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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记住【69中文网www.69zw.com】,为您提供精彩小说阅读。王安期作东海郡守,世乱,令曰:夜不得私行。吏系得一夜行人。王问:“何处来?”云:“自师家受业还,不觉日晚。”吏曰:“鞭乎?”王曰:“鞭挞书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释之,并令吏护送其归家。
再好的设想,执行力才是关键。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开始编写,每成一篇,便在楼内传阅起来。
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但凡理论,怎么可能没有立场、不置臧否。如果没有立场,混淆了是非,话说再多都是废话。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法可权变,令从简约,面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法令对不对?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
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书生奉师从礼,漏夜私行违禁。礼令相冲,孰为轻重?吾从于礼。
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礼法出现冲突时,孰轻孰重?更该依从于哪一个?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
这样一来,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不再是当面对“书生”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
好的引导,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唾手可得的东西,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便也不懂得尊重。
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王述便坐在他旁边,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便说道:“驸马笔调,近似循吏。”
循吏这一个词,虽然带了一个“吏”,但重点还是“循”,是一个美称。司马迁《史记》有“循吏列传”,多记载当时名臣,后世援之。
沈哲子闻言后便笑了笑,将两份文篇摆在王述面前,笑语问道:“那么蓝田侯认为,这两种笔法,何者为优?”
王述听到这话后,不免愣了一愣,略作沉吟后才回答道:“为家而计当择驸马,为父而计应取于前。只是依我来看,此事本不足述。”
听到王述的回答,沈哲子便哈哈一笑,将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递给旁人传阅,而原本那一篇则扫入了废纸堆中。
“蓝田侯真有洞见,我要助你居显。非为示恩,只是阁下更能胜任而已。”
前一篇重点在于人,将王承描述为一个通达简约的名士。而沈哲子这一篇则由人退回了事,虽然是同一件事,但因为理由不同,王承便成为了一位良臣。王述所言不足述,则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士族滥用权力的一个证明。
单单这个回答就能看得出王述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不从于俗的人。当然这并不能意味着王述就能一定为他所用,但沈哲子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打压异己,终究还是希望能够对世道有益。
王述在听到沈哲子这话后,精神也是一振。他只是不好议论而已,又不是真的痴愚。而且他家本就是中朝旧望,反而并不需要像谢尚有那么深的门户之见。只要能有一个机会活跃在时局,便能获得一个长望打算的基础。
“驸马任于赏鉴,所论或是公计。但若得善助,述仍要敬拜答谢!门窄庭闲,少人关顾,虽有不惧冗旅之念,但却殊少自谋之才。”
王述言辞恳切说道,他连中兵属这样的卑职都要担任,人生可谓将到谷底,所以任何一份提携于他而言都是珍贵。
“言既有出,必有回响,蓝田侯且静待佳音。”
沈哲子又笑着说道,他就算有提携王述的想法,也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和一个合适的位置。
正在这时候,楼下有家人匆匆行上来,将一份折叠起来的便笺呈送上来。
沈哲子展开这便笺略一浏览,当即便是会心一笑,这便笺上内容是:恭呈米千斛、钱六万,共作盛举,以资耗用。
在这个年代,修书是一件很耗钱粮的事情。一方面咨询太少,搜罗不易。另一方面笔墨纸砚在时下也是价格非常高昂的奢侈文具用品,等闲人家消耗不起。也正因此,甚至不乏有类似陈寿借修史而勒索人的传闻。这种事真假且不论,从另一个侧面而言,也反映了修书的消耗。
要编成这样一本《世说新语》,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够的。这当中消耗的纸笔之类且不论,单单大量人成天聚在沈园总要管饭,酒水饭菜的供应就不是一个小数额。
不过这些消耗对沈哲子而言都是小事,不值一提。他也没有想过要借这种文化盛事来牟利,但钱财还是很快送上门来。
何人会来送礼,不问可知。因为不以良史自居,所以这本未成型的《世说新语》笔法上可操作的空间更大。谁不想自家的祖宗形象被描写的更鲜活通达一些,有这样的投献也属正常。
但这本书是沈哲子第一次主持文化上的盛事,也是围绕沈园摘星楼的第一个样板工程,绝无可能会因财货而让这件事一开始就埋下被人诟病的隐患。所以他想都不想便将这份便笺撕得粉碎,但也并不追究是何人所为。
大凡事情最开始总是最活跃,众人的热情都被撩拨的极高,哪怕已经到了深夜,仍然少人离去。甚至由于摘星楼上悬挂的赋文在都中传扬开,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
为了给执笔者提供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沈哲子将他们安置在了六楼。至于楼下则是通宵达旦的宴饮欢庆,众人都在兴致盎然讨论自己所知的中兴旧事。有专人在这里将众人所言之事记录下来,再呈送到楼上供人选取润色。
这样热烈的气氛一直持续了数日都有增无减,甚至有许多人从入了沈园摘星楼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摘星楼外的赋文在悬挂几天之后也撤了下来,换上了已经编写出的一部分《世说新语》篇章。
最先被写成的这些篇章,大多是王承、卫玠、周顗等这一个等级的名士,一方面名气最大,事迹最多,另一方面人已经死了,不在其位,笔法可以更加放开。
至于江左八达和江东顾荣、纪瞻等,还要排在后面。至于王导、温峤之类,因为居在位中不好放言絮叨,而王敦这样的逆臣则又不好书写,所以也没有在一开始便写。
但即便是如此,这一股风潮在都中还是越酿越大,许多名士雅迹也都不再只限于小圈子的传播,关于中兴名士的议论和赏评,一时间霸占了主流的舆论。
当然,沈哲子也并没有举一事而废一事,像是原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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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设想,执行力才是关键。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开始编写,每成一篇,便在楼内传阅起来。
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但凡理论,怎么可能没有立场、不置臧否。如果没有立场,混淆了是非,话说再多都是废话。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法可权变,令从简约,面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法令对不对?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
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书生奉师从礼,漏夜私行违禁。礼令相冲,孰为轻重?吾从于礼。
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礼法出现冲突时,孰轻孰重?更该依从于哪一个?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
这样一来,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不再是当面对“书生”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
好的引导,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唾手可得的东西,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便也不懂得尊重。
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王述便坐在他旁边,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便说道:“驸马笔调,近似循吏。”
循吏这一个词,虽然带了一个“吏”,但重点还是“循”,是一个美称。司马迁《史记》有“循吏列传”,多记载当时名臣,后世援之。
沈哲子闻言后便笑了笑,将两份文篇摆在王述面前,笑语问道:“那么蓝田侯认为,这两种笔法,何者为优?”
王述听到这话后,不免愣了一愣,略作沉吟后才回答道:“为家而计当择驸马,为父而计应取于前。只是依我来看,此事本不足述。”
听到王述的回答,沈哲子便哈哈一笑,将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递给旁人传阅,而原本那一篇则扫入了废纸堆中。
“蓝田侯真有洞见,我要助你居显。非为示恩,只是阁下更能胜任而已。”
前一篇重点在于人,将王承描述为一个通达简约的名士。而沈哲子这一篇则由人退回了事,虽然是同一件事,但因为理由不同,王承便成为了一位良臣。王述所言不足述,则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士族滥用权力的一个证明。
单单这个回答就能看得出王述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不从于俗的人。当然这并不能意味着王述就能一定为他所用,但沈哲子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打压异己,终究还是希望能够对世道有益。
王述在听到沈哲子这话后,精神也是一振。他只是不好议论而已,又不是真的痴愚。而且他家本就是中朝旧望,反而并不需要像谢尚有那么深的门户之见。只要能有一个机会活跃在时局,便能获得一个长望打算的基础。
“驸马任于赏鉴,所论或是公计。但若得善助,述仍要敬拜答谢!门窄庭闲,少人关顾,虽有不惧冗旅之念,但却殊少自谋之才。”
王述言辞恳切说道,他连中兵属这样的卑职都要担任,人生可谓将到谷底,所以任何一份提携于他而言都是珍贵。
“言既有出,必有回响,蓝田侯且静待佳音。”
沈哲子又笑着说道,他就算有提携王述的想法,也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和一个合适的位置。
正在这时候,楼下有家人匆匆行上来,将一份折叠起来的便笺呈送上来。
沈哲子展开这便笺略一浏览,当即便是会心一笑,这便笺上内容是:恭呈米千斛、钱六万,共作盛举,以资耗用。
在这个年代,修书是一件很耗钱粮的事情。一方面咨询太少,搜罗不易。另一方面笔墨纸砚在时下也是价格非常高昂的奢侈文具用品,等闲人家消耗不起。也正因此,甚至不乏有类似陈寿借修史而勒索人的传闻。这种事真假且不论,从另一个侧面而言,也反映了修书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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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消耗对沈哲子而言都是小事,不值一提。他也没有想过要借这种文化盛事来牟利,但钱财还是很快送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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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事情最开始总是最活跃,众人的热情都被撩拨的极高,哪怕已经到了深夜,仍然少人离去。甚至由于摘星楼上悬挂的赋文在都中传扬开,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
为了给执笔者提供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沈哲子将他们安置在了六楼。至于楼下则是通宵达旦的宴饮欢庆,众人都在兴致盎然讨论自己所知的中兴旧事。有专人在这里将众人所言之事记录下来,再呈送到楼上供人选取润色。
这样热烈的气氛一直持续了数日都有增无减,甚至有许多人从入了沈园摘星楼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摘星楼外的赋文在悬挂几天之后也撤了下来,换上了已经编写出的一部分《世说新语》篇章。
最先被写成的这些篇章,大多是王承、卫玠、周顗等这一个等级的名士,一方面名气最大,事迹最多,另一方面人已经死了,不在其位,笔法可以更加放开。
至于江左八达和江东顾荣、纪瞻等,还要排在后面。至于王导、温峤之类,因为居在位中不好放言絮叨,而王敦这样的逆臣则又不好书写,所以也没有在一开始便写。
但即便是如此,这一股风潮在都中还是越酿越大,许多名士雅迹也都不再只限于小圈子的传播,关于中兴名士的议论和赏评,一时间霸占了主流的舆论。
当然,沈哲子也并没有举一事而废一事,像是原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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