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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不敢擅自作主，奏请咸丰帝，得到指示，愿出钱以求和，但不要签领土割让，也不要表现得对领土过看重，现在大清疲弱，能拖就拖，最多出到一万两。两千万两都赔进去了，也不再乎多这一万两。
海参崴对俄国人重要了，俄公使打的好主意，先敲诈一大笔，然后再找机会签约，他们才不信大清的改革会成功，俄国本身就是个例，农奴制改革这么久了，法律也明规定了，还是很难执行下去。最后，大清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才把调停资费锁定在两万两。
这一次，大清要一次性支出2700万两额外费用，因平天国占据了大清半壁</a>，原本岁入4000万的朝廷一下变成了2000万。2000万是个什么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养的60万大军就要耗费2000万，现在南有平军，北有捻军，而朝廷的财力已经到了限，根本就拿不出这2200万赔款+500万剿匪合作款。
唐宁召集大臣们商议，有什么办法增加赋税？要没有的话，我可真的为圆明园安排买家了啊！
肃顺等大臣出了一大堆盘剥姓的方案，全部被否决，一句话：“你们这么干，大清的</a>还要不要了？现在只有粤匪和捻匪，像你们这种搞法，很快就出别的匪了。”
最后肃顺终于想出个靠谱的——把给旗人的俸饷减半。旗人就是朝廷养着专门用来打仗的，有点像日本旧时的武士，是职业军人，可是这帮废根本没用，战斗力还不如自筹资金的团练，如湘军。照唐宁的想法，这些废物应该一分钱不给才对。
除了肃顺这个狠人，别的大臣都强烈反对，真这么干的话，恐怕大清真的要亡国了，当然，某贼酋可能根本不在意这大清。这可不是唐宁的本意，大清固然是浑蛋一个，但是骤然间没了，中国更乱更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管这份闲事，要挟天以令诸侯。否则他现在应该更关注的局势。掌控意大利对他来说更符合利益，也靠谱多了。欧洲人都知他</a>公爵大人，大清几乎没人知道他和他的价值，如果他以欧洲</a>家的身份出现，恐怕大清这些家伙根本又找到攘夷的借口了。
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来，全减是不是可能。
不仅让被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
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a>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
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端困难时为镇压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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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不敢擅自作主，奏请咸丰帝，得到指示，愿出钱以求和，但不要签领土割让，也不要表现得对领土过看重，现在大清疲弱，能拖就拖，最多出到一万两。两千万两都赔进去了，也不再乎多这一万两。
海参崴对俄国人重要了，俄公使打的好主意，先敲诈一大笔，然后再找机会签约，他们才不信大清的改革会成功，俄国本身就是个例，农奴制改革这么久了，法律也明规定了，还是很难执行下去。最后，大清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才把调停资费锁定在两万两。
这一次，大清要一次性支出2700万两额外费用，因平天国占据了大清半壁</a>，原本岁入4000万的朝廷一下变成了2000万。2000万是个什么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养的60万大军就要耗费2000万，现在南有平军，北有捻军，而朝廷的财力已经到了限，根本就拿不出这2200万赔款+500万剿匪合作款。
唐宁召集大臣们商议，有什么办法增加赋税？要没有的话，我可真的为圆明园安排买家了啊！
肃顺等大臣出了一大堆盘剥姓的方案，全部被否决，一句话：“你们这么干，大清的</a>还要不要了？现在只有粤匪和捻匪，像你们这种搞法，很快就出别的匪了。”
最后肃顺终于想出个靠谱的——把给旗人的俸饷减半。旗人就是朝廷养着专门用来打仗的，有点像日本旧时的武士，是职业军人，可是这帮废根本没用，战斗力还不如自筹资金的团练，如湘军。照唐宁的想法，这些废物应该一分钱不给才对。
除了肃顺这个狠人，别的大臣都强烈反对，真这么干的话，恐怕大清真的要亡国了，当然，某贼酋可能根本不在意这大清。这可不是唐宁的本意，大清固然是浑蛋一个，但是骤然间没了，中国更乱更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管这份闲事，要挟天以令诸侯。否则他现在应该更关注的局势。掌控意大利对他来说更符合利益，也靠谱多了。欧洲人都知他</a>公爵大人，大清几乎没人知道他和他的价值，如果他以欧洲</a>家的身份出现，恐怕大清这些家伙根本又找到攘夷的借口了。
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来，全减是不是可能。
不仅让被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
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a>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
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端困难时为镇压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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