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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f0a75b87827c49c68d04f28b85d1fb18_5">第四节 西域</h3>
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说，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西域的分析，可以与对中亚的分析一并来讨论。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下，可以看到前述游牧、农耕的历史共生关系，大致沿着纬度线分布，在东起中国、西至小亚细亚的土地上被一再复制出现。在东方，此共生结构最后落实为大清帝国，从入关算起，延续了近270年；在西方，最后落实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其攻克君士坦丁堡算起，延续了460多年，如果从其崛起于塞尔柱土耳其汗国的遗产上开始算起的话，则还要加上100多年。东、西两个帝国都堪称长寿。唯独中亚，虽然也有这样一种共生结构存在，却几乎没有长寿的帝国为人们所记起，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都是转瞬即逝，帖木儿之后就更没有值得一提的重要帝国了。
这种现象与中亚的地理独特性相关。欧亚大陆上大规模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集中于东西两端，<span class="mark" title="南亚也有大规模宜农土地，因此也有那样一种游牧与农耕的共生关系。历史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长期被自阿富汗南下的游牧者所统治。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在宗教之外，对其他地方的影响不大，所以暂且不过多讨论。">中亚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都以散落绿洲的形式存在。绿洲地区的农业，不可能形成足够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这恰恰构成了中亚无法形成稳定的大帝国的一个根本秘密。
清朝与奥斯曼土耳其两个游牧帝国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大可汗通过对农耕地区的征服，将其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被赎买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也被破除了。反观中亚的绿洲农耕地区，其财富规模太小，游牧帝国的大可汗即便实现了对这里的征服，也无法获得足够财富以完成对于军事贵族制的赎买。于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在这里仍然存在，中亚便没有可以被我们记住的长寿帝国。即便强大如帖木儿，其帝国也在他去世后迅速分崩离析。
统治中亚的帝国崩溃后，会进入一段相当长的动荡期，各路草原英雄纷纷登场，但我们往往只能轮廓性地知道他们登场了，具体是如何活动的则说不大清楚，因为中亚帝国忽生忽灭，很难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经常是通过周边长寿帝国的记述才对其略知一二。所以，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边的“有序为底色、失序为插曲”形成鲜明对照。要强调的是，“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用来描述中亚的政治史大致说得过去，中亚的经济社会文化史则不是这样，很可能要反过来描述才算恰当。在中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地理构成了历史逻辑的一个根本约束条件，它就像一条河道，并不会规定历史长河该如何翻腾巨浪，但是作为约束条件规定了历史长河大的流动方向。
在中亚地区沿天山—锡尔河大致画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以北是游牧地区，南北两个部分，构成游牧、定居的共生体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生体关系，在东亚和中亚的存在方式有着重大差别。东亚蒙古草原的游牧者与中原的定居者，两者的主体部分是分开的，极少空间上的交错，共生性要通过一个大陆体系才能展开；中亚有不少地方的游牧和定居在空间上有着深刻的交错关系，共生性在微观上也有体现。导致这个差别的最重要原因是山的高度之别。游牧与定居需要很不同的气候-生态，在东亚方向，山的高度不大，气候变化主要与纬度相关，较少与海拔相关，纬度自然就把游牧和农耕给物理性地分开了，长城就是大致的界线。中亚地区山脉高大，气候变化首先是与海拔相关，于是定居者在山脚农耕，游牧者则随着季节变换而活动于山坡的南北两侧，游牧与定居两个群体直接相望，经常打交道。<span class="mark" title="感谢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与笔者在这方面的讨论，所带来的一系列启发。当然，笔者在这里所说的交错共生性，在中亚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比如南疆地区，以及中亚的阿姆河沿岸，绿洲周边主要是沙漠，很难游牧，也就没有那种交错共生性了。">
更细致点说，中亚因为有高大山脉存在，阻挡着海洋水汽的流动，所以中亚的定居地区不能依赖降雨，要依赖雪山融水，而雪山融水要顺着特定的山形流下来，不可能连成片，就只能形成绿洲。这些山必须足够高，才能存得住积雪，滋养绿洲；中亚也有些山不够高，存不住雪，山脚下就只能沦为戈壁了。那些大山，正因为足够高，才确保了气候与海拔、而不是与纬度的相关性，这样才会形成游牧与定居的交错共生关系。这几乎是只有在中亚地区才能形成的，因为其他地方少有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span class="mark" title="南美洲地区有这种大山，但是没有马，也就没法形成欧亚大陆这种样式的游牧经济。"> 这也使得大中亚的定居者相对于中原定居者来说，更容易理解游牧者的逻辑，于是会有后文提到的中亚人对于蒙古草原的深刻影响，<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节后面的论述，以及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三小节的相关讨论。"> 乃至于元朝时来自中亚的色目人与蒙古人的密切合作关系。可以说，大山就是中亚的灵魂。
在大中亚的区域中，七河流域值得专门讨论。这个地方得名自注入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其大致范围包括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七河流域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游牧-定居交错共生的典型地区，<span class="mark" title="这里还有个优势，就是它不仅仅依赖雪山融水，还是大西洋水汽能够到达的最远点，降水相对丰沛，于是较为富饶。">同时其地理位置又处在一种较为核心，便于四出控御的地方。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草原，同时也具备上好的农耕条件，孕育过几个历史名城，如巴拉沙衮、碎叶、伊犁等。由七河流域出发，北可以驭草原，南可以控绿洲，堪称王者之地，所以历史上诸多重要的中亚王朝定都于此。如早期的西域第一大国乌孙，后来的西突厥、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准噶尔汗国等等；包括清朝在平定南北疆之后，其统治西域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驻跸地也属七河流域，由此统治全疆。
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西部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所在地，东部是今天的新疆所在地。这两个亚区域虽同属大中亚，但在历史上同时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区域，虽则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长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等，都在统治后不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帝国，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过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南北关系之游牧、定居共生体。
因此中亚的地理是很破碎的，但中亚的历史哲学意义，却正是出自其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其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形成了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绿洲规模都很小，彼此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形成了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
中亚的破碎性带来两个效果：一方面，使得中亚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另一方面，就其定居地区而言，它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种进入，以在当地形成秩序。外部力量或是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遇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华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中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的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必定是入不敷出的。因此，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采用间接统治，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由此可知，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亚的亚区域特征，即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并不是因为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亚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面对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统治原则。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图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该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时期，苻坚曾派大将吕光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就一度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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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说，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西域的分析，可以与对中亚的分析一并来讨论。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下，可以看到前述游牧、农耕的历史共生关系，大致沿着纬度线分布，在东起中国、西至小亚细亚的土地上被一再复制出现。在东方，此共生结构最后落实为大清帝国，从入关算起，延续了近270年；在西方，最后落实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其攻克君士坦丁堡算起，延续了460多年，如果从其崛起于塞尔柱土耳其汗国的遗产上开始算起的话，则还要加上100多年。东、西两个帝国都堪称长寿。唯独中亚，虽然也有这样一种共生结构存在，却几乎没有长寿的帝国为人们所记起，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都是转瞬即逝，帖木儿之后就更没有值得一提的重要帝国了。
这种现象与中亚的地理独特性相关。欧亚大陆上大规模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集中于东西两端，<span class="mark" title="南亚也有大规模宜农土地，因此也有那样一种游牧与农耕的共生关系。历史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长期被自阿富汗南下的游牧者所统治。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在宗教之外，对其他地方的影响不大，所以暂且不过多讨论。">中亚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都以散落绿洲的形式存在。绿洲地区的农业，不可能形成足够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这恰恰构成了中亚无法形成稳定的大帝国的一个根本秘密。
清朝与奥斯曼土耳其两个游牧帝国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大可汗通过对农耕地区的征服，将其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被赎买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也被破除了。反观中亚的绿洲农耕地区，其财富规模太小，游牧帝国的大可汗即便实现了对这里的征服，也无法获得足够财富以完成对于军事贵族制的赎买。于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在这里仍然存在，中亚便没有可以被我们记住的长寿帝国。即便强大如帖木儿，其帝国也在他去世后迅速分崩离析。
统治中亚的帝国崩溃后，会进入一段相当长的动荡期，各路草原英雄纷纷登场，但我们往往只能轮廓性地知道他们登场了，具体是如何活动的则说不大清楚，因为中亚帝国忽生忽灭，很难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经常是通过周边长寿帝国的记述才对其略知一二。所以，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边的“有序为底色、失序为插曲”形成鲜明对照。要强调的是，“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用来描述中亚的政治史大致说得过去，中亚的经济社会文化史则不是这样，很可能要反过来描述才算恰当。在中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地理构成了历史逻辑的一个根本约束条件，它就像一条河道，并不会规定历史长河该如何翻腾巨浪，但是作为约束条件规定了历史长河大的流动方向。
在中亚地区沿天山—锡尔河大致画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以北是游牧地区，南北两个部分，构成游牧、定居的共生体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生体关系，在东亚和中亚的存在方式有着重大差别。东亚蒙古草原的游牧者与中原的定居者，两者的主体部分是分开的，极少空间上的交错，共生性要通过一个大陆体系才能展开；中亚有不少地方的游牧和定居在空间上有着深刻的交错关系，共生性在微观上也有体现。导致这个差别的最重要原因是山的高度之别。游牧与定居需要很不同的气候-生态，在东亚方向，山的高度不大，气候变化主要与纬度相关，较少与海拔相关，纬度自然就把游牧和农耕给物理性地分开了，长城就是大致的界线。中亚地区山脉高大，气候变化首先是与海拔相关，于是定居者在山脚农耕，游牧者则随着季节变换而活动于山坡的南北两侧，游牧与定居两个群体直接相望，经常打交道。<span class="mark" title="感谢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与笔者在这方面的讨论，所带来的一系列启发。当然，笔者在这里所说的交错共生性，在中亚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比如南疆地区，以及中亚的阿姆河沿岸，绿洲周边主要是沙漠，很难游牧，也就没有那种交错共生性了。">
更细致点说，中亚因为有高大山脉存在，阻挡着海洋水汽的流动，所以中亚的定居地区不能依赖降雨，要依赖雪山融水，而雪山融水要顺着特定的山形流下来，不可能连成片，就只能形成绿洲。这些山必须足够高，才能存得住积雪，滋养绿洲；中亚也有些山不够高，存不住雪，山脚下就只能沦为戈壁了。那些大山，正因为足够高，才确保了气候与海拔、而不是与纬度的相关性，这样才会形成游牧与定居的交错共生关系。这几乎是只有在中亚地区才能形成的，因为其他地方少有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span class="mark" title="南美洲地区有这种大山，但是没有马，也就没法形成欧亚大陆这种样式的游牧经济。"> 这也使得大中亚的定居者相对于中原定居者来说，更容易理解游牧者的逻辑，于是会有后文提到的中亚人对于蒙古草原的深刻影响，<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节后面的论述，以及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三小节的相关讨论。"> 乃至于元朝时来自中亚的色目人与蒙古人的密切合作关系。可以说，大山就是中亚的灵魂。
在大中亚的区域中，七河流域值得专门讨论。这个地方得名自注入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其大致范围包括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七河流域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游牧-定居交错共生的典型地区，<span class="mark" title="这里还有个优势，就是它不仅仅依赖雪山融水，还是大西洋水汽能够到达的最远点，降水相对丰沛，于是较为富饶。">同时其地理位置又处在一种较为核心，便于四出控御的地方。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草原，同时也具备上好的农耕条件，孕育过几个历史名城，如巴拉沙衮、碎叶、伊犁等。由七河流域出发，北可以驭草原，南可以控绿洲，堪称王者之地，所以历史上诸多重要的中亚王朝定都于此。如早期的西域第一大国乌孙，后来的西突厥、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准噶尔汗国等等；包括清朝在平定南北疆之后，其统治西域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驻跸地也属七河流域，由此统治全疆。
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西部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所在地，东部是今天的新疆所在地。这两个亚区域虽同属大中亚，但在历史上同时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区域，虽则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长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等，都在统治后不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帝国，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过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南北关系之游牧、定居共生体。
因此中亚的地理是很破碎的，但中亚的历史哲学意义，却正是出自其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其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形成了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绿洲规模都很小，彼此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形成了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
中亚的破碎性带来两个效果：一方面，使得中亚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另一方面，就其定居地区而言，它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种进入，以在当地形成秩序。外部力量或是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遇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华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中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的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必定是入不敷出的。因此，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采用间接统治，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由此可知，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亚的亚区域特征，即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并不是因为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亚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面对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统治原则。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图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该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时期，苻坚曾派大将吕光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就一度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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