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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大意是不应推翻传统文化，历史是没有错误的。古代政治是不能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但他在纠偏的同时，似乎也走偏了。仿佛古代一片光明，皇帝代表着大众的利益，一切按制度进行，在分析农民革命时，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我以为他关于中国没有阶级只有流品的说法十分正确，以前学历史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何在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民的儿子可以做官，原来中国的政治是开放的，汉魏仅向贵族开放，后来门第没落，实行科举，便向民众开放了。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三教九流”即使中国社会流品的生动写照。甚至现今中国存在什么阶级也很难让我理解，阶层的说法倒可让人接受，它与流品一脉相承。
他说中国重法治，是制度化的；西方重人治，是事实化的。中国的确有许多繁密的制度，但人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许多条文故意模糊不清，以便通融权贵，此风至今未绝。所以我觉得这种法治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还差得很远。
西方的事由多数人决断，中国的事由贤人决断。这与西方早期的贤人政治异曲同工。
中国人在他眼中是很自由平等的，在政治制度上也许如此，但在礼法上，却是等级森严，禁锢颇深的。他所谓“自由”只是一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这是过度中央集权造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故泱泱中华被区区日本欺侮就是地方上一盘散沙，无抵抗力的结果。
钱穆似乎也有些大民族主义倾向，一说到清朝便一无是处，只有法术没有制度，其实哪个朝代没有私心，不运用法术。清朝虽在民族政策上十分反动，但除却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若想巩固政权实在不易，不限制汉族便会被汉族推翻。正如武则天时代统治残酷，因为当时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稍一放松，帝位不保，许多作法也属迫不得已，可以理解。每每谈及“异族统治”许多历史学家便愤愤然，其实中国民族界限早已模糊，同属中华民族，何必大动干戈。
书中还多次提及孙中山先生，可见作者对其观点极其赞同，推崇备至，想必身处台湾的人，对孙中山有同样的感情，从书中的只言片语也可看出孙中山思想之博大精深，其人绝不是“民主先驱”“性格软弱”等肤浅评价可概括得了的。又想到电视剧对孙中山的塑造也仅停留在事迹与人格上，其思想却难以表现，可见电视真是通俗文化。
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制度制定之初往往不错，若制度仅出于一二人的私心，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譬如科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还是很进步的。
书中还有一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应改制度适应现实，而不应改现实而适应制度。不得因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就推翻历史丢掉传统。这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很相似。近现代的中国的确有点过于激进，想丢掉过去的一切，其实传统力量之大，不是说丢就可以丢的。况且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个案和特例，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因为历史背景相差太大。
作者也和许多学者一样，不同意将自秦至清那段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我记得有位老师曾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出的历史轨迹，我们的祖先不一定遵守。”既然这种说法不合理，中小学为何还要这么教呢？
本书对中国古代政治有别具一格的见解，而且语言简明，颇值一读。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大意是不应推翻传统文化，历史是没有错误的。古代政治是不能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但他在纠偏的同时，似乎也走偏了。仿佛古代一片光明，皇帝代表着大众的利益，一切按制度进行，在分析农民革命时，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我以为他关于中国没有阶级只有流品的说法十分正确，以前学历史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何在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民的儿子可以做官，原来中国的政治是开放的，汉魏仅向贵族开放，后来门第没落，实行科举，便向民众开放了。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三教九流”即使中国社会流品的生动写照。甚至现今中国存在什么阶级也很难让我理解，阶层的说法倒可让人接受，它与流品一脉相承。
他说中国重法治，是制度化的；西方重人治，是事实化的。中国的确有许多繁密的制度，但人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许多条文故意模糊不清，以便通融权贵，此风至今未绝。所以我觉得这种法治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还差得很远。
西方的事由多数人决断，中国的事由贤人决断。这与西方早期的贤人政治异曲同工。
中国人在他眼中是很自由平等的，在政治制度上也许如此，但在礼法上，却是等级森严，禁锢颇深的。他所谓“自由”只是一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这是过度中央集权造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故泱泱中华被区区日本欺侮就是地方上一盘散沙，无抵抗力的结果。
钱穆似乎也有些大民族主义倾向，一说到清朝便一无是处，只有法术没有制度，其实哪个朝代没有私心，不运用法术。清朝虽在民族政策上十分反动，但除却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若想巩固政权实在不易，不限制汉族便会被汉族推翻。正如武则天时代统治残酷，因为当时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稍一放松，帝位不保，许多作法也属迫不得已，可以理解。每每谈及“异族统治”许多历史学家便愤愤然，其实中国民族界限早已模糊，同属中华民族，何必大动干戈。
书中还多次提及孙中山先生，可见作者对其观点极其赞同，推崇备至，想必身处台湾的人，对孙中山有同样的感情，从书中的只言片语也可看出孙中山思想之博大精深，其人绝不是“民主先驱”“性格软弱”等肤浅评价可概括得了的。又想到电视剧对孙中山的塑造也仅停留在事迹与人格上，其思想却难以表现，可见电视真是通俗文化。
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制度制定之初往往不错，若制度仅出于一二人的私心，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譬如科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还是很进步的。
书中还有一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应改制度适应现实，而不应改现实而适应制度。不得因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就推翻历史丢掉传统。这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很相似。近现代的中国的确有点过于激进，想丢掉过去的一切，其实传统力量之大，不是说丢就可以丢的。况且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个案和特例，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因为历史背景相差太大。
作者也和许多学者一样，不同意将自秦至清那段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我记得有位老师曾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出的历史轨迹，我们的祖先不一定遵守。”既然这种说法不合理，中小学为何还要这么教呢？
本书对中国古代政治有别具一格的见解，而且语言简明，颇值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