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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就的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个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个是《柯兰，我永远雇用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意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的要把这堆破纸付之一炬，不再去想它们了，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被我投进火中一样。但是他们极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工夫，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需来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三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都誊清，可以上演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它关起门来，按照我的奇思异想来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①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此福分，只能与公众同乐，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能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的耳朵根本就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的。杜克洛替我解了围，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②也是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上乘之后，才知道其作者是谁的。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该作品，好拿去宫中演出。杜克洛深知我心，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我可以做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把他俩拉开，两人必将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这事推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大人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了，因此，该剧便被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我最喜爱的、也是最不落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这会刺激那些因循守旧的耳朵。我同意让弗朗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个宣叙曲，但我自己不愿插手其间。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子定好之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甫，同乘一辆宫中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想的要满意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柯兰，菲尔小姐演柯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没怎么吭声。是热利约特在指挥全局，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指手画脚，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就像个小学生似的那么害羞。
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人，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如何难以走进剧场。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道出了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眼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神态和腔调都绝无狂妄、优越之处。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是一位前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挺感兴趣。当他大撒其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在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不说，低下头打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一个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若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日里一样的随便，胡子拉碴，假发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德行地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驾临这一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象，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对劲儿了。我在纳闷：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理直气壮。我寻思，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事事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哩。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笑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这么小小地一番内心独白之后，我便百般坚强起来，以至于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份殷勤劲儿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至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发抖。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也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说实在的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淳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到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儿的那一场（）①，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四周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议：“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直流。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会儿，我在冥思，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再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遗漏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光景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事。
谁能相信，紧随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这个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迫，我就觉得极不对劲儿，非出洋相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洋相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状的人才能体会到冒此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象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冲我问话。这时候，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如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想不起自己预先想好的话来了。当着满朝文武，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横下心来，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和淡泊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专事逢迎，或缄口不言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呢？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呀！为了保有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致纷纷议论，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短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如何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要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光景走进她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对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大加鞭笞。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拿到它。尽管我对他的一番热心很感动，但我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起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晚。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硬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拢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怀着尊敬。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的。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一起干。他们的这套把戏，我当时已有所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身体有恙，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印刷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彻始终的，依我看，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时，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①。他应该因我作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更加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逸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无暇在此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观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位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门，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典》，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塌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缓不过劲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劲儿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顶不住。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比试比试，即使排在《女仆情妇》（）①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灵感，可我远远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剽窃行径该有多少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白白地费心劳神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丁点儿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极其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是聚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别称。争论日趋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①的嘲讽；他们想理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②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去向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值得塔西佗（）③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的。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大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尚未忘怀。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④先生表示这样做会贻笑大方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依然可以做证，因为这桩奇闻逸事距今还不超过十五年。
诚然，人们并未伤及我的自由，但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去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壮举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极尽卑鄙恶劣之能事，竟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五十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不说这五十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搭界，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不相干。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中高声叫嚷道：“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要求双份的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语简直太对了：“人皆喜为他人主持公道。”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废除了同我约好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上，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敢恭维，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了，但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是偷盗了，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已有而已。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若是换了别人，准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以使我生活好几年，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①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五十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柯兰一角；歌剧院给了五十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劳动，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弥儿》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弥儿》却思考了二十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根苗。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此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了畅谈，代之以一小堆、一小撮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待着，不知同谁说话的好。这种令人下不了台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向来待我甚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尚可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名其妙地无端冲我发火。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对待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每谈到他以及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到之处。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来说，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嫉妒我，好像还更加与我相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
当《乡村占卜者》在歌剧院上演时，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该剧作者，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由于七八年的工夫都未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便对该剧院起了反感，觉得那帮演员用法语演出水平太差，所以真想让法国演员来演我的剧，而不找他们演了。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喜剧演员拉努。我跟拉努早就认识，而且如大家所知，他是个优秀的人，又是作家。他很喜欢《纳尔西斯》，负责让该剧匿名演出，并且，在这期间，还送了我一些入场券，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向更喜欢法兰西剧院，而不太喜欢另外两个剧院。剧本受到欢迎，被接受了，并且以不道破作者姓名的方式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认为，演员们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是知道作者是谁的。艾桑小姐和格朗瓦尔小姐饰演情女的角色。尽管，依我看，全剧精髓未能演出来，但不能说这个剧演得很不好。我可说是对观众的宽容感到惊奇而感动，他们竟然有耐心静静地从头看到尾，甚至还让它演了第二次，竟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现。就我而言，我对第一次演出就厌烦得不得了，都没能坚持看完，出了剧院便直奔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儿见到了波瓦西以及其他几个人，他们可能同我一样也感到厌烦了。在那儿，我公开地承认了我的Peccavi（）①，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该剧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坏剧本的作者，这一做法深受赞赏，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的。我甚至从坦白承认的勇气中得到了对自尊心的一种补偿，而且我仍认为，彼时彼地，说出了的骄傲多于默不作声的羞愧。不过，该剧本虽说是演起来不受欢迎，但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所以我让人印了出来，而且，我在属于我的佳作之列的序言中，开始阐明我的准则，比我在此前所阐明的更深刻一些。
不久以后，我便有机会在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些准则进行全面的阐述了。我想，那是在一七五三年，第戎科学院发表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章程的时候。我被这个大问题所震动，很惊奇该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就当然有勇气去写。于是，我便动手写了起来。
为了随意地思索这一重大题目，我同泰蕾兹、我们的女主人——一个好女人及其一位女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七八天。我把这次旅行视作我一生中最适宜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和，那两位好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花销，泰蕾兹同她俩一起戏耍，而我则不用操什么心，吃饭的时候，同她们无拘无束地寻开心。每天其余的时间，我便钻进森林中去，在那儿寻觅并找到了我自豪地描绘其历史的原始时代的景象。我荡涤掉人的种种谎言，我大胆地彻底揭露人的本性，追寻歪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把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相比较，向他们指出，其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所激扬，飞升至神明境界，从那儿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其偏见的盲目道路上，循着错误、不幸、罪恶的道儿在往前走着，我以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声音在冲他们呼喊：“你们这些不住埋怨大自然的愚蠢者，要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你们自身。”
从这番凝神思索中，产生《论不平等》。该作品比我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合狄德罗的胃口，而且，他为这部著作所提的建议对我来说是最为有益的，但该作在整个欧洲很少有人能读得懂，而且即使读得懂的人也全都不愿谈起它。这部著作是为征文而写的，所以我把它寄去了，但事先便深信它获不了奖，而且我也深知，科学院的种种奖并不是为这类文章而设立的。
这次旅行和写作对我的脾性和健康都有所裨益。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被尿潴留所折磨，完全任随医生摆布，他们非但未能减轻我的病痛，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毁坏了我的体格。从圣日耳曼归来，我感到自己有力气了，觉得好多了。我根据这个启示，决心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求医不吃药，永远不沾医生和药物的边，活一天算一天，不能动就待在屋里，有点力气就走动走动。在巴黎，混迹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中间，不合吾意。文人的钩心斗角，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又是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场合上又是那么盛气凌人，我觉得这都太可憎可鄙了。即使是在同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觉得太少温馨、坦诚、直率，因此，我厌恶这喧嚣的生活，开始急切地盼着去乡间居住，虽明知自己的条件不允许我在乡间定居，但我至少可以在乡下度过我的闲暇时间。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首先是午饭之后，我便独自一人前往布洛涅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题材，直到入夜方归。
我当时同戈弗古尔过从甚密，他因职务关系得去日内瓦，建议我与他同行。我答应了。我的身体欠佳，少不了“女总督”的照料，因此，决定她也一同前往，留下她母亲看家。待一切安排停当，我们仨便于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起动身了。
我应该把这次旅行当作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事记下来。它影响了我那生而有之的毫无保留、自觉而充分信赖别人的天性。我们包租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常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泰蕾兹便表示极为讨厌与戈弗古尔单独待在车内，而当我不顾她的恳求，仍想下车步行时，她也跟着我下车步行。我对她的任性责骂了很久，甚至坚决不许她下车。最后，她不得不对我说出个中原委。当我得知我的这位已六十有余的朋友、这位患有足痛风、腿脚不便、因寻欢作乐过度而伤了身子的戈弗古尔先生，竟然自我们上路时起，便在着意诱惑一个既不漂亮也不年轻、属于自己朋友的女人，而且手段极其卑劣，极其下流，竟至把钱袋赠予她，还拿一本淫书念给她听，让她看他带着的许许多多的污秽的画，借以撩拨挑逗她，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仿佛坠入五里雾中。泰蕾兹气愤不已，有一次竟把他的那本乌七八糟的书从车窗扔了出去。我还得知，第一天，我因剧烈头疼没吃晚饭便去睡了，他竟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跃跃欲试，像个老色鬼、骚公羊似的去勾引她，简直不像我所信赖而又托付了自己伴侣的一个正人君子。我是多么惊奇，多么揪心呀！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其魅力的所有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把它同轻蔑不屑连在了一起，不得不取消我对一个我所爱戴并自以为被其所爱的人的信赖和尊敬！那个无耻之尤还对我瞒着他的卑鄙行径哩。为了不让泰蕾兹为难，我不得不对他掩饰着我的轻蔑，把他不该知道的一些情感深藏在心中。友情的温柔而神圣的幻象啊！戈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面纱在我眼前掀开了。自此之后，有多少只无情的手在阻止这块面纱重新垂落啊！
到了里昂，我便离开了戈弗古尔，去萨瓦了，因为我无法忍心离妈妈那么近而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上帝！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那早期的美德还剩下点什么？她就是蓬韦尔神甫把我推荐给她的那位当年那么光彩照人的瓦朗夫人吗？我的心好疼呀！我看到她已别无出路，只有换个环境。我早就在信中多次央求她前来同我一起安静度日，我愿意同泰蕾兹一起倾毕生精力使她幸福。我又再次急切地央求她，但无济于事。她死守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劝告。可她的年金虽说是照发不误，她自己却早已得不着分文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很清楚给她再多她也得不到一个子儿的话，我原本是该多给她一些的。在我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她去沙伯莱旅行了一趟，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了看我。她钱不够，无法继续前行，可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过后，我让泰蕾兹把钱给她送了去。可怜的妈妈！容我把她这一次表现的善良再说一下吧。她的首饰最后只剩下一枚小戒指了。她把它摘下来戴在了泰蕾兹的手指上，但泰蕾兹随即又把它戴回到妈妈手上，并流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偿还欠债的时刻啊！我必须抛弃一切跟随着她，与她相依相随，与她同命运共呼吸，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可我根本就没这样做。我因另有所系，只觉得对她的感情有所松弛，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会对她有所帮助。我为她而叹息，但没有跟随她去。我一生所深感的内疚中，唯有这是最痛心疾首、最抱憾终生的。因此，我理应受到自那时起便一直缠绕着我的可怕的惩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吧！我的负义薄情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绝不是一颗无情无义之人的心。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已草拟了我的那篇《论不平等》的题献词。我在尚贝里时，把这个题献词写定了，并注明写于尚贝里的日期，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注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免得有人挑刺儿。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召唤我来此的那股共和主义的激情中了。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这激情有增无减。我受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款待和宠爱，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在我的心中。我因摒弃祖辈所信奉的宗教而另拜了一个神明，被褫夺了公民权，为此，我感到汗颜，因此，我决定公开地重新尊奉我祖辈的宗教。我在想，所有的基督徒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而教义内容之不同只是因为人们硬要横加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在每个国家中，只有君主有权确定所奉之神明以及那不可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在于接受这一教条，遵奉法律所确定的那个信仰。同百科全书派的来往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反而因我对争论和派系的天生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对于人和宇宙的研究始终向我展示了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福音书，使我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低劣和愚蠢的阐释。总而言之，哲学在使我追求宗教精髓的同时，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遮蔽其光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无足轻重的程式。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我同时也认为，凡是形式和纪律的东西，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属于法律的范畴。这一极其合理、极其有社会性、极其平和而又给我招致那么多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若要做公民，就应该是新教徒，就应该重新遵奉我国所确定的信仰。我决心这么做了。我甚至屈从了我所居住的远在城外教区的牧师的训令。我只是希望不必非得去教务会议上受审。然而，圣教敕令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不含糊的。人家很想替我通融一下，指定了一个五六个人的委员会来单独听我的皈依誓言。但不幸的是，与我关系甚好的既可爱又亲切的佩德里奥牧师竟对我说，有些人很想听听我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事让我害怕得不得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我日日夜夜地琢磨我准备了的一篇短小的演讲词，但临到背诵时，可就乱了套了，竟至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在讲坛上竟然成了一个最笨拙的小学生。委员们在为我解围，我只是蠢乎乎地回答着“是的”或“不是”。然后，我便被接纳进团体，并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而且我还参加了一次国民议会的特别会议，以便从市政官员米萨尔那儿接受誓言。对于国民议会、教务会议此次对我表示的好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种种殷切而诚挚的态度，我深为感动，因此，我在总在劝说我的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之下，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心里也正这么想，便一心要回巴黎去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自己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尔太太及其丈夫，或者说提供他们一些赡养费，然后，同泰蕾兹一道回日内瓦安居，度过余年。
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撂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在湖中环游。天气简直是好极了。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伊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甚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往来，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贻笑大方。但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很暧昧，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虽然如此，可我仍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耻的。
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卢克丽霞（）①，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斗胆地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佗，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了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结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不开心，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发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与我的，可后来，却因为我与这一称号太相般配而又失去了它。
如果不是我心中有一些更强烈的原因在起作用的话，光凭这一不顺遂是不会改变我退隐日内瓦的初衷的。埃皮奈先生想给舍弗莱特城堡加盖缺少的一翼房舍，为此而耗费颇大。有一天，我同埃皮奈夫人去看这项工程。我俩走出挺远，到了四分之一法里以外的园子的蓄水池处，紧挨着蒙莫朗西森林，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园子，园内有一破败不堪的小屋，人称“退隐庐”。这个幽静宜人的地方，在我去日内瓦之前，第一次见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兴奋而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啊！夫人。这住所多美妙啊！这真是为我而设的退隐之所。”埃皮奈夫人当时并未太注意我的这句话。但当我第二次再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在原先小屋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几乎崭新的小宅子，布局十分得当，非常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埃皮奈夫人悄悄地让人盖起了这座小宅子，而且花钱很少，只是从盖城堡侧翼的工程中抽点材料和人工而已。第二次来时，她见我如此惊奇，便对我说：“我的大熊啊，这就是您的栖身之地。这是您自个儿选定的，是因友情而送给您的。我希望它将使您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幸福地感动过：我用泪水沾湿了我女友那只惠手。如果说我当时并未被征服，但已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了。埃皮奈夫人想一气呵成，便百般催逼，用尽一切办法，托过不少的人来说服我，甚至为此而动员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出来规劝。她终于说动了我。我放弃返回祖国居住的计划，决定并答应住在退隐庐。她一边等着新房晾干，一边忙着置备家具，所以开春便一切安排停当，可以入住了。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那就是伏尔泰住到日内瓦附近了。我知道，此公将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而我若是去日内瓦，就会再遇上把我从巴黎驱走的那种气氛、风尚和风俗，我就必须不停地战斗，在行为举止上，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成为一个无法容忍的学究，或者是一个懦弱的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后那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婉转地表示我的种种担忧。它所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完蛋了，这我并没有看错。我也许本该去顶风冒雨的，假使我自觉有此能耐的话。可我单枪匹马，既腼腆羞怯，又不善辞令，面对一个傲慢、阔绰、深受王公大人的青睐又口若悬河，而且已是女士和年轻人的偶像的人，我又能怎样呢？我担心血气之勇非但于事无补，反会遭殃，所以便听任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安排，听任与世无争的心态的驱使。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如果说曾欺骗过我的话，那么今天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仍旧在欺骗着我。要是退隐到日内瓦去的话，我本会为自己免去一些大灾大难的。但是，即使我怀着满腔炽热的爱国热情，我仍怀疑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伟大而有益的事。
特隆桑差不多是在这同一时期前去日内瓦定居的。他不久之后来到巴黎闯荡了一番，挣了不少的钱。他到巴黎后，同若古骑士一道来看过我。埃皮奈夫人非常希望他能单独给她诊治一番，可看病的人太多，她插不进去，便来求我。我便敦促特隆桑去给她看看。就这样，在我的撮合之下，他俩开始有了交往，而且后来，关系愈加紧密，反把我给甩了。我的命运总是如此，一旦我把我的两个彼此互不相交的朋友弄到一起，他们就必定联起手来反对我。尽管特隆桑一家在自那时起便参与的践踏祖国的阴谋中都对我恨之入骨，但特隆桑医生本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仍十分友好。他甚至在回到日内瓦之后还给我来过信，建议我就任日内瓦图书馆荣誉馆长一职。但我的主意已定，这番盛情并未使我产生动摇。
就在这一时期，我又去了奥尔巴什先生府上，原因是他的夫人去世了。奥尔巴什夫人和弗朗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在日内瓦期间辞世的。狄德罗在把奥尔巴什夫人的噩耗告诉我时，谈到她丈夫悲痛欲绝。他的痛苦触动了我。我也深为这个可亲可爱的女人之死感到扼腕，因此，我给奥尔巴什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悲伤的事使我忘掉了他所有的不是，所以，当我从日内瓦归来之后，而他为了散散心，同格里姆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去法国各地转了转回来之后，我便前去看他，后来仍继续去看望他，直到我去退隐庐为止。
当他那个小圈子中的人得知埃皮奈夫人——他当时同她尚无来往——在为我准备一个住所，讽刺嘲弄便像冰雹似的向我砸来，硬说我需要别人捧场和都市的娱乐，耐不住寂寞，连半个月都待不下去的。我自己心中有数，随他们去怎么说，我反正干自己的。奥尔巴什先生倒是帮了我个忙，给勒瓦瑟尔老头找了个地方安置好了。老勒瓦瑟尔已八十多岁了，他妻子感觉是个累赘，老央求我把他给打发掉。老头被送到一个敬老院去了，由于年岁太大，又被离家孤身所苦，几乎刚一去便进了坟墓。他妻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对他的死并不怎么伤心，倒是一向疼爱其父的泰蕾兹却抱憾终生，后悔不该让风烛残年的父亲离开她而了却余生。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未曾料到的客人来拜访我，尽管他是个老相识了。我指的是我的朋友旺蒂尔，他有一天早晨突然闯来，我真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真是大变样了！他往日的风采荡然无存，看上去形容萎靡，使我不敢与他亲近。或许是我的眼光已经变了，或许是声色犬马使他神情恍惚，或许是他那昔日的风采源自青春年少，而今已是白头。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于是，我们便挺冷淡地告别了。可是，当他刚一走，往日的情谊便强烈地唤起了我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是多么温馨的青春时代呀，我把它理智地奉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她现在的变化也不亚于他呀。我也回想起了那幸福年代的种种小趣事，想起了在托讷与两个可爱的姑娘一起度过的天真无邪尽情尽欢的那浪漫的一天，她俩赏给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手，尽管如此，这却给了我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惆怅。当年，我怀着的是一颗年轻人的心，充满了美妙的幻想，感觉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我相信这已是一去不复返的事了。这所有的温情回忆使我不免为逝去的年华而流泪，为失而不能复得的激情而伤悲。啊！我若是能料到晚年那不幸的激情的重新燃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不幸，我本会为这激情的归来而洒下多少眼泪啊！
离开巴黎之前，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季里，我有过一件遂心的快事，我品尝到了它的全部纯美的意味。南锡科学院院士帕利索因写了几个剧而出了名，此时正为波兰国王在吕内维尔演出其中的一个剧。他在剧中竟让一个人斗胆握笔与国王较量，以为这样显然就可以取悦国王。斯塔尼斯拉为人豪爽，不喜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如此这般地妄评时人，不觉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尔和我，告诉我陛下有意将帕利索先生逐出他的科学院。我回信殷切恳请特莱桑先生代为向波兰国王求情，饶过帕利索先生这一次。国王倒是恩准了，但特莱桑在传国王的旨意时向我补充说道，此事将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上。我回复道，这不是开恩，倒是给了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我一再坚持，总算没在档案上作任何记载，而且不给这件事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对我表示出尊重和景仰，我感到极其欣然。就这件事我感觉到，所有本身极受人尊敬的人，对他的尊重会在心灵之中产生一种比虚荣心更加温馨、更加高尚的情感。我把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复函都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信函集A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号中找到原件。
我深深地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得以公之于世，我自己却在此竟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始终不忘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和盘托出一切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我无法因小事而瞻前顾后，背离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之中，我必须面对真理，不得顾及任何人。为了很好地了解自我，我必须从各个方面，无论好坏，去认识我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的坦诚，我不认为应该对别人有所宽容，而对自己则更加苛刻，不过，我还是想对别人更加照顾一些。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说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是的地方。我被他们弄到这步田地，还有谁有权对我作更多的要求？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面世的，也不是想在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那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发表。但是，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因为害怕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抹去真理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留下这些痕迹而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逝的话，那我宁愿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终将留下，我就该尽力使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回忆与这个名字一道流传下来，按其真实面貌，而非一些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来。
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就的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个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个是《柯兰，我永远雇用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意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的要把这堆破纸付之一炬，不再去想它们了，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被我投进火中一样。但是他们极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工夫，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需来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三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都誊清，可以上演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它关起门来，按照我的奇思异想来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①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此福分，只能与公众同乐，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能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的耳朵根本就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的。杜克洛替我解了围，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②也是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上乘之后，才知道其作者是谁的。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该作品，好拿去宫中演出。杜克洛深知我心，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我可以做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把他俩拉开，两人必将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这事推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大人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了，因此，该剧便被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我最喜爱的、也是最不落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这会刺激那些因循守旧的耳朵。我同意让弗朗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个宣叙曲，但我自己不愿插手其间。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子定好之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甫，同乘一辆宫中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想的要满意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柯兰，菲尔小姐演柯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没怎么吭声。是热利约特在指挥全局，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指手画脚，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就像个小学生似的那么害羞。
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人，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如何难以走进剧场。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道出了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眼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神态和腔调都绝无狂妄、优越之处。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是一位前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挺感兴趣。当他大撒其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在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不说，低下头打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一个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若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日里一样的随便，胡子拉碴，假发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德行地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驾临这一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象，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对劲儿了。我在纳闷：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理直气壮。我寻思，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事事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哩。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笑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这么小小地一番内心独白之后，我便百般坚强起来，以至于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份殷勤劲儿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至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发抖。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也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说实在的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淳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到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儿的那一场（）①，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四周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议：“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直流。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会儿，我在冥思，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再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遗漏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光景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事。
谁能相信，紧随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这个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迫，我就觉得极不对劲儿，非出洋相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洋相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状的人才能体会到冒此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象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冲我问话。这时候，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如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想不起自己预先想好的话来了。当着满朝文武，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横下心来，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和淡泊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专事逢迎，或缄口不言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呢？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呀！为了保有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致纷纷议论，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短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如何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要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光景走进她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对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大加鞭笞。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拿到它。尽管我对他的一番热心很感动，但我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起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晚。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硬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拢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怀着尊敬。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的。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一起干。他们的这套把戏，我当时已有所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身体有恙，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印刷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彻始终的，依我看，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时，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①。他应该因我作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更加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逸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无暇在此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观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位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门，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典》，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塌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缓不过劲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劲儿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顶不住。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比试比试，即使排在《女仆情妇》（）①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灵感，可我远远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剽窃行径该有多少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白白地费心劳神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丁点儿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极其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是聚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别称。争论日趋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①的嘲讽；他们想理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②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去向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值得塔西佗（）③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的。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大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尚未忘怀。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④先生表示这样做会贻笑大方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依然可以做证，因为这桩奇闻逸事距今还不超过十五年。
诚然，人们并未伤及我的自由，但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去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壮举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极尽卑鄙恶劣之能事，竟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五十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不说这五十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搭界，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不相干。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中高声叫嚷道：“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要求双份的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语简直太对了：“人皆喜为他人主持公道。”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废除了同我约好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上，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敢恭维，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了，但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是偷盗了，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已有而已。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若是换了别人，准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以使我生活好几年，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①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五十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柯兰一角；歌剧院给了五十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劳动，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弥儿》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弥儿》却思考了二十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根苗。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此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了畅谈，代之以一小堆、一小撮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待着，不知同谁说话的好。这种令人下不了台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向来待我甚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尚可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名其妙地无端冲我发火。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对待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每谈到他以及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到之处。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来说，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嫉妒我，好像还更加与我相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
当《乡村占卜者》在歌剧院上演时，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该剧作者，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由于七八年的工夫都未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便对该剧院起了反感，觉得那帮演员用法语演出水平太差，所以真想让法国演员来演我的剧，而不找他们演了。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喜剧演员拉努。我跟拉努早就认识，而且如大家所知，他是个优秀的人，又是作家。他很喜欢《纳尔西斯》，负责让该剧匿名演出，并且，在这期间，还送了我一些入场券，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向更喜欢法兰西剧院，而不太喜欢另外两个剧院。剧本受到欢迎，被接受了，并且以不道破作者姓名的方式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认为，演员们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是知道作者是谁的。艾桑小姐和格朗瓦尔小姐饰演情女的角色。尽管，依我看，全剧精髓未能演出来，但不能说这个剧演得很不好。我可说是对观众的宽容感到惊奇而感动，他们竟然有耐心静静地从头看到尾，甚至还让它演了第二次，竟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现。就我而言，我对第一次演出就厌烦得不得了，都没能坚持看完，出了剧院便直奔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儿见到了波瓦西以及其他几个人，他们可能同我一样也感到厌烦了。在那儿，我公开地承认了我的Peccavi（）①，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该剧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坏剧本的作者，这一做法深受赞赏，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的。我甚至从坦白承认的勇气中得到了对自尊心的一种补偿，而且我仍认为，彼时彼地，说出了的骄傲多于默不作声的羞愧。不过，该剧本虽说是演起来不受欢迎，但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所以我让人印了出来，而且，我在属于我的佳作之列的序言中，开始阐明我的准则，比我在此前所阐明的更深刻一些。
不久以后，我便有机会在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些准则进行全面的阐述了。我想，那是在一七五三年，第戎科学院发表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章程的时候。我被这个大问题所震动，很惊奇该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就当然有勇气去写。于是，我便动手写了起来。
为了随意地思索这一重大题目，我同泰蕾兹、我们的女主人——一个好女人及其一位女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七八天。我把这次旅行视作我一生中最适宜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和，那两位好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花销，泰蕾兹同她俩一起戏耍，而我则不用操什么心，吃饭的时候，同她们无拘无束地寻开心。每天其余的时间，我便钻进森林中去，在那儿寻觅并找到了我自豪地描绘其历史的原始时代的景象。我荡涤掉人的种种谎言，我大胆地彻底揭露人的本性，追寻歪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把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相比较，向他们指出，其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所激扬，飞升至神明境界，从那儿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其偏见的盲目道路上，循着错误、不幸、罪恶的道儿在往前走着，我以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声音在冲他们呼喊：“你们这些不住埋怨大自然的愚蠢者，要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你们自身。”
从这番凝神思索中，产生《论不平等》。该作品比我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合狄德罗的胃口，而且，他为这部著作所提的建议对我来说是最为有益的，但该作在整个欧洲很少有人能读得懂，而且即使读得懂的人也全都不愿谈起它。这部著作是为征文而写的，所以我把它寄去了，但事先便深信它获不了奖，而且我也深知，科学院的种种奖并不是为这类文章而设立的。
这次旅行和写作对我的脾性和健康都有所裨益。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被尿潴留所折磨，完全任随医生摆布，他们非但未能减轻我的病痛，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毁坏了我的体格。从圣日耳曼归来，我感到自己有力气了，觉得好多了。我根据这个启示，决心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求医不吃药，永远不沾医生和药物的边，活一天算一天，不能动就待在屋里，有点力气就走动走动。在巴黎，混迹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中间，不合吾意。文人的钩心斗角，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又是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场合上又是那么盛气凌人，我觉得这都太可憎可鄙了。即使是在同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觉得太少温馨、坦诚、直率，因此，我厌恶这喧嚣的生活，开始急切地盼着去乡间居住，虽明知自己的条件不允许我在乡间定居，但我至少可以在乡下度过我的闲暇时间。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首先是午饭之后，我便独自一人前往布洛涅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题材，直到入夜方归。
我当时同戈弗古尔过从甚密，他因职务关系得去日内瓦，建议我与他同行。我答应了。我的身体欠佳，少不了“女总督”的照料，因此，决定她也一同前往，留下她母亲看家。待一切安排停当，我们仨便于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起动身了。
我应该把这次旅行当作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事记下来。它影响了我那生而有之的毫无保留、自觉而充分信赖别人的天性。我们包租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常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泰蕾兹便表示极为讨厌与戈弗古尔单独待在车内，而当我不顾她的恳求，仍想下车步行时，她也跟着我下车步行。我对她的任性责骂了很久，甚至坚决不许她下车。最后，她不得不对我说出个中原委。当我得知我的这位已六十有余的朋友、这位患有足痛风、腿脚不便、因寻欢作乐过度而伤了身子的戈弗古尔先生，竟然自我们上路时起，便在着意诱惑一个既不漂亮也不年轻、属于自己朋友的女人，而且手段极其卑劣，极其下流，竟至把钱袋赠予她，还拿一本淫书念给她听，让她看他带着的许许多多的污秽的画，借以撩拨挑逗她，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仿佛坠入五里雾中。泰蕾兹气愤不已，有一次竟把他的那本乌七八糟的书从车窗扔了出去。我还得知，第一天，我因剧烈头疼没吃晚饭便去睡了，他竟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跃跃欲试，像个老色鬼、骚公羊似的去勾引她，简直不像我所信赖而又托付了自己伴侣的一个正人君子。我是多么惊奇，多么揪心呀！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其魅力的所有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把它同轻蔑不屑连在了一起，不得不取消我对一个我所爱戴并自以为被其所爱的人的信赖和尊敬！那个无耻之尤还对我瞒着他的卑鄙行径哩。为了不让泰蕾兹为难，我不得不对他掩饰着我的轻蔑，把他不该知道的一些情感深藏在心中。友情的温柔而神圣的幻象啊！戈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面纱在我眼前掀开了。自此之后，有多少只无情的手在阻止这块面纱重新垂落啊！
到了里昂，我便离开了戈弗古尔，去萨瓦了，因为我无法忍心离妈妈那么近而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上帝！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那早期的美德还剩下点什么？她就是蓬韦尔神甫把我推荐给她的那位当年那么光彩照人的瓦朗夫人吗？我的心好疼呀！我看到她已别无出路，只有换个环境。我早就在信中多次央求她前来同我一起安静度日，我愿意同泰蕾兹一起倾毕生精力使她幸福。我又再次急切地央求她，但无济于事。她死守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劝告。可她的年金虽说是照发不误，她自己却早已得不着分文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很清楚给她再多她也得不到一个子儿的话，我原本是该多给她一些的。在我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她去沙伯莱旅行了一趟，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了看我。她钱不够，无法继续前行，可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过后，我让泰蕾兹把钱给她送了去。可怜的妈妈！容我把她这一次表现的善良再说一下吧。她的首饰最后只剩下一枚小戒指了。她把它摘下来戴在了泰蕾兹的手指上，但泰蕾兹随即又把它戴回到妈妈手上，并流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偿还欠债的时刻啊！我必须抛弃一切跟随着她，与她相依相随，与她同命运共呼吸，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可我根本就没这样做。我因另有所系，只觉得对她的感情有所松弛，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会对她有所帮助。我为她而叹息，但没有跟随她去。我一生所深感的内疚中，唯有这是最痛心疾首、最抱憾终生的。因此，我理应受到自那时起便一直缠绕着我的可怕的惩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吧！我的负义薄情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绝不是一颗无情无义之人的心。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已草拟了我的那篇《论不平等》的题献词。我在尚贝里时，把这个题献词写定了，并注明写于尚贝里的日期，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注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免得有人挑刺儿。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召唤我来此的那股共和主义的激情中了。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这激情有增无减。我受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款待和宠爱，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在我的心中。我因摒弃祖辈所信奉的宗教而另拜了一个神明，被褫夺了公民权，为此，我感到汗颜，因此，我决定公开地重新尊奉我祖辈的宗教。我在想，所有的基督徒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而教义内容之不同只是因为人们硬要横加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在每个国家中，只有君主有权确定所奉之神明以及那不可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在于接受这一教条，遵奉法律所确定的那个信仰。同百科全书派的来往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反而因我对争论和派系的天生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对于人和宇宙的研究始终向我展示了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福音书，使我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低劣和愚蠢的阐释。总而言之，哲学在使我追求宗教精髓的同时，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遮蔽其光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无足轻重的程式。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我同时也认为，凡是形式和纪律的东西，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属于法律的范畴。这一极其合理、极其有社会性、极其平和而又给我招致那么多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若要做公民，就应该是新教徒，就应该重新遵奉我国所确定的信仰。我决心这么做了。我甚至屈从了我所居住的远在城外教区的牧师的训令。我只是希望不必非得去教务会议上受审。然而，圣教敕令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不含糊的。人家很想替我通融一下，指定了一个五六个人的委员会来单独听我的皈依誓言。但不幸的是，与我关系甚好的既可爱又亲切的佩德里奥牧师竟对我说，有些人很想听听我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事让我害怕得不得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我日日夜夜地琢磨我准备了的一篇短小的演讲词，但临到背诵时，可就乱了套了，竟至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在讲坛上竟然成了一个最笨拙的小学生。委员们在为我解围，我只是蠢乎乎地回答着“是的”或“不是”。然后，我便被接纳进团体，并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而且我还参加了一次国民议会的特别会议，以便从市政官员米萨尔那儿接受誓言。对于国民议会、教务会议此次对我表示的好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种种殷切而诚挚的态度，我深为感动，因此，我在总在劝说我的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之下，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心里也正这么想，便一心要回巴黎去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自己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尔太太及其丈夫，或者说提供他们一些赡养费，然后，同泰蕾兹一道回日内瓦安居，度过余年。
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撂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在湖中环游。天气简直是好极了。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伊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甚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往来，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贻笑大方。但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很暧昧，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虽然如此，可我仍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耻的。
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卢克丽霞（）①，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斗胆地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佗，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了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结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不开心，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发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与我的，可后来，却因为我与这一称号太相般配而又失去了它。
如果不是我心中有一些更强烈的原因在起作用的话，光凭这一不顺遂是不会改变我退隐日内瓦的初衷的。埃皮奈先生想给舍弗莱特城堡加盖缺少的一翼房舍，为此而耗费颇大。有一天，我同埃皮奈夫人去看这项工程。我俩走出挺远，到了四分之一法里以外的园子的蓄水池处，紧挨着蒙莫朗西森林，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园子，园内有一破败不堪的小屋，人称“退隐庐”。这个幽静宜人的地方，在我去日内瓦之前，第一次见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兴奋而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啊！夫人。这住所多美妙啊！这真是为我而设的退隐之所。”埃皮奈夫人当时并未太注意我的这句话。但当我第二次再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在原先小屋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几乎崭新的小宅子，布局十分得当，非常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埃皮奈夫人悄悄地让人盖起了这座小宅子，而且花钱很少，只是从盖城堡侧翼的工程中抽点材料和人工而已。第二次来时，她见我如此惊奇，便对我说：“我的大熊啊，这就是您的栖身之地。这是您自个儿选定的，是因友情而送给您的。我希望它将使您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幸福地感动过：我用泪水沾湿了我女友那只惠手。如果说我当时并未被征服，但已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了。埃皮奈夫人想一气呵成，便百般催逼，用尽一切办法，托过不少的人来说服我，甚至为此而动员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出来规劝。她终于说动了我。我放弃返回祖国居住的计划，决定并答应住在退隐庐。她一边等着新房晾干，一边忙着置备家具，所以开春便一切安排停当，可以入住了。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那就是伏尔泰住到日内瓦附近了。我知道，此公将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而我若是去日内瓦，就会再遇上把我从巴黎驱走的那种气氛、风尚和风俗，我就必须不停地战斗，在行为举止上，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成为一个无法容忍的学究，或者是一个懦弱的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后那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婉转地表示我的种种担忧。它所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完蛋了，这我并没有看错。我也许本该去顶风冒雨的，假使我自觉有此能耐的话。可我单枪匹马，既腼腆羞怯，又不善辞令，面对一个傲慢、阔绰、深受王公大人的青睐又口若悬河，而且已是女士和年轻人的偶像的人，我又能怎样呢？我担心血气之勇非但于事无补，反会遭殃，所以便听任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安排，听任与世无争的心态的驱使。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如果说曾欺骗过我的话，那么今天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仍旧在欺骗着我。要是退隐到日内瓦去的话，我本会为自己免去一些大灾大难的。但是，即使我怀着满腔炽热的爱国热情，我仍怀疑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伟大而有益的事。
特隆桑差不多是在这同一时期前去日内瓦定居的。他不久之后来到巴黎闯荡了一番，挣了不少的钱。他到巴黎后，同若古骑士一道来看过我。埃皮奈夫人非常希望他能单独给她诊治一番，可看病的人太多，她插不进去，便来求我。我便敦促特隆桑去给她看看。就这样，在我的撮合之下，他俩开始有了交往，而且后来，关系愈加紧密，反把我给甩了。我的命运总是如此，一旦我把我的两个彼此互不相交的朋友弄到一起，他们就必定联起手来反对我。尽管特隆桑一家在自那时起便参与的践踏祖国的阴谋中都对我恨之入骨，但特隆桑医生本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仍十分友好。他甚至在回到日内瓦之后还给我来过信，建议我就任日内瓦图书馆荣誉馆长一职。但我的主意已定，这番盛情并未使我产生动摇。
就在这一时期，我又去了奥尔巴什先生府上，原因是他的夫人去世了。奥尔巴什夫人和弗朗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在日内瓦期间辞世的。狄德罗在把奥尔巴什夫人的噩耗告诉我时，谈到她丈夫悲痛欲绝。他的痛苦触动了我。我也深为这个可亲可爱的女人之死感到扼腕，因此，我给奥尔巴什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悲伤的事使我忘掉了他所有的不是，所以，当我从日内瓦归来之后，而他为了散散心，同格里姆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去法国各地转了转回来之后，我便前去看他，后来仍继续去看望他，直到我去退隐庐为止。
当他那个小圈子中的人得知埃皮奈夫人——他当时同她尚无来往——在为我准备一个住所，讽刺嘲弄便像冰雹似的向我砸来，硬说我需要别人捧场和都市的娱乐，耐不住寂寞，连半个月都待不下去的。我自己心中有数，随他们去怎么说，我反正干自己的。奥尔巴什先生倒是帮了我个忙，给勒瓦瑟尔老头找了个地方安置好了。老勒瓦瑟尔已八十多岁了，他妻子感觉是个累赘，老央求我把他给打发掉。老头被送到一个敬老院去了，由于年岁太大，又被离家孤身所苦，几乎刚一去便进了坟墓。他妻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对他的死并不怎么伤心，倒是一向疼爱其父的泰蕾兹却抱憾终生，后悔不该让风烛残年的父亲离开她而了却余生。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未曾料到的客人来拜访我，尽管他是个老相识了。我指的是我的朋友旺蒂尔，他有一天早晨突然闯来，我真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真是大变样了！他往日的风采荡然无存，看上去形容萎靡，使我不敢与他亲近。或许是我的眼光已经变了，或许是声色犬马使他神情恍惚，或许是他那昔日的风采源自青春年少，而今已是白头。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于是，我们便挺冷淡地告别了。可是，当他刚一走，往日的情谊便强烈地唤起了我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是多么温馨的青春时代呀，我把它理智地奉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她现在的变化也不亚于他呀。我也回想起了那幸福年代的种种小趣事，想起了在托讷与两个可爱的姑娘一起度过的天真无邪尽情尽欢的那浪漫的一天，她俩赏给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手，尽管如此，这却给了我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惆怅。当年，我怀着的是一颗年轻人的心，充满了美妙的幻想，感觉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我相信这已是一去不复返的事了。这所有的温情回忆使我不免为逝去的年华而流泪，为失而不能复得的激情而伤悲。啊！我若是能料到晚年那不幸的激情的重新燃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不幸，我本会为这激情的归来而洒下多少眼泪啊！
离开巴黎之前，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季里，我有过一件遂心的快事，我品尝到了它的全部纯美的意味。南锡科学院院士帕利索因写了几个剧而出了名，此时正为波兰国王在吕内维尔演出其中的一个剧。他在剧中竟让一个人斗胆握笔与国王较量，以为这样显然就可以取悦国王。斯塔尼斯拉为人豪爽，不喜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如此这般地妄评时人，不觉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尔和我，告诉我陛下有意将帕利索先生逐出他的科学院。我回信殷切恳请特莱桑先生代为向波兰国王求情，饶过帕利索先生这一次。国王倒是恩准了，但特莱桑在传国王的旨意时向我补充说道，此事将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上。我回复道，这不是开恩，倒是给了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我一再坚持，总算没在档案上作任何记载，而且不给这件事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对我表示出尊重和景仰，我感到极其欣然。就这件事我感觉到，所有本身极受人尊敬的人，对他的尊重会在心灵之中产生一种比虚荣心更加温馨、更加高尚的情感。我把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复函都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信函集A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号中找到原件。
我深深地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得以公之于世，我自己却在此竟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始终不忘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和盘托出一切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我无法因小事而瞻前顾后，背离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之中，我必须面对真理，不得顾及任何人。为了很好地了解自我，我必须从各个方面，无论好坏，去认识我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的坦诚，我不认为应该对别人有所宽容，而对自己则更加苛刻，不过，我还是想对别人更加照顾一些。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说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是的地方。我被他们弄到这步田地，还有谁有权对我作更多的要求？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面世的，也不是想在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那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发表。但是，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因为害怕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抹去真理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留下这些痕迹而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逝的话，那我宁愿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终将留下，我就该尽力使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回忆与这个名字一道流传下来，按其真实面貌，而非一些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