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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顾骜本人，而是黑石基金的施瓦茨曼——是彼得森总裁放他去办这事儿的。
彼得森自己毕竟是黑石基金的大老板，而且他嗅觉非常灵敏，估计盛田昭夫很快就会让他启动收购哥伦比亚唱片乃至哥伦比亚影业的计划，所以彼得森才不想在这时候亲自明面上得罪曰本人呢。
因为索尼那些收购计划，也是早就让黑石基金先持币观望、看货看起来了，并非一朝一夕的心血来潮。日元升值只是一个加速盛田昭夫决断的重要筹码，但并非全部。
相比之下，施瓦茨曼在黑石还没做出多少崭露头角的大事儿，目标小得多，他的行径也可以解释为黑石基金刚投的某些半导体壳子公司的私活，将来就算引起人联想，仇恨值也小得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些美国人是多么的阴险，一边脸上笑嘻嘻跟曰本人称兄道弟赚着他们的中介费，背地里却对另一些曰本巨头暗暗捅刀子——当然严格来说这也没什么不对，毕竟索尼是索尼，东芝是东芝嘛。美国人一贯对消费领域的日企非常宽容的，只是想集中狙击高精尖掌握核心科技的日企。
施瓦茨曼出手后，仅仅用了两三天，就摸清了曰本人的态度。
“NEC公司和东芝，都不打算出售最新一代光刻机，以及其他配套设备。他们愿意出售的设备，加工能力最多只能生产三四年前的英特尔80286系列CPU的水平——
可是英特尔公司今年早些时候，都已经发布了80386，可见曰本人愿意拿出来的设备，是至少落后了一代的。更何况，曰本人在半导体工艺精度上本来就比我们美国企业还要强，英特尔只是我拿来举例的标杆，事实上都不能代表目前的最强工艺，曰本人卖的东西，比他们的尖端潜力起码落后了五年！”
施瓦茨曼很快把这些不好的消息，回传给了彼得森和顾骜。
同时，也到詹姆斯.贝克那边备案了一下——之所以只是备案，是因为詹姆斯.贝克只是美国财长，理论上《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后续外贸怎么发展，跟他不是直接关系。
但是，李根总统那儿，会根据后续的外贸、逆差赤字走势，来评估詹姆斯.贝克这一系列操作的有效性，相当于是一个总统考核财长的KPI指标。
其实，历史上原本詹姆斯.贝克的KPI并不是很好，因为《广场协议》实施之后，美日贸易逆差并没有一下子缩小。
在85年最后几个月和86年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美国进口商的“削减进口规模”反应并没有那么快，买的日货几乎没变少，而单价却更贵了，所以美国人的贸易逆差更大了。
这种滞后反应，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渐渐扭转，到87年全年，才完全实现压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所以，《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月，詹姆斯.贝克依然是提心吊胆的，他非常害怕李根总统把他喊去臭骂一顿：“你个蠢货搞了那么多小动作，怎么曰本人赚我们的钱越赚越多了？”
相比之下，顾骜倒是显得比詹姆斯.贝克还要淡定。
施瓦茨曼回报回来说“NEC和东芝不肯卖最先进一代的设备”，顾骜也只是公事公办地让他“加重筹码、加快谈判、至少先把结算方式和报价敲定。不要让曰本人以后借机涨价”。
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顾骜至少可以先把需求资金规模估算一下，然后大笔兑换日元放着，并且让施瓦茨曼跟东芝/NEC敲定：“如果交易成立的话，应当以日元结算”。
因为如果用美元结算的话，到时候美元变得更不值钱了，顾骜就要亏钱。而提前兑换成日元的话，虽然广场协议已经生效了，不过最初这一两周，日元的升值幅度也才5%，所以是可以接受的，顾骜提前兑换两三个亿美元的钱变成日元，为采购做准备，也不至于多出来。
如果拖到年底，日元就要涨30%了，不是现在5%能搞定的。
距离广场协议签订后大约十天，也就是进入10月中旬后，顾骜看詹姆斯.贝克和其他有关利益人员，也急得差不多了，便表示他想要离开美国，回中国一阵子。
“你回中国干什么？”听说顾骜要走时，詹姆斯.贝克居然亲自上门来劝说。
作为美国财长，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礼贤下士”了——虽然，顾骜是基辛格的关门弟子，圈内地位也当得起这种交际。
面对对方的紧张，顾骜好整以暇地说：
“采购NEC或者东芝精密设备的事儿，我在这里也是遥控。而且，施瓦茨曼并没有什么进展。我回国，说不定能中西合璧一下，结合国内的资源，看看这些企业有没有别的漏洞可以要挟。放心，我们会保持联系的，我一定把日系的半导体工艺要价打下来，咱们有共同利益。”
“你们对曰本人的情报工作，不可能比CIA还强！”
并不是顾骜本人，而是黑石基金的施瓦茨曼——是彼得森总裁放他去办这事儿的。
彼得森自己毕竟是黑石基金的大老板，而且他嗅觉非常灵敏，估计盛田昭夫很快就会让他启动收购哥伦比亚唱片乃至哥伦比亚影业的计划，所以彼得森才不想在这时候亲自明面上得罪曰本人呢。
因为索尼那些收购计划，也是早就让黑石基金先持币观望、看货看起来了，并非一朝一夕的心血来潮。日元升值只是一个加速盛田昭夫决断的重要筹码，但并非全部。
相比之下，施瓦茨曼在黑石还没做出多少崭露头角的大事儿，目标小得多，他的行径也可以解释为黑石基金刚投的某些半导体壳子公司的私活，将来就算引起人联想，仇恨值也小得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些美国人是多么的阴险，一边脸上笑嘻嘻跟曰本人称兄道弟赚着他们的中介费，背地里却对另一些曰本巨头暗暗捅刀子——当然严格来说这也没什么不对，毕竟索尼是索尼，东芝是东芝嘛。美国人一贯对消费领域的日企非常宽容的，只是想集中狙击高精尖掌握核心科技的日企。
施瓦茨曼出手后，仅仅用了两三天，就摸清了曰本人的态度。
“NEC公司和东芝，都不打算出售最新一代光刻机，以及其他配套设备。他们愿意出售的设备，加工能力最多只能生产三四年前的英特尔80286系列CPU的水平——
可是英特尔公司今年早些时候，都已经发布了80386，可见曰本人愿意拿出来的设备，是至少落后了一代的。更何况，曰本人在半导体工艺精度上本来就比我们美国企业还要强，英特尔只是我拿来举例的标杆，事实上都不能代表目前的最强工艺，曰本人卖的东西，比他们的尖端潜力起码落后了五年！”
施瓦茨曼很快把这些不好的消息，回传给了彼得森和顾骜。
同时，也到詹姆斯.贝克那边备案了一下——之所以只是备案，是因为詹姆斯.贝克只是美国财长，理论上《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后续外贸怎么发展，跟他不是直接关系。
但是，李根总统那儿，会根据后续的外贸、逆差赤字走势，来评估詹姆斯.贝克这一系列操作的有效性，相当于是一个总统考核财长的KPI指标。
其实，历史上原本詹姆斯.贝克的KPI并不是很好，因为《广场协议》实施之后，美日贸易逆差并没有一下子缩小。
在85年最后几个月和86年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美国进口商的“削减进口规模”反应并没有那么快，买的日货几乎没变少，而单价却更贵了，所以美国人的贸易逆差更大了。
这种滞后反应，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渐渐扭转，到87年全年，才完全实现压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所以，《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月，詹姆斯.贝克依然是提心吊胆的，他非常害怕李根总统把他喊去臭骂一顿：“你个蠢货搞了那么多小动作，怎么曰本人赚我们的钱越赚越多了？”
相比之下，顾骜倒是显得比詹姆斯.贝克还要淡定。
施瓦茨曼回报回来说“NEC和东芝不肯卖最先进一代的设备”，顾骜也只是公事公办地让他“加重筹码、加快谈判、至少先把结算方式和报价敲定。不要让曰本人以后借机涨价”。
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顾骜至少可以先把需求资金规模估算一下，然后大笔兑换日元放着，并且让施瓦茨曼跟东芝/NEC敲定：“如果交易成立的话，应当以日元结算”。
因为如果用美元结算的话，到时候美元变得更不值钱了，顾骜就要亏钱。而提前兑换成日元的话，虽然广场协议已经生效了，不过最初这一两周，日元的升值幅度也才5%，所以是可以接受的，顾骜提前兑换两三个亿美元的钱变成日元，为采购做准备，也不至于多出来。
如果拖到年底，日元就要涨30%了，不是现在5%能搞定的。
距离广场协议签订后大约十天，也就是进入10月中旬后，顾骜看詹姆斯.贝克和其他有关利益人员，也急得差不多了，便表示他想要离开美国，回中国一阵子。
“你回中国干什么？”听说顾骜要走时，詹姆斯.贝克居然亲自上门来劝说。
作为美国财长，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礼贤下士”了——虽然，顾骜是基辛格的关门弟子，圈内地位也当得起这种交际。
面对对方的紧张，顾骜好整以暇地说：
“采购NEC或者东芝精密设备的事儿，我在这里也是遥控。而且，施瓦茨曼并没有什么进展。我回国，说不定能中西合璧一下，结合国内的资源，看看这些企业有没有别的漏洞可以要挟。放心，我们会保持联系的，我一定把日系的半导体工艺要价打下来，咱们有共同利益。”
“你们对曰本人的情报工作，不可能比CIA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