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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英国人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次就算我完全信你。外面的压力，我帮你化解。”基辛格也是一诺千金之人，既然答应了，这事儿就算翻篇。
聊完沉重的话题后，基辛格趁着如今没有其他学生的私密环境，决定跟顾骜聊聊今后的学术安排。
“顾，你跟我做学问，最初的机缘，你我都心知肚明。说实话，我一开始没以为你真能在‘秘密外交实务’这个学术领域研究出什么来。
可是，你跟我做课题的加起来这半年，表现让我颇为惊讶，我终于相信你能走到今天，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
我本来打算教到明年5月底，我年满60周岁，就从乔治敦退休，也算是有始有终了。我为国贡献也贡献够了，应该为自己和后人做些安排。说实话，大学教授这点收入，根本配不上我的能力和付出。退休后，我已经打算好了，开一家国际投资咨询公司。
我带帕特里克和莎拉的时候，也是算过他们的研究进度的，明年5月份这个学期，绝对可以毕业。可是你这个小子，当初我叫你来，你还中途要休学，要是两年学制都不满，就放你毕业，乔治敦的招牌说不过去。
看在你那么能继承我衣钵的份上，我为你延迟两个学期退休，到后年1月份。希望你真的拿出精力来，不要亵渎华尔士外交学院的博士学位。”
顾骜听了，也是有点感动的。
基辛格这是真的爱才之心。
能让这种当过国务卿的人，为你延退、多教8个月书，已经是极大的面子了。
基老是23年5月生人，按照原先的历史，就是教到83年5月这个学期退休了。乔治敦大学开给基辛格的工资虽然已经很给面子了，但也就充其量一年20万美元。
跟基辛格所掌握的人脉、资源相比，这点钱是很少的。他真去商界给人开咨询公司当说客，一个月就能赚20万。
“教授，您放心，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不会让善者吃亏。您多教8个月书，我就按您每个月少赚20万，把学费补给你。咱公事公办，我额外出160万补课费。”
普通人请家教、上课外补习班、或者健身房私教，不也得额外掏钱么。
顾骜就当是每个月20万美金家教补习班了。
同时，这次他让基辛格帮他摆和头酒扛事儿，本来就是该给一笔斡旋的好处费。
现在，就一并算到“补课费”里，也算师出有名了，说起来雅一点。
“我关心的不是钱，这事儿以后再说！”基辛格也是要面子的，虽然决定收这160万，但他更关心的是学术，
“现在的关键是，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做得差不多了，明年把帕特里克和莎拉送走后，我也没什么后续预案。既然在乔治敦的最后八个月，只带你一个博士生，我想换个轻松的、能够短期做完的课题。”
“教授您尽管说，无论什么我都可以研究。”顾骜也很敞亮。
“我一直想写一本《论中国》的学术专著，主要是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及政治传统、所塑造的中式世界秩序外交观念、中式地缘政治传统、战略哲学、战术谋略。
不过，原先我觉得我可以得到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还不够多，所以一直没敢动笔，想等将来我给对华投资公司做足够多的咨询、积累素材后，晚年再动笔。
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了主意。你是贵国的外交学院毕业的硕士，还是最顶尖的高材生，有很多对面立场的实务经验。我希望你配合我，在乔治敦的最后一年，完成这本著作。我给你挂第二作者。”
顾骜微微一惊。
后世那本《论中国》？不是应该20多年后才被基辛格写出来的么？
而且《论中国》里有很多关键，都是在讨论苏联完蛋之后，中美关系如何才能各取所需式发展。现在苏联还活得好好的，中美没有任何直接竞争，这本书就算写出来，深度也差很多。
再往深处想一层，顾骜进一步担心：如果跟基辛格写这本书，会不会给人留下“帮助美帝研究怎么对付中国”的嫌疑。
这对他可不好。
顾骜很有原则地说：“教授，恕我不能贸然答应您的请求。如果你要我提供不涉及机密的素材、或者帮你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我很乐意。但我不会帮你研究如何对付中国，也不想要一本那样的书的第二作者。”
基辛格摆摆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搞外交的，不是搞军事和意识形态的。不光是对中国，哪怕是对苏联，我都不会用‘威胁论’或者‘崩溃论’来简单解读。我希望研究的，是‘各取所需式的共同进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么？”
“不明白。”顾骜直率地回答。
基辛格也不急躁，很有耐心地解释：“意思就是，我跟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接触过，我深深认识到，很多你们中国人在乎的东西，我们美国人不在乎。又或者有很多我们美国人珍视的东西，你们中国人其实不在乎。
就好比古代朝贡贸易，你们中国人最在乎的是脸面，是你们所谓的‘大义名分’。而进贡小国在乎的是赚钱，所以朝贡贸易至少在双方高层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到了现代，我也意识到，你们中国每一代领导人，都有在乎我们美国人不在乎的东西，同时你们每一代在乎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这就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了——打个比方，如果现在一方可以知道另一方‘可以在意识形态上稍微放松一下，只要能多赚到多少钱’，那很多合作就可以加深了，不是么？
我写《论中国》的关键，就是全面揭示这里面的政治文化差异，让双方用对方不那么在乎的筹码，买回自己最在乎的筹码。我觉得这并没有危害你的祖国。”
顾骜最后想了想：“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你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沟通一下。或者你到时候能提供正式的学术开题报告，我按照开题报告，请示一下有关领导。他们愿意我参与，我就参与。”
如果首长都觉得这是有利于扩大开放、增进合作友谊的好事，那顾骜就做好了。
反正他不主动当出头鸟。
也算是为自己最后这一年多的乔治敦学术生涯，找了一个归宿。（当然课余的生意还是照做）
——
PS：今天只有两更了。不过两更都是4000多字的大章，其实加起来比3更3千也差不多。
明天稍微缓口气，也是两更。但周日周一都会恢复三更继续还债。
> “确实，英国人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次就算我完全信你。外面的压力，我帮你化解。”基辛格也是一诺千金之人，既然答应了，这事儿就算翻篇。
聊完沉重的话题后，基辛格趁着如今没有其他学生的私密环境，决定跟顾骜聊聊今后的学术安排。
“顾，你跟我做学问，最初的机缘，你我都心知肚明。说实话，我一开始没以为你真能在‘秘密外交实务’这个学术领域研究出什么来。
可是，你跟我做课题的加起来这半年，表现让我颇为惊讶，我终于相信你能走到今天，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
我本来打算教到明年5月底，我年满60周岁，就从乔治敦退休，也算是有始有终了。我为国贡献也贡献够了，应该为自己和后人做些安排。说实话，大学教授这点收入，根本配不上我的能力和付出。退休后，我已经打算好了，开一家国际投资咨询公司。
我带帕特里克和莎拉的时候，也是算过他们的研究进度的，明年5月份这个学期，绝对可以毕业。可是你这个小子，当初我叫你来，你还中途要休学，要是两年学制都不满，就放你毕业，乔治敦的招牌说不过去。
看在你那么能继承我衣钵的份上，我为你延迟两个学期退休，到后年1月份。希望你真的拿出精力来，不要亵渎华尔士外交学院的博士学位。”
顾骜听了，也是有点感动的。
基辛格这是真的爱才之心。
能让这种当过国务卿的人，为你延退、多教8个月书，已经是极大的面子了。
基老是23年5月生人，按照原先的历史，就是教到83年5月这个学期退休了。乔治敦大学开给基辛格的工资虽然已经很给面子了，但也就充其量一年20万美元。
跟基辛格所掌握的人脉、资源相比，这点钱是很少的。他真去商界给人开咨询公司当说客，一个月就能赚20万。
“教授，您放心，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不会让善者吃亏。您多教8个月书，我就按您每个月少赚20万，把学费补给你。咱公事公办，我额外出160万补课费。”
普通人请家教、上课外补习班、或者健身房私教，不也得额外掏钱么。
顾骜就当是每个月20万美金家教补习班了。
同时，这次他让基辛格帮他摆和头酒扛事儿，本来就是该给一笔斡旋的好处费。
现在，就一并算到“补课费”里，也算师出有名了，说起来雅一点。
“我关心的不是钱，这事儿以后再说！”基辛格也是要面子的，虽然决定收这160万，但他更关心的是学术，
“现在的关键是，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做得差不多了，明年把帕特里克和莎拉送走后，我也没什么后续预案。既然在乔治敦的最后八个月，只带你一个博士生，我想换个轻松的、能够短期做完的课题。”
“教授您尽管说，无论什么我都可以研究。”顾骜也很敞亮。
“我一直想写一本《论中国》的学术专著，主要是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及政治传统、所塑造的中式世界秩序外交观念、中式地缘政治传统、战略哲学、战术谋略。
不过，原先我觉得我可以得到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还不够多，所以一直没敢动笔，想等将来我给对华投资公司做足够多的咨询、积累素材后，晚年再动笔。
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了主意。你是贵国的外交学院毕业的硕士，还是最顶尖的高材生，有很多对面立场的实务经验。我希望你配合我，在乔治敦的最后一年，完成这本著作。我给你挂第二作者。”
顾骜微微一惊。
后世那本《论中国》？不是应该20多年后才被基辛格写出来的么？
而且《论中国》里有很多关键，都是在讨论苏联完蛋之后，中美关系如何才能各取所需式发展。现在苏联还活得好好的，中美没有任何直接竞争，这本书就算写出来，深度也差很多。
再往深处想一层，顾骜进一步担心：如果跟基辛格写这本书，会不会给人留下“帮助美帝研究怎么对付中国”的嫌疑。
这对他可不好。
顾骜很有原则地说：“教授，恕我不能贸然答应您的请求。如果你要我提供不涉及机密的素材、或者帮你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我很乐意。但我不会帮你研究如何对付中国，也不想要一本那样的书的第二作者。”
基辛格摆摆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搞外交的，不是搞军事和意识形态的。不光是对中国，哪怕是对苏联，我都不会用‘威胁论’或者‘崩溃论’来简单解读。我希望研究的，是‘各取所需式的共同进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么？”
“不明白。”顾骜直率地回答。
基辛格也不急躁，很有耐心地解释：“意思就是，我跟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接触过，我深深认识到，很多你们中国人在乎的东西，我们美国人不在乎。又或者有很多我们美国人珍视的东西，你们中国人其实不在乎。
就好比古代朝贡贸易，你们中国人最在乎的是脸面，是你们所谓的‘大义名分’。而进贡小国在乎的是赚钱，所以朝贡贸易至少在双方高层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到了现代，我也意识到，你们中国每一代领导人，都有在乎我们美国人不在乎的东西，同时你们每一代在乎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这就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了——打个比方，如果现在一方可以知道另一方‘可以在意识形态上稍微放松一下，只要能多赚到多少钱’，那很多合作就可以加深了，不是么？
我写《论中国》的关键，就是全面揭示这里面的政治文化差异，让双方用对方不那么在乎的筹码，买回自己最在乎的筹码。我觉得这并没有危害你的祖国。”
顾骜最后想了想：“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你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沟通一下。或者你到时候能提供正式的学术开题报告，我按照开题报告，请示一下有关领导。他们愿意我参与，我就参与。”
如果首长都觉得这是有利于扩大开放、增进合作友谊的好事，那顾骜就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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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为自己最后这一年多的乔治敦学术生涯，找了一个归宿。（当然课余的生意还是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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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稍微缓口气，也是两更。但周日周一都会恢复三更继续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