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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丧事之后,报社又进行了机构改革,河南记者站被撤并,我不想服从调配去外省,于是顺理成章地失了业,打算分娩之后再找工作——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们都劝奶奶去县城:大哥、二哥和我都在县城有了家,照顾她会很方便。可她不肯。
“这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她固执极了。
没办法,只有我是闲人一个。于是就回到了老家,陪她。
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两个女人,也只能静谧。
正值初夏,院子里的两棵枣树已经开始结豆一般的青枣粒,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她就在枣树下面闲坐一会儿。或许是母亲的病逝拓宽了奶奶对晚辈人死亡的认知经验,从而让她进一步由衷地臣服于命运的安排;或许是母亲已经去和父亲做伴,让她觉得他们在那个世界都不会太孤单,她的神情渐渐呈现出一种久远的顺从、平和与柔软,话似乎也比以往多了些。不时地,她会讲一些过去的事:“……‘大跃进’时候,村里成立了缝纫组。我是组长。没办法,非要我当,都说我针线活儿最好,一些难做的活儿就都到了我手里。一次,有人送来一双一寸厚的鞋底,想让缝纫组的人配上帮做成鞋,谁都说那双鞋做不成,我就接了过来。晚上把鞋捎回了家,坐在小板凳上,把鞋底夹在膝盖中间,弯着上身,可着力气用在右手的针锥上,一边扎一边拧,扎透一针跟扎透一块砖一样。扎透了眼儿,再用戴顶针的中指顶着针冠,穿过锥孔,这边儿用大拇指和食指尖捏住针头,把后边带着的粗线再一点一点地拽出来……这双鞋做成之后,成了村里的鞋王。主家穿了十几年也没穿烂。”
“那时候,有人追你么?”
“我又没偷东西,追我干啥?”她很困惑。
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想娶你。”
她也笑了。眼睛盯着地。
“有。”她说,眼神涣散开来,“那时候还年轻,也不丑……你爸要是个闺女,我也能再走一家。可他是个小子,是能给李家顶门立户的人,就走不得了。”这很符合她重男轻女的一贯逻辑——她不能容忍一个男孩到别人屋檐下受委屈。
睡觉之前,她习惯洗脚。她的脚很难看,是缠了一半又放开的脚。大脚趾压着其他几个脚趾,像一堆小小的树根扎聚在一起,然而这树根又是惨白惨白的,散发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气息。
“怎么缠了一半呢?怕疼了吧?”我好奇,又打趣她,“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挺能吃苦的人哩。”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是四岁那年缠上的。不裹大拇哥,只把那四个脚指头缠好,压到大拇哥下头。用白棉布裹紧……为啥用白棉布?白棉布涩啊,不会松动。这么缠上两三年,再把脚面压弯,弯成月亮一样,再用布密缝……疼呢。肉长在谁身上谁疼呗。白天缠上,到了晚上放放,白天再缠,晚上再放。后来疼得受不了了,就自己放开了,说啥都不再缠。”她羞赧地笑了,“我娘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吃饭,我就不吃。后来还是她害怕了,撬开了我的嘴,给我喂饭。我奶奶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穿鞋。不穿就不穿,我就光着脚站到雪地里……到底他们都没抗过我。不过,”她顿了顿,“我也遭到了报应,嫁到了杨庄。我这样的脚,城里是没人要的,只能往乡下嫁,往穷里嫁。我那姊妹几个,都比我嫁得好。”
“你后悔了?”
“不后悔。... -->>
母亲的丧事之后,报社又进行了机构改革,河南记者站被撤并,我不想服从调配去外省,于是顺理成章地失了业,打算分娩之后再找工作——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们都劝奶奶去县城:大哥、二哥和我都在县城有了家,照顾她会很方便。可她不肯。
“这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她固执极了。
没办法,只有我是闲人一个。于是就回到了老家,陪她。
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两个女人,也只能静谧。
正值初夏,院子里的两棵枣树已经开始结豆一般的青枣粒,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她就在枣树下面闲坐一会儿。或许是母亲的病逝拓宽了奶奶对晚辈人死亡的认知经验,从而让她进一步由衷地臣服于命运的安排;或许是母亲已经去和父亲做伴,让她觉得他们在那个世界都不会太孤单,她的神情渐渐呈现出一种久远的顺从、平和与柔软,话似乎也比以往多了些。不时地,她会讲一些过去的事:“……‘大跃进’时候,村里成立了缝纫组。我是组长。没办法,非要我当,都说我针线活儿最好,一些难做的活儿就都到了我手里。一次,有人送来一双一寸厚的鞋底,想让缝纫组的人配上帮做成鞋,谁都说那双鞋做不成,我就接了过来。晚上把鞋捎回了家,坐在小板凳上,把鞋底夹在膝盖中间,弯着上身,可着力气用在右手的针锥上,一边扎一边拧,扎透一针跟扎透一块砖一样。扎透了眼儿,再用戴顶针的中指顶着针冠,穿过锥孔,这边儿用大拇指和食指尖捏住针头,把后边带着的粗线再一点一点地拽出来……这双鞋做成之后,成了村里的鞋王。主家穿了十几年也没穿烂。”
“那时候,有人追你么?”
“我又没偷东西,追我干啥?”她很困惑。
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想娶你。”
她也笑了。眼睛盯着地。
“有。”她说,眼神涣散开来,“那时候还年轻,也不丑……你爸要是个闺女,我也能再走一家。可他是个小子,是能给李家顶门立户的人,就走不得了。”这很符合她重男轻女的一贯逻辑——她不能容忍一个男孩到别人屋檐下受委屈。
睡觉之前,她习惯洗脚。她的脚很难看,是缠了一半又放开的脚。大脚趾压着其他几个脚趾,像一堆小小的树根扎聚在一起,然而这树根又是惨白惨白的,散发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气息。
“怎么缠了一半呢?怕疼了吧?”我好奇,又打趣她,“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挺能吃苦的人哩。”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是四岁那年缠上的。不裹大拇哥,只把那四个脚指头缠好,压到大拇哥下头。用白棉布裹紧……为啥用白棉布?白棉布涩啊,不会松动。这么缠上两三年,再把脚面压弯,弯成月亮一样,再用布密缝……疼呢。肉长在谁身上谁疼呗。白天缠上,到了晚上放放,白天再缠,晚上再放。后来疼得受不了了,就自己放开了,说啥都不再缠。”她羞赧地笑了,“我娘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吃饭,我就不吃。后来还是她害怕了,撬开了我的嘴,给我喂饭。我奶奶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穿鞋。不穿就不穿,我就光着脚站到雪地里……到底他们都没抗过我。不过,”她顿了顿,“我也遭到了报应,嫁到了杨庄。我这样的脚,城里是没人要的,只能往乡下嫁,往穷里嫁。我那姊妹几个,都比我嫁得好。”
“你后悔了?”
“不后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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