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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
暴风雪不停不息。今天仍是满天风雪。博亚尔卡工地上的人们眼看就要把路铺到伐木场了，不想却遭遇了严寒和暴风雪而中途受阻。他们被封在冰雪之中。挖掘冻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总共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然而这一段却最为艰难。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有三名工人病倒。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工地无人来参加。在距离这一筑路工地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徒们弄翻了一列运粮的火车。遵照粮食发放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的全体人员已奔赴出事地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工地运回城里，其中包括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病房的暖气都停止供应了，该死的暴风雪！它到何时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儿回来。消息得到了证实。昨晚奥尔利克匪帮倾巢而出，袭击了博亚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路，所以直到今天朱赫来方获得确切的消息，幸好匪徒已被击退。托卡列夫负重伤，胸部被击穿，今天将把他送回城。克拉维切克被敌人砍死了。他昨夜刚好担任警卫组长，是他最早发现匪徒并鸣枪报警的。他一面往回跑，一面向进攻的敌人还击，可惜还没等他跑到旧校居就被砍死了。筑路队总共有十一个人负伤。现在工地上已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驻扎在那儿了。
潘克拉托夫如今接任工程总负责人。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追上了一部分匪徒，将他们全部消灭了。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等火车驶到，就沿着铁路线步行离开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还有其他伤员都已被送回城里医院，现在已安置妥当。医生说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伤员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筑路工程队的来电。“为了对匪徒的袭击作出最好的回答，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铁路建设者，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上的士兵，与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万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进城里。我们必将拼尽全力，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队的仪式在索洛缅卡区将克拉维切克安葬。
企盼已久的木柴眼看就要运进城里，但是筑路速度却更加缓慢，每天都有几十人因为伤寒而倒下。
这一天，保尔感觉两腿发软，仿佛是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觉得比以往烧得更厉害了。
使工程队遭受重大伤害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但是他那顽强的躯体依旧在抵抗。接连五天，他都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出工。他虽然身穿暖和的皮大衣，脚穿朱赫来送的毡靴，可是由于身体虚弱，这些东西也不能帮助他。
每迈出一步，胸口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他全身发冷，上下牙一直打颤，双眼模模糊糊，只觉得周围的树木在绕着他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挨到车站。车站里异常的喧闹声使他大吃了一惊。仔细看过去，原来站台旁边停靠着一列与站台等长的平板列车，装着火车头、铁轨和枕木，正由跟车同来的人们在往下搬卸着。他又向前跨出几步，不料却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糊里糊涂地只感到脑袋撞到地上，冰冷的积雪贴着灼热的脸，好不舒服。
过了几个小时，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保尔，把他抬进了板棚。保尔急促地呼吸着，已经不能分辨周围的人。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点五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毒疮都算小病，不值一提。肺炎加伤寒就可以将他从这个世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到工地的杜巴瓦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护送保尔回故乡。
幸亏保尔所在的小队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霍利亚瓦施加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处于昏迷状态的保尔及阿廖沙塞进了拥挤的车厢。车上的旅客却怕传染上伤寒，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甚至威胁，车一开动，就要将保尔扔出窗外。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把你们全赶下车，也得让他走！自私的家伙，你们记清楚了，我这就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全部赶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手枪。谁敢拿个指头碰他一下，你就对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进一步镇住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面前问：
“你看，保尔能活下来吗？”
没有回答。
“走吧，杜巴瓦，只能听天由命了，现在咱俩得挑起全部重担，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明天一早就开始试车。”
霍利亚瓦给铁路沿线各站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挂电话，再三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保尔抬下车来。直等到每个同志都答应了一定做到，他才回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从一列客车车厢里抬出了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首。他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托咐，赶到车厢前进行阻拦，但发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辞世。便只得派人把尸体抬进了收容站的太平间。
他们赶紧打电话到博亚尔卡筑路工地，通知霍利亚瓦，说他嘱咐要好生保护的那位同志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博亚尔卡工地给省委拍去一份简短的电文，将保尔的死讯传给了他们。
阿廖沙把一息尚存的保尔送到了家，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因染伤寒而病倒了。
下面是丽达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何会如此伤心？还未坐下提笔，我就已哭泣。谁会想象得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样悲伤？难道流泪就一定代表着意志薄弱吗？今天哭泣是因为悲痛难忍。怎么会悲痛到如此地步呢？今天本是个喜庆的日子啊。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也刚参加完庆祝大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悲痛会爬到我的心头呢？确实是取得了胜利，可是却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使我明白了何为真正的感情，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比我原先想的更重要。
日记就写到此。不知何时会有下一篇。明天我就给哈尔科夫写信，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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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
暴风雪不停不息。今天仍是满天风雪。博亚尔卡工地上的人们眼看就要把路铺到伐木场了，不想却遭遇了严寒和暴风雪而中途受阻。他们被封在冰雪之中。挖掘冻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总共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然而这一段却最为艰难。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有三名工人病倒。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工地无人来参加。在距离这一筑路工地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徒们弄翻了一列运粮的火车。遵照粮食发放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的全体人员已奔赴出事地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工地运回城里，其中包括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病房的暖气都停止供应了，该死的暴风雪！它到何时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儿回来。消息得到了证实。昨晚奥尔利克匪帮倾巢而出，袭击了博亚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路，所以直到今天朱赫来方获得确切的消息，幸好匪徒已被击退。托卡列夫负重伤，胸部被击穿，今天将把他送回城。克拉维切克被敌人砍死了。他昨夜刚好担任警卫组长，是他最早发现匪徒并鸣枪报警的。他一面往回跑，一面向进攻的敌人还击，可惜还没等他跑到旧校居就被砍死了。筑路队总共有十一个人负伤。现在工地上已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驻扎在那儿了。
潘克拉托夫如今接任工程总负责人。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追上了一部分匪徒，将他们全部消灭了。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等火车驶到，就沿着铁路线步行离开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还有其他伤员都已被送回城里医院，现在已安置妥当。医生说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伤员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筑路工程队的来电。“为了对匪徒的袭击作出最好的回答，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铁路建设者，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上的士兵，与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万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进城里。我们必将拼尽全力，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队的仪式在索洛缅卡区将克拉维切克安葬。
企盼已久的木柴眼看就要运进城里，但是筑路速度却更加缓慢，每天都有几十人因为伤寒而倒下。
这一天，保尔感觉两腿发软，仿佛是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觉得比以往烧得更厉害了。
使工程队遭受重大伤害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但是他那顽强的躯体依旧在抵抗。接连五天，他都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出工。他虽然身穿暖和的皮大衣，脚穿朱赫来送的毡靴，可是由于身体虚弱，这些东西也不能帮助他。
每迈出一步，胸口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他全身发冷，上下牙一直打颤，双眼模模糊糊，只觉得周围的树木在绕着他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挨到车站。车站里异常的喧闹声使他大吃了一惊。仔细看过去，原来站台旁边停靠着一列与站台等长的平板列车，装着火车头、铁轨和枕木，正由跟车同来的人们在往下搬卸着。他又向前跨出几步，不料却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糊里糊涂地只感到脑袋撞到地上，冰冷的积雪贴着灼热的脸，好不舒服。
过了几个小时，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保尔，把他抬进了板棚。保尔急促地呼吸着，已经不能分辨周围的人。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点五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毒疮都算小病，不值一提。肺炎加伤寒就可以将他从这个世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到工地的杜巴瓦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护送保尔回故乡。
幸亏保尔所在的小队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霍利亚瓦施加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处于昏迷状态的保尔及阿廖沙塞进了拥挤的车厢。车上的旅客却怕传染上伤寒，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甚至威胁，车一开动，就要将保尔扔出窗外。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把你们全赶下车，也得让他走！自私的家伙，你们记清楚了，我这就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全部赶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手枪。谁敢拿个指头碰他一下，你就对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进一步镇住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面前问：
“你看，保尔能活下来吗？”
没有回答。
“走吧，杜巴瓦，只能听天由命了，现在咱俩得挑起全部重担，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明天一早就开始试车。”
霍利亚瓦给铁路沿线各站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挂电话，再三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保尔抬下车来。直等到每个同志都答应了一定做到，他才回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从一列客车车厢里抬出了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首。他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托咐，赶到车厢前进行阻拦，但发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辞世。便只得派人把尸体抬进了收容站的太平间。
他们赶紧打电话到博亚尔卡筑路工地，通知霍利亚瓦，说他嘱咐要好生保护的那位同志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博亚尔卡工地给省委拍去一份简短的电文，将保尔的死讯传给了他们。
阿廖沙把一息尚存的保尔送到了家，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因染伤寒而病倒了。
下面是丽达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何会如此伤心？还未坐下提笔，我就已哭泣。谁会想象得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样悲伤？难道流泪就一定代表着意志薄弱吗？今天哭泣是因为悲痛难忍。怎么会悲痛到如此地步呢？今天本是个喜庆的日子啊。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也刚参加完庆祝大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悲痛会爬到我的心头呢？确实是取得了胜利，可是却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使我明白了何为真正的感情，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比我原先想的更重要。
日记就写到此。不知何时会有下一篇。明天我就给哈尔科夫写信，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