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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则被兼并。上岛之初，美国佬曾信誓旦旦：要解救波多黎各人民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曾几何时，他们撕下笑脸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美国制糖工业的4家大公司在波多黎各建起了7600个农场，像章鱼的千百个吸盘，死死地扼住了它的经济命脉，疯狂地吸吮它白色的血液。美国政府强迫波多黎各放弃西班牙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校里全部用英语教学。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总统对此有明确“指示”：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政策必须使“在波多黎各的下一代美国公民长大后都能对英语运用自如”。“二战”后，波多黎各人民要求独立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断高涨，但却遭到残酷镇压，一批又一批为自由而战的爱国者被押进监狱。这一切使聂鲁达痛心疾首，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漫歌集》中就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小岛上的野蛮罪行，痛斥杜鲁门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届总统。“冷战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总统剥夺波多黎各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权利。
杜鲁门先生来到
波多黎各岛，
来到
我们海洋的洁净蓝水里
洗刷他的染血的指头。
他刚刚下令处死
二百名希腊青年。
他的机关枪
功能精确，
每一天
在他的命令下，都有
多里克柱头——葡萄与橄榄，
古代大海的眼睛，
科林斯花冠的花瓣，
掉落进希腊的尘埃。
凶手们
与美国来的专家们
高举塞浦路斯甜酒的杯子，
纵声哈哈大笑，胡子上
还沾满着油腻和希腊的血。
杜鲁门来到我们的水域，
来洗濯他的沾上
远方鲜血的红手，同时，
在大学里，用他的语言
说服，劝解，微笑，
闭住卡斯蒂利亚的嘴巴，
掩盖在那里像一条
水晶长河那样长期循环的
语言的光芒，规定下：
“让你的语言死了吧，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加勒比诸岛苦难的人民，一直在聂鲁达心上。1958年，波多黎各独立解放运动战士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布兰科到智利参加会议，结识了聂鲁达。从他那儿诗人直接地、详尽地了解到波多黎各人民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处境和艰苦斗争。这一切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强烈震动。他决心要写一些诗，也许是一部诗集，为了不幸而又不屈的波多黎各人民。伟大的波多黎各爱国志士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我们没有武器能消灭他们的海军，但是我们有可以让他们在全世界臭名远扬、威信扫地的武器。”这就是“揭露”，揭露他们的罪恶。向全世界揭露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让他们身败名裂，这正是圣埃利亚·布兰科高举的武器。而巴勃罗·聂鲁达要写的书，也正是这样的武器。他要写出加勒比诸岛人民多舛的命运，首先写出的是波多黎各的悲剧。就在这时，古巴爆发了新的斗争，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成立了新政府。古巴革命成功了！这辉煌的胜利使这部关于加勒比的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规模，新的歌。诗人的歌不再只是单纯的希望的呼唤，现在，他可以放声歌唱一种美好的现实，它就存在于拉美的大地上：它是爆发在深重苦难之中的胜利的革命。
当一些人面对古巴革命惊骇、惶惑，还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聂鲁达就独具慧眼，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拉丁美洲一直以希望的大陆著称，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希望。诗人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从那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千千万万拉丁美洲人觉醒了，他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古巴的一切。古巴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存在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人们高兴地、放心地笑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的希望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事业的赞歌》共有42首诗，写的是波多黎各、古巴、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或已上台几年，或为新上台者，但在残暴、独裁上却毫无二致，是清一色的专制暴君。而在伟大的前辈英雄光辉榜样的鼓舞下，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风云变幻、战斗的年代。老殖民主义刚刚寿终正寝，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接踵而至，而且更加贪婪、残暴。因此，“到处都有马埃斯特拉山”也就成为必然。
诗人像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出现在舞台上，向观众说明他的意图：他选择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主题，它染着血迹，看得到棕榈树，还有沉寂。“要说的是一个岛/被浩渺的大洋和无数的死亡所包围。”他写道：“Puerto Rico，Puerto Pobre”，波多黎各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富庶的港口”，所以这句诗既可以理解为“波多黎各，贫穷的港口”，又可以理解为“富庶的港口，贫穷的港口”。诗人以这样一句双关语，以鲜明的对比沉痛地道出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被称为富庶的港口的波多黎各，何以成了贫穷之地？！因为这是一块拉丁美洲人民至今未能收复的土地！
诗人写到尼加拉瓜。10年前，在《漫歌集》中，就有《桑地诺》一诗：
但是，因为血与火加上金元，
都摧毁不了
桑地诺的高塔，
华尔街的武士们
只好和平谈判，
邀请游击战士赴宴。
于是，一个新雇佣的叛徒，
向他开了卡宾枪。
这个人名叫索摩查。直到
今天他仍然统治着尼加拉瓜：
三十块银币在他的肚子里
生长着，增加着。
这就是桑地诺的故事。
他是尼加拉瓜的领袖，
是我们被出卖的，
被分割的，被袭击的沙场的
令人心碎的化身。
今天，那里仍然被索摩查家族的世袭专制统治窒息着。老索摩查死了，他的儿子又上了台。这伙“叛徒”“雇佣兵，暴徒，刽子手”是一堆蛆虫，他们玷污桑地诺的鲜血，蚀空卢文·达里奥播种的根苗。聂鲁达虽没来得及看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但是他预告这胜利必然到来。他号召举起“愤怒的剑”，他盛赞“桑地诺是一座旗帜飘扬的高塔，/桑地诺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步枪”。中美洲人民悲壮的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终于，多少年的浴血奋战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硕果，自由让古巴迎到了拉丁美洲。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英勇青年，加勒比海上乘风破浪的“格拉玛”号游船，马埃斯特拉山上的游击英雄、游击队的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光彩夺目地登上历史舞台。于是，诗人不仅要激励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仇敌忾，而且更要热烈赞扬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古巴的天空，也就是飘扬在整个拉丁美洲上空，在黑暗中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人民终于盼到了真正的胜利。诗人提议：为马埃斯拉山歌唱，同时，要想到更远，要注视着2000年。
在对古巴革命的赞扬中，感激、钦佩、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菲德尔，菲德尔，人民感谢你”，“因此我从远方给你带来/一杯来自我的祖国的酒”，这酒来自“地底下的人民”，正是他们——矿工，几个世纪以来，不停地“从冰冷的土地里挖掘出火焰”。诗人表达了智利人民的心意。但是，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他清醒地看到了天边翻滚的乌云，帝国主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表达了本大陆人民同仇敌忾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坚强意志，如果谁敢进犯自由的古巴——“必将撞上人民的拳头，/我们要挖出埋藏的武器！”挺身而出，“保卫亲爱的古巴”。对于聂鲁达，古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1971年，一位英语报纸记者话里有话地问诗人，对古巴经验有何感想？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回答：“对于我，古巴革命非常重要，它是神圣的。这是我们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话他曾说过多次。在1969年出版的《世界末日》一书中，他也谈到古巴。诗人向英雄的起义者致敬，光荣属于他们，这是拉丁美洲的太阳放射出的第一道灿烂朝霞。
反帝斗争的伟大事业，凸现在《赞歌》的每一页。美国的大棒式“睦邻政策”又一次成为诗人痛斥的目标，但是诗人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严格地区别开来，人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保尔·罗伯逊们。《赞歌》的第39首就是《献给美国朋友》，这使我们联想起《漫歌集》中的著名篇章《伐木者醒来吧》。在这首诗中，诗人继续谴责了美国政府，但对美国人民——“北方的汉子”，“村庄和工厂里的美国人”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他很清楚，这些普通老百姓，也生活在困厄之中，他们面对种种难题而一筹莫展。美国人民，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受害者。诗人向他们呼唤理解和共同的希望。他写道，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也不排斥，但是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所有，我们有广大的空间可以从容地生活。
在《赞歌》中，还突出地表现了始终贯穿在聂鲁达作品中的思想：世界在发展变化，和平事业不断取得成就，希望在未来。因此，诗人在《赞歌》中为苏联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欢呼，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世界飞跃前进的明证。就在《赞歌》出版后几个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上校，苏联英雄（1961）。1961年4月12日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1968年在试飞时失事遇难。月球背面一环形山以加加林名字命名。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稍后，古尔曼·季托夫古尔曼·季托夫（1935—2000），苏联宇航员，空军中将（1979），苏联英雄（1961）。1961年8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飞行。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功勋。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诗人称他们为“两只人鸟”。聂鲁达这位至诚的爱国者还念念不忘地紧追着季托夫，问他在太空时看到智利没有？当季托夫回答看到南美洲有几条高耸的黄色山脉，也许那就是智利，诗人立刻应道：“同志，那当然是智利！”他的话饱含着骄傲、自豪和拳拳的孺子之情。
《赞歌》爱憎分明，感情强烈，对人民满怀深情，为革命高唱赞歌，对帝国主义声讨、鞭挞，毫不留情。诗人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他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正如赫拉克勒斯紧抱安泰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在与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不断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因此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在与安泰格斗时，曾把他打倒3次，发现他每接触一次大地就力量倍增，于是就把他举在半空中，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为的是要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因此这部诗集，在大受欢迎的同时必然也招来非议，有偏狭者讥之为“遵命”的“应景”之作。聂鲁达的确是位有高度责任感的诗人，他肩负崇高的使命。因此，写诗对于他绝不是穷极无聊的“侃”，更不是玩世不恭的“玩”。写诗对于他，是在完成有益于人类的庄严使命。他就是要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紧跟时代的步伐，写出人民的爱和恨，写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他明确地说过：在斗争中间，“我们有很多诗人，都是追随着人民一齐前进的”。因此，他必然要在自己的诗中歌颂，倾诉，揭露，抨击，破坏，爱，赞扬，建设。“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人民/和我一起战斗一起前进”，那么，写诗干什么？他庄严宣告：
我的责任和我的诗歌携手同行，
我是我，可又不是我：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遭遇和受苦的人相同，
他们的苦痛也是我的苦痛。
如果我不属于被压迫的大众，
我就不成其为我，
我来自人民，我为人民歌唱：
我的诗是赞歌，也是鞭挞。
有人对我说：你属于阴影，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正走向光明。
我是农民和渔夫中间的一个，
在书卷堆里可找我不着，
男女百姓里才有我的踪影，
因为他们教我认识了永恒。
——《这就是我的生活》（《英雄事业的赞歌》）
《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年由古巴出版，印了25万册。1961年，又由智利圣地亚哥南方出版社出版。蒙德维的亚也出了一版。聂鲁达生前的最后一版是由智利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印制的，那是在1973年。7月末，印刷完毕，将投放市场3万册，是普及本。这些书正在车间装订，转眼已到了8月底9月初，接着是灾难的9月11日，一场军事政变毁灭了一切。聂鲁达的书也未能幸免。基曼图出版社被攻占，它的职工被逮捕。仓库里的书大部分被捣毁，《英雄事业的赞歌》也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大火还是裁切机都不能毁灭一切。有几册：两册，3册，也许是5册——很难说清准数——逃脱了死亡，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出版社的一位职员伊里斯·拉尔戈冒死抢出两本。
今天，这仅有的几本劫难后的“幸存者”成了无价之宝，莫斯科外文图书馆珍藏着一本。《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烧不尽、捣不烂的。而聂鲁达，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诗歌仍然继续在战斗中赢得新的胜利。
诗体回忆录
1964年，巴勃罗·聂鲁达满60岁。他的生日成了智利全国性的节日。从北到南，全国各地，人们组织各种活动热烈庆祝。智利国立图书馆举办了有聂鲁达本人和智利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隆重庆祝会。它办的《马波乔》杂志出了聂鲁达专号，第一篇就是聂鲁达在庆祝会上的讲话，题为《我怎样看自己的作品》。另外还有海梅·孔查、阿方索·埃斯库德罗、吉列尔莫·费拉达、海梅·希奥尔达诺、乌戈·蒙特斯等多人的评论文章。智利作家协会办的杂志《落叶松》也由一批智利作家还有巴西、委内瑞拉作家撰稿出了专刊。《曙光》杂志、《智利大学年刊》，圣地亚哥《时代报》等报纸杂志都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和作品的重要资料。
聂鲁达自己也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年满60岁时，他要展示出新的成就。他早就开始准备“生日献礼”——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黑岛纪事》。1963年，意大利阿尔皮尼亚诺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诗集《概要》，后来收入《黑岛纪事》。《概要》只印了430册，印得非常精美。用了上好的纸张，每册都有精致的套盒。这个出版社以印制名家精品书而著名，曾印过彼特拉克、但丁、龙萨龙萨（1524—158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杰出诗人。、莎士比亚、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人、数学家。等名家作品。这些精品书印得都非常精致漂亮，而且印数都非常少，只供珍藏用。聂鲁达的《概要》为这份宝藏又增添了新的光彩。1964年7月12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诗人向他的人民郑重献上5卷本诗体“自传”《黑岛纪事》。这5卷的标题分别是：“雨的出生地”“迷宫里的月亮”“寻根者”“烈火”“批评的奏鸣曲”。
聂鲁达的“献礼”不仅是一部《黑岛纪事》，他还译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这位英国名作家的不朽戏剧译成西班牙语，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诗人取得了成功，他的译作获得好评。天才戏剧家莎士比亚和天才诗人聂鲁达在西班牙语中融合为一。这一年9月9日，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0月10日，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在智利首都安东尼奥·巴拉斯礼堂首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杰出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说过，真正的回忆并不在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里，而是在《黑岛纪事》中，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尽管《黑岛纪事》写在诗人去世前10年，最后10年的生活未能包括在内，但是毕竟囊括了他60年的人生历程，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诗体回忆录。实际上，聂鲁达经常在作品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既承着过去，又向着未来。若非寻乎异常，就都不免在向前中也有反顾。《漫歌集》最后一章《我是》就被视为广义的回忆录中的第一部。诗人在这一章里自咏了他前半生的经历，他的诗歌创作、斗争道路。《黑岛纪事》在《漫歌集》后15年问世，仍然是回顾，但有15年新的阅历丰富了人生，回顾的眼光自然也不同。
《黑岛纪事》第一卷《雨的出生地》有20首诗。60岁的诗人又重新找回童年的印象，没有刻意的描绘，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他起步的地方。他“诞生在众多诞生的人之中”，“生活在众多生活着的人们中间”。那儿是智利的中部，葡萄藤绿色的丝蔓舒卷，阳光滋养着葡萄，而酒就产生在人们的脚下。那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但不久，诗人就不得不离开他的诞生之地帕拉尔，和父亲一起迁居到“雨中的阿劳卡尼亚”。就在这智利南部由开拓者新建的小镇特木科，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聂鲁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童年岁月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雨。智利南方的雨成年累月地由天空倾泻而下，浸泡着整个世界。那个地区的人都成了“雨生物”，诗人和那儿的孩子们一样，都是淋着冷雨长大的。《黑岛纪事》第一卷定名为《雨的出生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在这连绵不断的大雨中出现了各种人和物，它们和雨一起给诗人留下了对人生的最初印象。其中有“慈爱的mamadre”和“粗犷的父亲”。
诗人的母亲在他刚满两个月时就去世了，他父亲不久就去了南部边境小镇特木科，那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在那儿他认识了堂娜特立尼达，于是诗人有了一个新的母亲。诗人称呼她为“mamadre”，这是他自造的词，一个甜蜜的词：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重叠组合而成。诗人爱好而且善于起名字的特长大概从那时起就初露端倪。这样的称呼饱含着他对这位继母的深厚感情。在《回首话沧桑》中，诗人写道：“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在《黑岛纪事》中他写道：“啊，温柔的mamadre——我永远不能称你为继母。”
和“温柔的mamadre”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粗犷的父亲”的形象。诗人崇拜他，但又怕他。他们在感情上有层隔阂。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斗争。父亲不愿意儿子写诗，他疑心很重，为此缩减了儿子的生活费。年轻的诗人不得不把写诗的激情掩盖起来，写诗成了地下活动。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在写诗发表，诗人不得不找一个笔名。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笔名：巴勃罗·聂鲁达，那年他14岁。实际上，这位父亲也是深爱儿子的，但他不得不把这爱深藏在心底。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严酷的拓荒年代，在蛮荒的边境地区，强悍是求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他也只能这样要求儿子。诗人这样描写他的父亲：
粗犷的父亲
从列车回来：
晚上
雨声里
我们认出
火车头
凄厉的
汽笛，
夜的悲歌，
然后
大门震动；
一阵强风跟着
我的父亲回家，
屋子
在脚步和压力之间
发抖，
惊恐的门
发出粗哑的
枪声，
梯子呻吟，
轧出尖锐的
叫骂
阴影同时
骚动，雨水像瀑布
泻落屋顶，
逐渐淹没
世界，
于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除了交加的风和雨。
……
铁路工人是陆上的水手，
在没有海岸的港口之间
——森林的家乡——跑着跑着
穿过大自然，
完成陆地的航行。
……
强壮而贫穷的父亲
在生活的轴心，
在男性的友爱和注满的酒杯里，
他的生活是急行军，
在起床和上路之间，
在匆忙的来去之间，
而雨下得最凶的一个日子，
车务员何塞·德尔·卡门·雷耶斯
上了死亡列车，今天还没有回家。
——《父亲》
交加的风雨，静穆的原始森林，粗犷的父亲，慈爱的mamadre，这是首先进入少年聂鲁达诗中的“元素”。但在他这时的诗中，还有其他的“元素”，或说是“原材料”，这一切塑造了诗人和他的诗。他曾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几米高的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宇宙的搏动”，使他愕然。从此那永无休止的滚滚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涌进了他的诗篇。他曾在神秘莫测的原始大森林中探险，沉醉在鸟的国度、甲虫的世界和大自然馥郁的浓香中。还有那智利多石的海岸，丰饶的土地，滔滔的大河都让他意醉神迷。他的诗就由此诞生，这个孩子，未来的诗人就从这儿起程：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道她来的方式，
不，她既不是什么声音，
不是话语，可也不是沉默。
夜晚街上的枝头，
在那里把我呼唤，
突然而来，伴着烈火；
突然而去，孤零萧瑟。
她没有形体面貌，
可她又能把我抚摸。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也不晓得
如何将她称呼，
我的眼睛视而不见，
只觉得灵魂受到冲击，
有时使我狂热奔放，有时却伤感泄气。
我只能
将这燃烧的痕迹
译成话语，
提笔写下第一行模糊的诗句，
这诗句含糊不清，宛如没有躯体；
从我茫然的心中迸出的语言
有时全是废话，
有时又是智慧的言语。
……
——《诗》（《黑岛纪事》）
这个孩子在茫茫世界中寻找他的根，寻找他自己。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他逐渐懂得了脚下有什么。他很快就体验到了不公正，不合理。那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谬令他难解：有人造房，有人锯木，有人烤面包，有人肩负重物，有人开动机器创造奇妙的新产品。然而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得到的只是苦难和饥饿。欢乐只属于少数人，人民得到的只是痛苦。制造面包的人应当有面包吃！“从此我不再是孩子，/因为我懂得了我的人民，/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穴。”显然，诗人一出世就面对的雨，和与这雨同在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色。
《黑岛纪事》第二卷《迷宫里的月亮》包括25首诗，从1920年与黛莱莎的爱写到1933年从东方归来。黛莱莎这位特木科姑娘，是激发诗人产生灵感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女神之一。诗人有时称之为“玛丽索尔”。1920年在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上聂鲁达获一等奖，黛莱莎则是春光皇后，爱情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在《黑岛纪事》中诗人又忆起往事，隔着时间的重雾，又看见了已经如此遥远的她。尽管那已是久远的往事，尽管诗人的心早已有了归宿……但是，青春岁月里的美好情怀毕竟难以忘怀：“你的眼睛在哪儿？”诗人追寻着。
外省、家、灵巧漂亮的黑姑娘在记忆中远去。诗人满脑子装着书籍、梦想和诗离家上路去首都。那是一座迷宫。在扑朔迷离的圣地亚哥，他会遇到什么？在那儿，他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罗哈斯·希门尼斯、奥梅罗·阿尔塞、华金·西恩富特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伙写诗的年轻人，他们与诗歌挽臂而行的狂热给那时的穷日子添了光彩。在那儿，出现了“玛丽松布拉”，《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一半是献给她的，献给这位“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的姑娘”。她的真名实姓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诗人去世后，她的名字：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才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诗人给她写过100多封信，1976年这些信集结成册出版。1927年，聂鲁达起程“迁徙”向东方。大海为他敞开远航的大门，一个更为陌生的世界等待着他。一个又一个地名出现在回忆中：巴黎、仰光、科伦坡、巴达维亚、新加坡……在他60岁的时候，隔着岁月的长河，他又一次在那青春岁月的迷宫里寻宝淘金。那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锤炼了诗人。接着而来的就是烈火的铸造。
在《烈火》卷中，聂鲁达又一次回到始终在他心中的西班牙，这部分是本书的精髓。西班牙内战的惨痛印象让诗人始终不得安宁。有多少诗人所挚爱的所珍贵的都埋葬在那狂轰滥炸后成吨的残砖烂瓦堆下。他写道：他歌唱过、描述过西班牙双手捧给他的一切，但战争从生活中夺去了一切，只留下哭泣，风在苦涩的洞穴中的哭泣，在回忆中带血的哭泣。聂鲁达回忆起他逝去的挚友：费德里科、米格尔，他们是在“受尽侮辱极端痛苦”中死去的。诗人也谈到他那充满爱的使命；为满载着生命和希望的“温尼伯号”向智利启航所做的艰苦而且几乎是无望的奋斗……
西班牙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甚至一草一木，都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在旅途中走近西班牙的边境，或在它的某一个巷口：比戈或巴塞罗那做短暂停留，他的心跳就会加快，他的眼前就会涌现出往昔那青春与阳光、血与火的岁月。“我热爱马德里但是我不能/不能再注视它，再也不能，永远不能……”西班牙留在大洋的那一边，诗人痛苦地离开了，智利在等着他。他返航了，但却是带着为西班牙内战擦亮的眼睛回到祖国。他开始认识到“人”的真正含义，他开始成为“未可限量者”：人民中的一分子。但作为人民的诗人，又应该是他的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们的代言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职责。对这个阶段的回忆没有原原本本地按年代进行。这个时期的许多事件、片段都已收在《漫歌集》中。诗人只简要提到他当选为议员，然后就是魏地拉独裁政府迫害下的流亡。它最后一首诗打动着多少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游子的心：
流放是圆形的，
一个圆圈，一个环：
你得迈开双脚四处奔波，在土地上穿行，
但那却不是你的土地。
阳光将你唤醒，但那却不是你的阳光。
夜降临：没有星辰。
你找得到兄弟：但却不是你的同胞。
正是这烈火铸造了诗人。
《寻根者》中，诗人力求与大自然重逢，大自然是构成他存在的不可缺的要素。他寻找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而是脚下养育他的大地：
我走进自己的树林，带着根
和我的丰饶：你从什么地方
来？大得像地图的
一片绿叶子问我。
我不回答。那儿
土壤是潮湿的，
我的靴子践下去，搜索，
要打开大地，
而大地沉默。
……
我来寻根，
找到一些
森林的矿质食粮，
坚韧的
物质，黝黑的锌，
有毒的铜。
那根须必须养活我的血，
……
——《树林里的猎人》（《黑岛纪事》）
在诗人笔下出现了德丽亚的名字，那个“极为温柔的旅人”，她曾用“钢和蜜的绳子”捆住诗人的双手。墨西哥也随着一支小夜曲出现在《寻根者》的篇章中。墨西哥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聂鲁达的诗中，因为“我们是同一棵植物，/人们触摸到的只能是我们共同的根”。
这一卷的最后一首诗是《给妒忌》。出于妒忌的诋毁、攻击时不时落到诗人头上，对此，他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诗中写道，“也许妒忌”正是给他“增添一种营养，/那正是我的工作所必需的”，这种粗暴的侵犯对他起的作用是妒忌者始料不及的，是“粗鲁的鞭策”。这正和了一位中国文化巨匠的名言：“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聂鲁达也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这样的效果，大概要让那些“不依不饶”的嫉妒者痛悔莫及。
第五卷《批评的奏鸣曲》有20首诗，包括范围很广，不再是自传式的抒写，而是对各种问题的思考。诗人谈到了各种问题：美学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有魅力的艺术》一诗中，诗人重申他的诗歌理论。他坚持认为：书产生于“这样多的爱和交往”，如果没有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饥饿、欲望、愤怒、亲吻和旅程，就没有诗。即，没有生活，就没有诗。因此，诗人在生活中行进着歌唱。在一些诗中，隐约可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展开的思考。这些作品是：《白天的手》《还有》《世界末日》《烧红的剑》等诗集和他的一些遗作。这里也记录了他的迷惘和彷徨：“真理在哪里？”他问道。他认为自己有钥匙，“可是钥匙/已失落于成列的门户，/跟其它钥匙乱成一堆，/再也/找不到/配合的锁”（《最后，没有人了》）。
《黑岛纪事》以5卷的篇幅包容了诗人60年的生活，他的根和梦，任性的青年时代，疑问，寻觅，决心，柔情，热情……是诗人的一部诗体回忆录。聂鲁达以抒情随想的方式写出了他60年的经历，他的所爱、所恨、所想。《黑岛纪事》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但有一条传记式的线索贯穿其中，大致可以看出诗人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可以捕捉到他由特木科雨中起锚向远东、西班牙、欧洲、美洲和在他祖国智利长途跋涉的足迹。谁要想了解聂鲁达，就请细读《黑岛纪事》，诗人所能回忆起的一切几乎都在其中了。他时常回到一些过去谈过的题目，但审视的眼光并不相同，它有了时间的距离，阅历的视野，它是带着怀念的重温。这部诗集在聂鲁达作品全集中占了足足200页，但这并不是结束，生命属于诗人还有12年。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来日方长。他激情满怀地注视着未来：“我爱不能不做梦的人。我的花园长满子虚乌有的鲜花。”“我想造一个平常的海。”（《真理》）他永远在“倾听未来”！
各则被兼并。上岛之初，美国佬曾信誓旦旦：要解救波多黎各人民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曾几何时，他们撕下笑脸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美国制糖工业的4家大公司在波多黎各建起了7600个农场，像章鱼的千百个吸盘，死死地扼住了它的经济命脉，疯狂地吸吮它白色的血液。美国政府强迫波多黎各放弃西班牙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校里全部用英语教学。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总统对此有明确“指示”：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政策必须使“在波多黎各的下一代美国公民长大后都能对英语运用自如”。“二战”后，波多黎各人民要求独立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断高涨，但却遭到残酷镇压，一批又一批为自由而战的爱国者被押进监狱。这一切使聂鲁达痛心疾首，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漫歌集》中就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小岛上的野蛮罪行，痛斥杜鲁门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届总统。“冷战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总统剥夺波多黎各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权利。
杜鲁门先生来到
波多黎各岛，
来到
我们海洋的洁净蓝水里
洗刷他的染血的指头。
他刚刚下令处死
二百名希腊青年。
他的机关枪
功能精确，
每一天
在他的命令下，都有
多里克柱头——葡萄与橄榄，
古代大海的眼睛，
科林斯花冠的花瓣，
掉落进希腊的尘埃。
凶手们
与美国来的专家们
高举塞浦路斯甜酒的杯子，
纵声哈哈大笑，胡子上
还沾满着油腻和希腊的血。
杜鲁门来到我们的水域，
来洗濯他的沾上
远方鲜血的红手，同时，
在大学里，用他的语言
说服，劝解，微笑，
闭住卡斯蒂利亚的嘴巴，
掩盖在那里像一条
水晶长河那样长期循环的
语言的光芒，规定下：
“让你的语言死了吧，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加勒比诸岛苦难的人民，一直在聂鲁达心上。1958年，波多黎各独立解放运动战士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布兰科到智利参加会议，结识了聂鲁达。从他那儿诗人直接地、详尽地了解到波多黎各人民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处境和艰苦斗争。这一切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强烈震动。他决心要写一些诗，也许是一部诗集，为了不幸而又不屈的波多黎各人民。伟大的波多黎各爱国志士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我们没有武器能消灭他们的海军，但是我们有可以让他们在全世界臭名远扬、威信扫地的武器。”这就是“揭露”，揭露他们的罪恶。向全世界揭露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让他们身败名裂，这正是圣埃利亚·布兰科高举的武器。而巴勃罗·聂鲁达要写的书，也正是这样的武器。他要写出加勒比诸岛人民多舛的命运，首先写出的是波多黎各的悲剧。就在这时，古巴爆发了新的斗争，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成立了新政府。古巴革命成功了！这辉煌的胜利使这部关于加勒比的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规模，新的歌。诗人的歌不再只是单纯的希望的呼唤，现在，他可以放声歌唱一种美好的现实，它就存在于拉美的大地上：它是爆发在深重苦难之中的胜利的革命。
当一些人面对古巴革命惊骇、惶惑，还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聂鲁达就独具慧眼，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拉丁美洲一直以希望的大陆著称，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希望。诗人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从那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千千万万拉丁美洲人觉醒了，他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古巴的一切。古巴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存在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人们高兴地、放心地笑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的希望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事业的赞歌》共有42首诗，写的是波多黎各、古巴、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或已上台几年，或为新上台者，但在残暴、独裁上却毫无二致，是清一色的专制暴君。而在伟大的前辈英雄光辉榜样的鼓舞下，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风云变幻、战斗的年代。老殖民主义刚刚寿终正寝，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接踵而至，而且更加贪婪、残暴。因此，“到处都有马埃斯特拉山”也就成为必然。
诗人像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出现在舞台上，向观众说明他的意图：他选择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主题，它染着血迹，看得到棕榈树，还有沉寂。“要说的是一个岛/被浩渺的大洋和无数的死亡所包围。”他写道：“Puerto Rico，Puerto Pobre”，波多黎各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富庶的港口”，所以这句诗既可以理解为“波多黎各，贫穷的港口”，又可以理解为“富庶的港口，贫穷的港口”。诗人以这样一句双关语，以鲜明的对比沉痛地道出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被称为富庶的港口的波多黎各，何以成了贫穷之地？！因为这是一块拉丁美洲人民至今未能收复的土地！
诗人写到尼加拉瓜。10年前，在《漫歌集》中，就有《桑地诺》一诗：
但是，因为血与火加上金元，
都摧毁不了
桑地诺的高塔，
华尔街的武士们
只好和平谈判，
邀请游击战士赴宴。
于是，一个新雇佣的叛徒，
向他开了卡宾枪。
这个人名叫索摩查。直到
今天他仍然统治着尼加拉瓜：
三十块银币在他的肚子里
生长着，增加着。
这就是桑地诺的故事。
他是尼加拉瓜的领袖，
是我们被出卖的，
被分割的，被袭击的沙场的
令人心碎的化身。
今天，那里仍然被索摩查家族的世袭专制统治窒息着。老索摩查死了，他的儿子又上了台。这伙“叛徒”“雇佣兵，暴徒，刽子手”是一堆蛆虫，他们玷污桑地诺的鲜血，蚀空卢文·达里奥播种的根苗。聂鲁达虽没来得及看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但是他预告这胜利必然到来。他号召举起“愤怒的剑”，他盛赞“桑地诺是一座旗帜飘扬的高塔，/桑地诺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步枪”。中美洲人民悲壮的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终于，多少年的浴血奋战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硕果，自由让古巴迎到了拉丁美洲。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英勇青年，加勒比海上乘风破浪的“格拉玛”号游船，马埃斯特拉山上的游击英雄、游击队的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光彩夺目地登上历史舞台。于是，诗人不仅要激励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仇敌忾，而且更要热烈赞扬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古巴的天空，也就是飘扬在整个拉丁美洲上空，在黑暗中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人民终于盼到了真正的胜利。诗人提议：为马埃斯拉山歌唱，同时，要想到更远，要注视着2000年。
在对古巴革命的赞扬中，感激、钦佩、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菲德尔，菲德尔，人民感谢你”，“因此我从远方给你带来/一杯来自我的祖国的酒”，这酒来自“地底下的人民”，正是他们——矿工，几个世纪以来，不停地“从冰冷的土地里挖掘出火焰”。诗人表达了智利人民的心意。但是，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他清醒地看到了天边翻滚的乌云，帝国主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表达了本大陆人民同仇敌忾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坚强意志，如果谁敢进犯自由的古巴——“必将撞上人民的拳头，/我们要挖出埋藏的武器！”挺身而出，“保卫亲爱的古巴”。对于聂鲁达，古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1971年，一位英语报纸记者话里有话地问诗人，对古巴经验有何感想？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回答：“对于我，古巴革命非常重要，它是神圣的。这是我们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话他曾说过多次。在1969年出版的《世界末日》一书中，他也谈到古巴。诗人向英雄的起义者致敬，光荣属于他们，这是拉丁美洲的太阳放射出的第一道灿烂朝霞。
反帝斗争的伟大事业，凸现在《赞歌》的每一页。美国的大棒式“睦邻政策”又一次成为诗人痛斥的目标，但是诗人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严格地区别开来，人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保尔·罗伯逊们。《赞歌》的第39首就是《献给美国朋友》，这使我们联想起《漫歌集》中的著名篇章《伐木者醒来吧》。在这首诗中，诗人继续谴责了美国政府，但对美国人民——“北方的汉子”，“村庄和工厂里的美国人”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他很清楚，这些普通老百姓，也生活在困厄之中，他们面对种种难题而一筹莫展。美国人民，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受害者。诗人向他们呼唤理解和共同的希望。他写道，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也不排斥，但是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所有，我们有广大的空间可以从容地生活。
在《赞歌》中，还突出地表现了始终贯穿在聂鲁达作品中的思想：世界在发展变化，和平事业不断取得成就，希望在未来。因此，诗人在《赞歌》中为苏联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欢呼，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世界飞跃前进的明证。就在《赞歌》出版后几个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上校，苏联英雄（1961）。1961年4月12日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1968年在试飞时失事遇难。月球背面一环形山以加加林名字命名。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稍后，古尔曼·季托夫古尔曼·季托夫（1935—2000），苏联宇航员，空军中将（1979），苏联英雄（1961）。1961年8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飞行。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功勋。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诗人称他们为“两只人鸟”。聂鲁达这位至诚的爱国者还念念不忘地紧追着季托夫，问他在太空时看到智利没有？当季托夫回答看到南美洲有几条高耸的黄色山脉，也许那就是智利，诗人立刻应道：“同志，那当然是智利！”他的话饱含着骄傲、自豪和拳拳的孺子之情。
《赞歌》爱憎分明，感情强烈，对人民满怀深情，为革命高唱赞歌，对帝国主义声讨、鞭挞，毫不留情。诗人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他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正如赫拉克勒斯紧抱安泰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在与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不断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因此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在与安泰格斗时，曾把他打倒3次，发现他每接触一次大地就力量倍增，于是就把他举在半空中，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为的是要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因此这部诗集，在大受欢迎的同时必然也招来非议，有偏狭者讥之为“遵命”的“应景”之作。聂鲁达的确是位有高度责任感的诗人，他肩负崇高的使命。因此，写诗对于他绝不是穷极无聊的“侃”，更不是玩世不恭的“玩”。写诗对于他，是在完成有益于人类的庄严使命。他就是要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紧跟时代的步伐，写出人民的爱和恨，写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他明确地说过：在斗争中间，“我们有很多诗人，都是追随着人民一齐前进的”。因此，他必然要在自己的诗中歌颂，倾诉，揭露，抨击，破坏，爱，赞扬，建设。“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人民/和我一起战斗一起前进”，那么，写诗干什么？他庄严宣告：
我的责任和我的诗歌携手同行，
我是我，可又不是我：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遭遇和受苦的人相同，
他们的苦痛也是我的苦痛。
如果我不属于被压迫的大众，
我就不成其为我，
我来自人民，我为人民歌唱：
我的诗是赞歌，也是鞭挞。
有人对我说：你属于阴影，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正走向光明。
我是农民和渔夫中间的一个，
在书卷堆里可找我不着，
男女百姓里才有我的踪影，
因为他们教我认识了永恒。
——《这就是我的生活》（《英雄事业的赞歌》）
《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年由古巴出版，印了25万册。1961年，又由智利圣地亚哥南方出版社出版。蒙德维的亚也出了一版。聂鲁达生前的最后一版是由智利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印制的，那是在1973年。7月末，印刷完毕，将投放市场3万册，是普及本。这些书正在车间装订，转眼已到了8月底9月初，接着是灾难的9月11日，一场军事政变毁灭了一切。聂鲁达的书也未能幸免。基曼图出版社被攻占，它的职工被逮捕。仓库里的书大部分被捣毁，《英雄事业的赞歌》也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大火还是裁切机都不能毁灭一切。有几册：两册，3册，也许是5册——很难说清准数——逃脱了死亡，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出版社的一位职员伊里斯·拉尔戈冒死抢出两本。
今天，这仅有的几本劫难后的“幸存者”成了无价之宝，莫斯科外文图书馆珍藏着一本。《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烧不尽、捣不烂的。而聂鲁达，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诗歌仍然继续在战斗中赢得新的胜利。
诗体回忆录
1964年，巴勃罗·聂鲁达满60岁。他的生日成了智利全国性的节日。从北到南，全国各地，人们组织各种活动热烈庆祝。智利国立图书馆举办了有聂鲁达本人和智利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隆重庆祝会。它办的《马波乔》杂志出了聂鲁达专号，第一篇就是聂鲁达在庆祝会上的讲话，题为《我怎样看自己的作品》。另外还有海梅·孔查、阿方索·埃斯库德罗、吉列尔莫·费拉达、海梅·希奥尔达诺、乌戈·蒙特斯等多人的评论文章。智利作家协会办的杂志《落叶松》也由一批智利作家还有巴西、委内瑞拉作家撰稿出了专刊。《曙光》杂志、《智利大学年刊》，圣地亚哥《时代报》等报纸杂志都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和作品的重要资料。
聂鲁达自己也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年满60岁时，他要展示出新的成就。他早就开始准备“生日献礼”——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黑岛纪事》。1963年，意大利阿尔皮尼亚诺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诗集《概要》，后来收入《黑岛纪事》。《概要》只印了430册，印得非常精美。用了上好的纸张，每册都有精致的套盒。这个出版社以印制名家精品书而著名，曾印过彼特拉克、但丁、龙萨龙萨（1524—158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杰出诗人。、莎士比亚、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人、数学家。等名家作品。这些精品书印得都非常精致漂亮，而且印数都非常少，只供珍藏用。聂鲁达的《概要》为这份宝藏又增添了新的光彩。1964年7月12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诗人向他的人民郑重献上5卷本诗体“自传”《黑岛纪事》。这5卷的标题分别是：“雨的出生地”“迷宫里的月亮”“寻根者”“烈火”“批评的奏鸣曲”。
聂鲁达的“献礼”不仅是一部《黑岛纪事》，他还译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这位英国名作家的不朽戏剧译成西班牙语，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诗人取得了成功，他的译作获得好评。天才戏剧家莎士比亚和天才诗人聂鲁达在西班牙语中融合为一。这一年9月9日，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0月10日，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在智利首都安东尼奥·巴拉斯礼堂首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杰出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说过，真正的回忆并不在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里，而是在《黑岛纪事》中，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尽管《黑岛纪事》写在诗人去世前10年，最后10年的生活未能包括在内，但是毕竟囊括了他60年的人生历程，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诗体回忆录。实际上，聂鲁达经常在作品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既承着过去，又向着未来。若非寻乎异常，就都不免在向前中也有反顾。《漫歌集》最后一章《我是》就被视为广义的回忆录中的第一部。诗人在这一章里自咏了他前半生的经历，他的诗歌创作、斗争道路。《黑岛纪事》在《漫歌集》后15年问世，仍然是回顾，但有15年新的阅历丰富了人生，回顾的眼光自然也不同。
《黑岛纪事》第一卷《雨的出生地》有20首诗。60岁的诗人又重新找回童年的印象，没有刻意的描绘，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他起步的地方。他“诞生在众多诞生的人之中”，“生活在众多生活着的人们中间”。那儿是智利的中部，葡萄藤绿色的丝蔓舒卷，阳光滋养着葡萄，而酒就产生在人们的脚下。那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但不久，诗人就不得不离开他的诞生之地帕拉尔，和父亲一起迁居到“雨中的阿劳卡尼亚”。就在这智利南部由开拓者新建的小镇特木科，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聂鲁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童年岁月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雨。智利南方的雨成年累月地由天空倾泻而下，浸泡着整个世界。那个地区的人都成了“雨生物”，诗人和那儿的孩子们一样，都是淋着冷雨长大的。《黑岛纪事》第一卷定名为《雨的出生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在这连绵不断的大雨中出现了各种人和物，它们和雨一起给诗人留下了对人生的最初印象。其中有“慈爱的mamadre”和“粗犷的父亲”。
诗人的母亲在他刚满两个月时就去世了，他父亲不久就去了南部边境小镇特木科，那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在那儿他认识了堂娜特立尼达，于是诗人有了一个新的母亲。诗人称呼她为“mamadre”，这是他自造的词，一个甜蜜的词：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重叠组合而成。诗人爱好而且善于起名字的特长大概从那时起就初露端倪。这样的称呼饱含着他对这位继母的深厚感情。在《回首话沧桑》中，诗人写道：“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在《黑岛纪事》中他写道：“啊，温柔的mamadre——我永远不能称你为继母。”
和“温柔的mamadre”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粗犷的父亲”的形象。诗人崇拜他，但又怕他。他们在感情上有层隔阂。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斗争。父亲不愿意儿子写诗，他疑心很重，为此缩减了儿子的生活费。年轻的诗人不得不把写诗的激情掩盖起来，写诗成了地下活动。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在写诗发表，诗人不得不找一个笔名。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笔名：巴勃罗·聂鲁达，那年他14岁。实际上，这位父亲也是深爱儿子的，但他不得不把这爱深藏在心底。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严酷的拓荒年代，在蛮荒的边境地区，强悍是求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他也只能这样要求儿子。诗人这样描写他的父亲：
粗犷的父亲
从列车回来：
晚上
雨声里
我们认出
火车头
凄厉的
汽笛，
夜的悲歌，
然后
大门震动；
一阵强风跟着
我的父亲回家，
屋子
在脚步和压力之间
发抖，
惊恐的门
发出粗哑的
枪声，
梯子呻吟，
轧出尖锐的
叫骂
阴影同时
骚动，雨水像瀑布
泻落屋顶，
逐渐淹没
世界，
于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除了交加的风和雨。
……
铁路工人是陆上的水手，
在没有海岸的港口之间
——森林的家乡——跑着跑着
穿过大自然，
完成陆地的航行。
……
强壮而贫穷的父亲
在生活的轴心，
在男性的友爱和注满的酒杯里，
他的生活是急行军，
在起床和上路之间，
在匆忙的来去之间，
而雨下得最凶的一个日子，
车务员何塞·德尔·卡门·雷耶斯
上了死亡列车，今天还没有回家。
——《父亲》
交加的风雨，静穆的原始森林，粗犷的父亲，慈爱的mamadre，这是首先进入少年聂鲁达诗中的“元素”。但在他这时的诗中，还有其他的“元素”，或说是“原材料”，这一切塑造了诗人和他的诗。他曾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几米高的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宇宙的搏动”，使他愕然。从此那永无休止的滚滚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涌进了他的诗篇。他曾在神秘莫测的原始大森林中探险，沉醉在鸟的国度、甲虫的世界和大自然馥郁的浓香中。还有那智利多石的海岸，丰饶的土地，滔滔的大河都让他意醉神迷。他的诗就由此诞生，这个孩子，未来的诗人就从这儿起程：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道她来的方式，
不，她既不是什么声音，
不是话语，可也不是沉默。
夜晚街上的枝头，
在那里把我呼唤，
突然而来，伴着烈火；
突然而去，孤零萧瑟。
她没有形体面貌，
可她又能把我抚摸。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也不晓得
如何将她称呼，
我的眼睛视而不见，
只觉得灵魂受到冲击，
有时使我狂热奔放，有时却伤感泄气。
我只能
将这燃烧的痕迹
译成话语，
提笔写下第一行模糊的诗句，
这诗句含糊不清，宛如没有躯体；
从我茫然的心中迸出的语言
有时全是废话，
有时又是智慧的言语。
……
——《诗》（《黑岛纪事》）
这个孩子在茫茫世界中寻找他的根，寻找他自己。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他逐渐懂得了脚下有什么。他很快就体验到了不公正，不合理。那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谬令他难解：有人造房，有人锯木，有人烤面包，有人肩负重物，有人开动机器创造奇妙的新产品。然而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得到的只是苦难和饥饿。欢乐只属于少数人，人民得到的只是痛苦。制造面包的人应当有面包吃！“从此我不再是孩子，/因为我懂得了我的人民，/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穴。”显然，诗人一出世就面对的雨，和与这雨同在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色。
《黑岛纪事》第二卷《迷宫里的月亮》包括25首诗，从1920年与黛莱莎的爱写到1933年从东方归来。黛莱莎这位特木科姑娘，是激发诗人产生灵感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女神之一。诗人有时称之为“玛丽索尔”。1920年在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上聂鲁达获一等奖，黛莱莎则是春光皇后，爱情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在《黑岛纪事》中诗人又忆起往事，隔着时间的重雾，又看见了已经如此遥远的她。尽管那已是久远的往事，尽管诗人的心早已有了归宿……但是，青春岁月里的美好情怀毕竟难以忘怀：“你的眼睛在哪儿？”诗人追寻着。
外省、家、灵巧漂亮的黑姑娘在记忆中远去。诗人满脑子装着书籍、梦想和诗离家上路去首都。那是一座迷宫。在扑朔迷离的圣地亚哥，他会遇到什么？在那儿，他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罗哈斯·希门尼斯、奥梅罗·阿尔塞、华金·西恩富特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伙写诗的年轻人，他们与诗歌挽臂而行的狂热给那时的穷日子添了光彩。在那儿，出现了“玛丽松布拉”，《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一半是献给她的，献给这位“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的姑娘”。她的真名实姓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诗人去世后，她的名字：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才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诗人给她写过100多封信，1976年这些信集结成册出版。1927年，聂鲁达起程“迁徙”向东方。大海为他敞开远航的大门，一个更为陌生的世界等待着他。一个又一个地名出现在回忆中：巴黎、仰光、科伦坡、巴达维亚、新加坡……在他60岁的时候，隔着岁月的长河，他又一次在那青春岁月的迷宫里寻宝淘金。那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锤炼了诗人。接着而来的就是烈火的铸造。
在《烈火》卷中，聂鲁达又一次回到始终在他心中的西班牙，这部分是本书的精髓。西班牙内战的惨痛印象让诗人始终不得安宁。有多少诗人所挚爱的所珍贵的都埋葬在那狂轰滥炸后成吨的残砖烂瓦堆下。他写道：他歌唱过、描述过西班牙双手捧给他的一切，但战争从生活中夺去了一切，只留下哭泣，风在苦涩的洞穴中的哭泣，在回忆中带血的哭泣。聂鲁达回忆起他逝去的挚友：费德里科、米格尔，他们是在“受尽侮辱极端痛苦”中死去的。诗人也谈到他那充满爱的使命；为满载着生命和希望的“温尼伯号”向智利启航所做的艰苦而且几乎是无望的奋斗……
西班牙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甚至一草一木，都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在旅途中走近西班牙的边境，或在它的某一个巷口：比戈或巴塞罗那做短暂停留，他的心跳就会加快，他的眼前就会涌现出往昔那青春与阳光、血与火的岁月。“我热爱马德里但是我不能/不能再注视它，再也不能，永远不能……”西班牙留在大洋的那一边，诗人痛苦地离开了，智利在等着他。他返航了，但却是带着为西班牙内战擦亮的眼睛回到祖国。他开始认识到“人”的真正含义，他开始成为“未可限量者”：人民中的一分子。但作为人民的诗人，又应该是他的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们的代言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职责。对这个阶段的回忆没有原原本本地按年代进行。这个时期的许多事件、片段都已收在《漫歌集》中。诗人只简要提到他当选为议员，然后就是魏地拉独裁政府迫害下的流亡。它最后一首诗打动着多少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游子的心：
流放是圆形的，
一个圆圈，一个环：
你得迈开双脚四处奔波，在土地上穿行，
但那却不是你的土地。
阳光将你唤醒，但那却不是你的阳光。
夜降临：没有星辰。
你找得到兄弟：但却不是你的同胞。
正是这烈火铸造了诗人。
《寻根者》中，诗人力求与大自然重逢，大自然是构成他存在的不可缺的要素。他寻找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而是脚下养育他的大地：
我走进自己的树林，带着根
和我的丰饶：你从什么地方
来？大得像地图的
一片绿叶子问我。
我不回答。那儿
土壤是潮湿的，
我的靴子践下去，搜索，
要打开大地，
而大地沉默。
……
我来寻根，
找到一些
森林的矿质食粮，
坚韧的
物质，黝黑的锌，
有毒的铜。
那根须必须养活我的血，
……
——《树林里的猎人》（《黑岛纪事》）
在诗人笔下出现了德丽亚的名字，那个“极为温柔的旅人”，她曾用“钢和蜜的绳子”捆住诗人的双手。墨西哥也随着一支小夜曲出现在《寻根者》的篇章中。墨西哥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聂鲁达的诗中，因为“我们是同一棵植物，/人们触摸到的只能是我们共同的根”。
这一卷的最后一首诗是《给妒忌》。出于妒忌的诋毁、攻击时不时落到诗人头上，对此，他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诗中写道，“也许妒忌”正是给他“增添一种营养，/那正是我的工作所必需的”，这种粗暴的侵犯对他起的作用是妒忌者始料不及的，是“粗鲁的鞭策”。这正和了一位中国文化巨匠的名言：“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聂鲁达也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这样的效果，大概要让那些“不依不饶”的嫉妒者痛悔莫及。
第五卷《批评的奏鸣曲》有20首诗，包括范围很广，不再是自传式的抒写，而是对各种问题的思考。诗人谈到了各种问题：美学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有魅力的艺术》一诗中，诗人重申他的诗歌理论。他坚持认为：书产生于“这样多的爱和交往”，如果没有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饥饿、欲望、愤怒、亲吻和旅程，就没有诗。即，没有生活，就没有诗。因此，诗人在生活中行进着歌唱。在一些诗中，隐约可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展开的思考。这些作品是：《白天的手》《还有》《世界末日》《烧红的剑》等诗集和他的一些遗作。这里也记录了他的迷惘和彷徨：“真理在哪里？”他问道。他认为自己有钥匙，“可是钥匙/已失落于成列的门户，/跟其它钥匙乱成一堆，/再也/找不到/配合的锁”（《最后，没有人了》）。
《黑岛纪事》以5卷的篇幅包容了诗人60年的生活，他的根和梦，任性的青年时代，疑问，寻觅，决心，柔情，热情……是诗人的一部诗体回忆录。聂鲁达以抒情随想的方式写出了他60年的经历，他的所爱、所恨、所想。《黑岛纪事》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但有一条传记式的线索贯穿其中，大致可以看出诗人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可以捕捉到他由特木科雨中起锚向远东、西班牙、欧洲、美洲和在他祖国智利长途跋涉的足迹。谁要想了解聂鲁达，就请细读《黑岛纪事》，诗人所能回忆起的一切几乎都在其中了。他时常回到一些过去谈过的题目，但审视的眼光并不相同，它有了时间的距离，阅历的视野，它是带着怀念的重温。这部诗集在聂鲁达作品全集中占了足足200页，但这并不是结束，生命属于诗人还有12年。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来日方长。他激情满怀地注视着未来：“我爱不能不做梦的人。我的花园长满子虚乌有的鲜花。”“我想造一个平常的海。”（《真理》）他永远在“倾听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