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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风
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空客320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触地的震动把我惊醒。
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圣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内地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内地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
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副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如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地走出了这家眼镜店，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修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是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内地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
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鸿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后，我发现把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电话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打电话说，我想酬谢你。王松鸿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去内地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内地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得“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当然能看见它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它硬件不够新，也许它“民粹”也涌现，也许它民怨从不断，也许它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作为一个从内地来的写作者，我非常失落。这种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
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的作品；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作品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除了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几乎对一切都冷漠。这种冷漠和荒诞所催生的新闻都被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停地放在头版，无奈地成了这个民族的注释。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令人诟病的地方。而我们，纵然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什邡的释放
愿扛住了八级地震的人们，能扛住追打；也愿扛住了八级地震的政府大楼，能扛住追问。
四年前，汶川地震，我去四川。隐约记得地震几天后，政府为了防止瘟疫的发生和蔓延，决定捕杀在街上没有主人的狗。作为一个特别喜爱狗的人，虽然觉得难过，但在非常时期对这个决议表示理解。告别四川，我捡回来一条没有主人的狗，经过检疫，将它带回了上海。之所以提起此事，是因为这条狗来自什邡市的红白镇。
什邡这两个字被再次提起。回想起四年前在什邡的一路上，两边都是被摧毁的巨型工厂，军队在平地驻扎。这些场景，似幻似虚。
我想到自己的家乡，上海化工重区金山区亭林镇的一个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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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风
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空客320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触地的震动把我惊醒。
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圣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内地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内地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
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副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如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地走出了这家眼镜店，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修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是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内地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
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鸿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后，我发现把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电话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打电话说，我想酬谢你。王松鸿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去内地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内地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得“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当然能看见它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它硬件不够新，也许它“民粹”也涌现，也许它民怨从不断，也许它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作为一个从内地来的写作者，我非常失落。这种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
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的作品；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作品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除了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几乎对一切都冷漠。这种冷漠和荒诞所催生的新闻都被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停地放在头版，无奈地成了这个民族的注释。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令人诟病的地方。而我们，纵然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什邡的释放
愿扛住了八级地震的人们，能扛住追打；也愿扛住了八级地震的政府大楼，能扛住追问。
四年前，汶川地震，我去四川。隐约记得地震几天后，政府为了防止瘟疫的发生和蔓延，决定捕杀在街上没有主人的狗。作为一个特别喜爱狗的人，虽然觉得难过，但在非常时期对这个决议表示理解。告别四川，我捡回来一条没有主人的狗，经过检疫，将它带回了上海。之所以提起此事，是因为这条狗来自什邡市的红白镇。
什邡这两个字被再次提起。回想起四年前在什邡的一路上，两边都是被摧毁的巨型工厂，军队在平地驻扎。这些场景，似幻似虚。
我想到自己的家乡，上海化工重区金山区亭林镇的一个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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