲来城中心。我坐在二姐家里等母亲。一等二等都不见母亲影子,终于,三哥三嫂带着母亲来了,走得气喘吁吁,一身是汗。我埋怨他们来晚。结果三哥说,出租车过不了长江大桥,那儿有群众在桥上拉着横幅在示威,全是警察,交通堵塞。
他们没法只得从大桥上走过来,过桥也打不到出租,也坐不到公共汽车,沿途都有游行的人。母亲走不快,走走歇歇,走了四十多分钟。
母亲看着我,说我瘦了,怪我不多吃。
三哥讲了桥上闹事的缘由。区政府贴了告示,要征收地皮,进行旧城改造。居民觉得评估价格太低,很不满意,上书市政府,要求住宅补偿标准能提高。可是没有解决,遭到强制拆迁。有一家人遭到毒打,母亲被送到医院,肚子里的婴儿流产。丈夫被打得肾脏破裂,十岁的儿子腿被打伤。居民们由此愤怒了,才到长江大桥上示威游行。
母亲说,她很难过,但愿菩萨会保佑他们。
我嘴上叫母亲不要难过,心里不是太耐烦。坐了一会儿,看手表,说来不及,得去机场了。我就要走,母亲很不安,从沙发上马上站起来,“我的六姑娘,不管多远,妈妈都想看你一眼。下次你回重庆,一定得告诉妈妈。”
我说好的。
我连握她的手都没有,连说声抱歉都没有。我可以不去机场,可以去南岸看母亲,也可以留下来陪伴她。可我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一个男人伤了我。可母亲没有伤我,我就不能当着母亲的面舔自己伤口上的血吗?她是我母亲啊!
我甚至都没发现母亲也很瘦,八十二岁的母亲已临近生命的尾声,只剩下一年时间,她就要离开我了。
客厅... -->>
我洗了手,去拿墙上挂着的毛巾擦手,一愣。好多年前我回家时,母亲给我一张洗脸的墨绿色的毛巾。没想到母亲也有一条。我把毛巾放回原处。镜子前有母亲的牙刷,用得刷毛往左边倒。我拿在手里,往右边摸,想象母亲站在镜子前漱口的样子,她先把假牙取下,仔细刷牙后,再清理假牙,把假牙泡在水里。我放回牙刷,又把歪斜的牙刷扶正。
是呀,只要我拉开门走出去,就会看见母亲坐在那儿吃饭,听儿女们说话。母亲还在,没有死。
客厅传来他们的笑声,远比听到他们的哭声,让我感动。我期待好久,甚至从童年开始,就盼望有一天,家里出现如此的晚饭气氛,父母坐在中间,兄弟姐妹亲密无间。如今父母都走了,这一刻才来。
我看着这个不大的卫生间,每一寸地每一团空气都印着母亲的身影,充满母亲的气味和声音。洗面盆上端的镜子当年摔坏过一次,裂了口,我专门跑了一趟石桥百货公司,买了一面大一些的镜子。看看镜子里的我,是那样悲痛,压抑着胸中的不平!想一想母亲,她哪是母亲,还不如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不,她是整个家里的罪人。她从现实世界逃开,回到了过去年代,到江边捡垃圾。她从陡峭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摔下去,滚了好几圈摔到江边,一身是伤,右眼帘上的伤好后还留下疤痕。母亲躺在那儿,嗡嗡叫的苍蝇围着她脸飞,不省人事,隔了许久才被人发现。
家里人送她到医院。医院只是粗糙地检查了一下,给外伤消了毒,就让母亲回家休养。母亲脖子痛,胳膊筋痛。实在受不了时,她叫出声。
“你叫什么呀,自作自受!”他们骂母亲丢人现眼,让他们成了众人话柄,说是虐待老妈,没尽孝道之心,要遭天雷报应。他们找出母亲捡垃圾的袋子,统统扔掉。“你真是老不成器,越活越不像话,越活越自私,只顾自己,不晓得儿女感受!”
母亲咬着牙,不敢出声。她蜷缩着身体,不敢看人。母亲也许只能躲在卫生间这个小角落里哭泣。她的双肩在抽动,头发全遮住她悲伤的脸。我看见了,看得一清二楚。她在轮渡口,要找她爱的人,可是那人早就离开了人世,她怎么可以找到他呢?母亲迷失在长江大桥上那种绝望,她都不敢求助于我,可以想象她的心有多么卑微!也许在她的意识里,我根本就是一个小胚胎,在她的子宫里,她怀着我,我还未出生,她得忍受一切,为了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天,那位记者不知靠了什么力量,启开了母亲的嘴。母亲说,在那个饥饿年代,她挺着一个大肚子,那是她的六姑娘,怀着时,没啥营养的吃,动过好几次红,生怕流产,她战战兢兢数着天日过。最后一次是动红太厉害,她怕生在家里是个死胎,心一横,坐了轮渡去了城中心的妇产科医院。医生检查说,严重缺营养,母亲羊水不够多,不能延误了,否则大人小孩都可能没命。医生马上打催产针,让孩子生下来。“她真是来之不易!”母亲喃喃地说,“她好可怜,从小得不到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我不得不那样做!若有来生,我与她成为母女,我会把这辈子不曾给过她的东西,统统给她。”
母亲可以习惯灾难,忍受灾难,甚至有时是逆着这个可怕的世界干,可是她不能对她亲生的儿女做任何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多少年来,他们给了我一个母亲幸福晚年的版本,也何尝不是母亲的意思。那么我应该让他们明白我已知晓母亲不幸晚年的版本吗?起码可以还原母亲生活的真相,把每一桩她受虐待遭欺负的事,都摆出来,问个清楚?替母亲叫个屈,抱不平?
起码可以到客厅里,把我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亮给他们看?
不,我不能。如果我把母亲给我们每个孩子留的照片拿在手中,我更愿意撕碎全家福那张。这么做会将我所有的恨撕掉。我没有资格指责他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母亲养大我这些年,我几乎没有一个春节回家,我除了少得可怜的几个生日是和她度过,我自己的生日却从未和母亲度过,十八岁前不过生日,之后也不过。三十六岁之后,我开始使生日过得与以往不同,渐渐地,我庆祝生日了。可是一次也未想起该和母亲过,该向母亲表示感激,她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相比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们,我只是用写字得来的稿费,给母亲和他们。可是我人在哪里,母亲最需要的是我在她身边,和她说说话,揉揉背,带她吃西餐,看看戏,一起到江边散步,或到公园里坐坐,带她去名山大湖,读书给她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不屑我对家里的贡献,钱能表明你尽了力吗?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私,我把时间留给自己,我用钱买到自己的自由,不必和母亲的生病年老性格变化等问题打交道,母亲住医院多少次,我一次也未在病床前服侍她。只有一次,我给母亲洗澡,我清楚她身上每一部位,每一处受伤的印记,哪怕是小时在老家乡下被蛇咬过的疤,如同她清楚我身体一样,我扶她走到卫生间,替她洗澡擦背。那是她得了肺癌。我陪她吃陪她睡,给她配药,陪她喝药,听她讲从前事。母亲也因之痊愈。但之后呢,我就把母亲丢给了他们。
我不能就像个家里的法官一样来对他们审判,该审判的是我自己。
我有一年回重庆,记起来,不是太久,应该是在2005年10月,我从北京飞重庆参加新一家杂志的讨论会,谈城市与规划,住在江北一个饭店里。那两天我没有回南岸,会议结束,我转道去一所大学演讲,为的是满足好奇心,看一眼在那儿教书的丈夫的新情人,再折回重庆,我就得飞走了。时间不够,二姐建议三哥带着母亲来城中心。我坐在二姐家里等母亲。一等二等都不见母亲影子,终于,三哥三嫂带着母亲来了,走得气喘吁吁,一身是汗。我埋怨他们来晚。结果三哥说,出租车过不了长江大桥,那儿有群众在桥上拉着横幅在示威,全是警察,交通堵塞。
他们没法只得从大桥上走过来,过桥也打不到出租,也坐不到公共汽车,沿途都有游行的人。母亲走不快,走走歇歇,走了四十多分钟。
母亲看着我,说我瘦了,怪我不多吃。
三哥讲了桥上闹事的缘由。区政府贴了告示,要征收地皮,进行旧城改造。居民觉得评估价格太低,很不满意,上书市政府,要求住宅补偿标准能提高。可是没有解决,遭到强制拆迁。有一家人遭到毒打,母亲被送到医院,肚子里的婴儿流产。丈夫被打得肾脏破裂,十岁的儿子腿被打伤。居民们由此愤怒了,才到长江大桥上示威游行。
母亲说,她很难过,但愿菩萨会保佑他们。
我嘴上叫母亲不要难过,心里不是太耐烦。坐了一会儿,看手表,说来不及,得去机场了。我就要走,母亲很不安,从沙发上马上站起来,“我的六姑娘,不管多远,妈妈都想看你一眼。下次你回重庆,一定得告诉妈妈。”
我说好的。
我连握她的手都没有,连说声抱歉都没有。我可以不去机场,可以去南岸看母亲,也可以留下来陪伴她。可我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一个男人伤了我。可母亲没有伤我,我就不能当着母亲的面舔自己伤口上的血吗?她是我母亲啊!
我甚至都没发现母亲也很瘦,八十二岁的母亲已临近生命的尾声,只剩下一年时间,她就要离开我了。
客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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