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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分行机关开了个全员大会，县支行正副行长也赶来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人事改革的，也就是号召大家主动卖身的动员大会。
与旁边座位上的同事闲聊中得知，减员方案已开始实施一个多月了，主要方式是自愿买断，每年工龄五千。省行给江都分行下的是八十个指标，目前全行只有三个人买断，其中一个是买断后要去广东陪老公的女储蓄员，一个是城区支行早就开了自己的公司平常很少在行里露面的司机，还有一个便是国际业务部钟经理了。上面的指标完不成，李维全很心急，只要写了申请的一律批准，便是钟经理这样业务上的好手也没例外。
李维全在主席台上唾沫乱飞，无非是说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以后改革的力度将会更大，现在不买断，以后想买都不可能了，而且以后还会强制下岗，到时侯一分钱也得不到，所以他号召全行广大员工要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把自己给卖了。
听了李维全的话，我心说别站着说话不腰痛，真要是好机会你怎么不带个头？莫非你想的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宁愿自己亏点也先在行里硬挺着？一分钱都得不到？我就不信到时侯会把我们都赶到大街上去。随之想到这种事儿李维全也做不得主，上面一刀切下来，他也没办法，只能编些谎话来哄人了。
李维全的话让我想起两年前上一任总行行长许下的诺言。那行长说不管怎样改革，总行对全行员工不会丢下不管，让大家都安心工作。总行行长说过这话不久就被中央提拔到南方某省当省长去了，他说的话似乎也被他带去了南方。接手的行长是从另一个行调来的，新行长思路不一样，他自己的日子过得滋润，却觉得全行这么多人是个包袱，便想方设法为难下面的员工，先是让全行员工拿了两年干巴巴的工资，现在则干脆趁上市改制的机会扔掉一批人。嘿嘿，难怪古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哪一个国企老总会管前任许下的诺言？（后来那行长以前受贿之事东窗事发，据查往自个腰包里弄了几百万，看来在中国的国企中，那些装得一本正经不把员工当回事的领导大都是私下已捞到好处的）
开完会心情有点不爽，回到办公室，林经理拿出他写的审计说明找我商量。没想到林经理看起来是个含含糊糊的人，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倒让我意识到人真是不可貌相。
我看不出太多不妥，两人便一起去审计局找苏有贵沟通了一下，苏有贵说基本上可以，只是要求将困难写得再严重些，他们给局领导汇报时好开脱一些。离开审计局时苏有贵悄悄问我心理底线是多少，我说当然是少少益善，苏有贵最后说就罚个两万吧，倒让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吃完午饭，和人说笑一通，回到办公室还是心情不大好，在抽屉里胡乱翻腾了许久，看到两张我过生日时请客吃饭的发票，有三千多，没填日期呢，心里一动，将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又在沙发上躺着乱七八糟想了很久。
下午上班后去江凌办公室，李维全正与江凌商量什么事，见我进去很热心地给我丢了支烟。
我把上午去审计局的情况说了一下，李维全一听只罚两万喜得眉开眼笑，我趁机拿出那两张发票，说是审计局苏科长的，李维全连说“应该应该”，还亲自给我签了“同意报”三个大字。
从江凌那儿出来，先到计财部领了钱，又去保卫部闲聊了一阵。从李经理口中得知薛成仁仍杳无音信，公共安全专家检察两家却又在行里领了十万办案经费，袁云斌的案子则马上就要开庭了。
回办公室给老行长打了个电话，问了问袁云斌的情况。其实老行长在市区那么多年，关系还是很多，上次只是一时心急才乱了方寸，这段时间冷静下来他便找了些关系疏通，效果不错，市检察院已准备移交给区检察院起诉，由区法院审判，而由区法院审判就说明不会判得太重，不由得为老行长松了口气。
上午分行机关开了个全员大会，县支行正副行长也赶来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人事改革的，也就是号召大家主动卖身的动员大会。
与旁边座位上的同事闲聊中得知，减员方案已开始实施一个多月了，主要方式是自愿买断，每年工龄五千。省行给江都分行下的是八十个指标，目前全行只有三个人买断，其中一个是买断后要去广东陪老公的女储蓄员，一个是城区支行早就开了自己的公司平常很少在行里露面的司机，还有一个便是国际业务部钟经理了。上面的指标完不成，李维全很心急，只要写了申请的一律批准，便是钟经理这样业务上的好手也没例外。
李维全在主席台上唾沫乱飞，无非是说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以后改革的力度将会更大，现在不买断，以后想买都不可能了，而且以后还会强制下岗，到时侯一分钱也得不到，所以他号召全行广大员工要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把自己给卖了。
听了李维全的话，我心说别站着说话不腰痛，真要是好机会你怎么不带个头？莫非你想的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宁愿自己亏点也先在行里硬挺着？一分钱都得不到？我就不信到时侯会把我们都赶到大街上去。随之想到这种事儿李维全也做不得主，上面一刀切下来，他也没办法，只能编些谎话来哄人了。
李维全的话让我想起两年前上一任总行行长许下的诺言。那行长说不管怎样改革，总行对全行员工不会丢下不管，让大家都安心工作。总行行长说过这话不久就被中央提拔到南方某省当省长去了，他说的话似乎也被他带去了南方。接手的行长是从另一个行调来的，新行长思路不一样，他自己的日子过得滋润，却觉得全行这么多人是个包袱，便想方设法为难下面的员工，先是让全行员工拿了两年干巴巴的工资，现在则干脆趁上市改制的机会扔掉一批人。嘿嘿，难怪古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哪一个国企老总会管前任许下的诺言？（后来那行长以前受贿之事东窗事发，据查往自个腰包里弄了几百万，看来在中国的国企中，那些装得一本正经不把员工当回事的领导大都是私下已捞到好处的）
开完会心情有点不爽，回到办公室，林经理拿出他写的审计说明找我商量。没想到林经理看起来是个含含糊糊的人，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倒让我意识到人真是不可貌相。
我看不出太多不妥，两人便一起去审计局找苏有贵沟通了一下，苏有贵说基本上可以，只是要求将困难写得再严重些，他们给局领导汇报时好开脱一些。离开审计局时苏有贵悄悄问我心理底线是多少，我说当然是少少益善，苏有贵最后说就罚个两万吧，倒让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吃完午饭，和人说笑一通，回到办公室还是心情不大好，在抽屉里胡乱翻腾了许久，看到两张我过生日时请客吃饭的发票，有三千多，没填日期呢，心里一动，将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又在沙发上躺着乱七八糟想了很久。
下午上班后去江凌办公室，李维全正与江凌商量什么事，见我进去很热心地给我丢了支烟。
我把上午去审计局的情况说了一下，李维全一听只罚两万喜得眉开眼笑，我趁机拿出那两张发票，说是审计局苏科长的，李维全连说“应该应该”，还亲自给我签了“同意报”三个大字。
从江凌那儿出来，先到计财部领了钱，又去保卫部闲聊了一阵。从李经理口中得知薛成仁仍杳无音信，公共安全专家检察两家却又在行里领了十万办案经费，袁云斌的案子则马上就要开庭了。
回办公室给老行长打了个电话，问了问袁云斌的情况。其实老行长在市区那么多年，关系还是很多，上次只是一时心急才乱了方寸，这段时间冷静下来他便找了些关系疏通，效果不错，市检察院已准备移交给区检察院起诉，由区法院审判，而由区法院审判就说明不会判得太重，不由得为老行长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