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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防范。道理很简单，只有真正的精英突现出来，才能最为彻底、最为有效地显现精英主义者的荒谬与虚伪，才能彻底推翻精英主义者巧言令色的种种论证，才能让人们普遍认清精英主义者的本质。所以精英主义者通常是把扼杀精英、阻挠精英现象作为自己任务之第一要义的。正是在这样的使命感般的责任感的驱动下，精英主义者在各个时代构成了打击、迫害、阻挠、摧残精英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但毒死了苏格拉底，还钉死了耶稣，不但逼死了屈原，还斩绝了嵇康。这中间由于精英意识的为虎作伥，使得精英主义对精英现象的防范与打击经常在空间意义上显得颇为有效。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的这种对精英现象的虚饰与遮蔽，以及它们对精英现象的敌意，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因此，与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斗争也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历代有识之士都不乏使精英意识回归精英现象的努力，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惰性让这些可贵的努力化为泡影，精英意识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精英意识的无序与盲目决定了它只能将自己的惰性与下坠感简单地与精英主义的口头工夫相结合，却放弃在精英现象的磨合锤炼中整合与提升自己，这是它不断地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的关键所在。自从精英主义产生以来，精英意识的立场便从没有动摇过。久而久之，习惯认识表象的人们似乎便淡忘了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背后的真正的精英现象的存在。
但是精英现象的确客观存在着，并且从没有消失过，因此反精英主义如果不能认真对待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势必形成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一网打尽的趋势。当然这种一网打尽的趋势只能是一种趋势而已，由于精英主义有精英意识作为基础，故而有着“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精英现象秉具心火相传的传统与传灯入世的现实关注，因此也有着“断处发新枝”的不屈意志，想要动摇这二者的根本实非易事。
如果毛泽东果真如老田说的那样终身反对精英主义，那么从他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也可见，他的反对精英主义的立场是忽略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当然，在革命性的实践操作中，这样的忽略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毕竟，这种忽略让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斗争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残酷性。文革之后研究者在讨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时，多倾向于认为其理论基础源自先秦的民本思想，而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老田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但是从毛泽东无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之区别的彻底平民思想看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
人类历史上，所有反对精英主义的思潮与理论都是倾向于疏理精英意识与精英现象的合理关系从而阻遏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和思潮都是尊重精英现象这样一个事实的，先秦的民本思想也不例外，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个特例。历史唯物论基本上是将精英主义和精英现象一并根除的理论，在实践意义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革命性的见解具备相当充分的合理性，它不但揭示了精英现象的局限性，也揭示了精英分子产生的基础与根源，这样的判断几乎便是历史事实的再现。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精英现象的问题上没有满足于揭示其局限性、基础与根源，而是向前迈进了一步。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前的英雄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断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且还进而断言任何历史英雄都是可以替代的，英雄人物只是被时势操纵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精英现象的位置，而且只有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给精英现象预留位置，所以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进而忽略精英现象的群众路线，其理论来源是历史唯物论必无可疑。
但是精英现象毕竟客观存在着，历史唯物论也只是为了体系的齐一性与实践的可行性才把它忽略掉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整合与实践上的简化的结果，在更深的层面上，并不构成对精英现象的根本否定。因此在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精英现象的客观性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由于政治行为的排他性，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只要有可能，便会刻意扼杀其他有可能的政治上的“英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英雄人物”的独一无二，其中有很大成分的人为因素，鉴于此，我们很难从政治方面找到支持精英现象客观合理性的例证。下面我们就以政治之外的人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历史地看杜甫无疑属于那类通常意义上的精英人物，属于历史唯物论断定可以被替代的那一类人物。但是纵观天宝大历年间的诗坛，却没有人在现实主义方向上的成就超越杜甫或与之比肩。杜甫生前并未以诗名显，杜甫的名诸于世是自己身后五十余年的事儿了，所以当时杜甫的成就不能构成对同时代诗人在现实主义方向的才能与成就的压迫与禁锢，杜甫没有——当然也没有能力阻挠别人取得大于他或者和他相当的成就，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当时只产生了一个杜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杜甫这个人，唐代的诗歌史将没有杜甫这样的成就，所以杜甫作为一个诗歌史上的“英雄人物”是不能被替代的，历史证明，杜甫也是唯一的。
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马克思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当时在大英博物馆的马克思没有意图与能力阻止其他人解剖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当时的欧洲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或者说试图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就大有人在，但是没有第二个人写出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那样份量相当的东西，如果没有马克思，也就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运或许仍将展开，但是注定不会有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共运。所以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乃至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是不能被替代的。
因此，否认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只是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要求，却不是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我们通常称之为奴隶史观，其反精英的极端立场之理论依据是得自历史唯物论的，而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先秦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民本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协调精英与非精英的利害关系以期遏制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一种折衷主义道路，与老田所说的毛泽东的绝对的坚决彻底的反精英主义立场有着立足点上的和方向上的区别，从实践上看就更是差之千里了。
反精英主义扩大到否定精英现象的客观性的程度，固然可以在局部时间段实现反精英主义的彻底性，但是由于其实际操作上的残酷性草菅个性的概括性，使之在道义上与理论上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这样一来，精英主义不但有了精英意识这样一个深厚土壤，还有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堂皇借口，因此一旦事过境迁，精英主义的反弹也将相当充分，老田所说的毛泽东之后精英主义的滥觞恐怕正是否认精英现象客观性的过激立场的必然结果。无视精英现象客观性的反精英主义，也因此必然是没有真正出路的。当然，历史不断地证明，正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也难以谋求反精英主义的有效性，所以，否认精英现象的有效性也许便是从那些消极的历史教训中得来，我们不难发现，倾向否定精英现象有效性的人，都是一些有深厚历史主义倾向的人。
老田所界定的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虽然没能最终取得突破性进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毛泽东的理性光辉真正“烛照人类未来”的并不是对精英主义者的冲击，而是对精英的认识上的启示。其实毛泽东带给我们的启示也不是新东西，而是存在于“精英”概念原初的真正含义：指事物最精粹的部分。精英绝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特定的一个行业领域、特定的一个阶层，精英现象的普遍性与绝对性乃至客观性便在于：精英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各色人之中，并不是某一特定物或某一特定人群的特指。毛泽东推行的一系列反精英主义——主要是反知识精英——的举措，便向人们启示着这个有关精英的原初界定。
有一点需要额外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精英时，通常都是指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老田所说的知识精英，而我文中所说的精英主义者也多是知识分子——至少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展开也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在远比精英现象短暂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潮中，知识分子通过自己一度对规范知识的垄断，迅速在观念上排除了其他群体产生精英的判断，将精英分子的界定牢牢地把持在知识分子内部，在以后的精英主义演进过程中，除了有效地防范真正的精英现象的突现，打破大家业已约定俗成般认可的精英意识模式，剩下来的便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分配精英的名分了。这样的争夺虽然尖锐激烈，但是毕竟是一些内部冲突，知识分子是精英的这种既成精英意识，从产生之日起便没有做过什么根本性的调整。
关于知识分子作为精英主义的主导力量的历史线索以及其自身流弊，我将专门撰文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本文自身的线索上。“知识精英”对精英主义的把持与操纵只是为了不断强化“只有知识分子才是精英分子这样一个狭隘荒谬”的意识观念。由于精英现象并没有被知识精英的逻辑攻势彻底剿杀，依然在各个领域时或突现出来，因此民间俗语中产生了和“知识精英”完全相左的说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由于知识分子垄断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话语，因此这样一句俗语只能界用“知识精英”的一些概念——比如状元——来表述自己的立场，但是从精神实质上看，这句基于事实形成的判断正是对“知识精英”鼓吹的精英主义立场的根本否定，是对精英现象的客观表述，是毛泽东反精英活动中一个活的指导思想，如果毛泽东能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中，其实践的历史影响也许将更为深远。
反精英主义的当务之急也许便是实现对精英现象、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细化的认识，这样才能确立对精英现象认识的基本尺度。尽管我们难以辨别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但是有了一些基本尺度，我们才不会如堕茫雾般被那些由精英主义操纵的精英意识的遮蔽甚至欺骗，才能在难以断定精英的时候至少不被伪精英、假精英、“人造”精英乘虚而入。这一基本尺度便是从精英的原初含义引伸开去的，就是：没有所谓的人群中的某些人因为身份或从事的工作而成为人群中的精英这样一个原则和道理，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人类社会总是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锻造、产生、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精英分子，或者也可以说，精英分子存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和阶层，身份不是他们的标志，面对问题时的能力和精神状态才是他们的特殊性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个推论，如果抛开通常的道德约束，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贼与一个平庸的知识分子相比，也更加是一个精英分子。龚定庵就曾经感慨过当时的中国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并且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不但是对当时沉闷平庸的国情的抗议，也是对千百年来“知识精英”对精英含义界定的全面反动“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以呼吁的形式表现出的对精英现象的深刻认识。真正的精英分子，是不拘一格的，是不被任何群体、身份、行业先验地垄断的。“行行出状元”才是精英现象的真切写照。不拘一格的开放眼界才是制衡与反抗精英主义流弊的合理立场。
时至今日，令我们欣慰的是，不论精英主义如何猖獗，精英现象从来没有消失过；令我们忧虑的是，不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精英主义仍是不断猖獗着。不可否认，和精英主义的斗争决非一个短期行为，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希望渺茫的行为，但是只要精英主义一天不死灭，只要精英意识一天在为虎作伥，只要精英现象一天不放弃自己的现实性与客观性及其坚实性，这种斗争就将存在下去，这种斗争的意义也将存在下去。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用龚定庵的绝句提醒我们的立场，突现精英主义的荒谬：“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来防范。道理很简单，只有真正的精英突现出来，才能最为彻底、最为有效地显现精英主义者的荒谬与虚伪，才能彻底推翻精英主义者巧言令色的种种论证，才能让人们普遍认清精英主义者的本质。所以精英主义者通常是把扼杀精英、阻挠精英现象作为自己任务之第一要义的。正是在这样的使命感般的责任感的驱动下，精英主义者在各个时代构成了打击、迫害、阻挠、摧残精英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但毒死了苏格拉底，还钉死了耶稣，不但逼死了屈原，还斩绝了嵇康。这中间由于精英意识的为虎作伥，使得精英主义对精英现象的防范与打击经常在空间意义上显得颇为有效。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的这种对精英现象的虚饰与遮蔽，以及它们对精英现象的敌意，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因此，与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斗争也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历代有识之士都不乏使精英意识回归精英现象的努力，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惰性让这些可贵的努力化为泡影，精英意识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精英意识的无序与盲目决定了它只能将自己的惰性与下坠感简单地与精英主义的口头工夫相结合，却放弃在精英现象的磨合锤炼中整合与提升自己，这是它不断地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的关键所在。自从精英主义产生以来，精英意识的立场便从没有动摇过。久而久之，习惯认识表象的人们似乎便淡忘了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背后的真正的精英现象的存在。
但是精英现象的确客观存在着，并且从没有消失过，因此反精英主义如果不能认真对待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势必形成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一网打尽的趋势。当然这种一网打尽的趋势只能是一种趋势而已，由于精英主义有精英意识作为基础，故而有着“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精英现象秉具心火相传的传统与传灯入世的现实关注，因此也有着“断处发新枝”的不屈意志，想要动摇这二者的根本实非易事。
如果毛泽东果真如老田说的那样终身反对精英主义，那么从他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也可见，他的反对精英主义的立场是忽略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当然，在革命性的实践操作中，这样的忽略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毕竟，这种忽略让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斗争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残酷性。文革之后研究者在讨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时，多倾向于认为其理论基础源自先秦的民本思想，而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老田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但是从毛泽东无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之区别的彻底平民思想看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
人类历史上，所有反对精英主义的思潮与理论都是倾向于疏理精英意识与精英现象的合理关系从而阻遏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和思潮都是尊重精英现象这样一个事实的，先秦的民本思想也不例外，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个特例。历史唯物论基本上是将精英主义和精英现象一并根除的理论，在实践意义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革命性的见解具备相当充分的合理性，它不但揭示了精英现象的局限性，也揭示了精英分子产生的基础与根源，这样的判断几乎便是历史事实的再现。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精英现象的问题上没有满足于揭示其局限性、基础与根源，而是向前迈进了一步。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前的英雄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断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且还进而断言任何历史英雄都是可以替代的，英雄人物只是被时势操纵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精英现象的位置，而且只有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给精英现象预留位置，所以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进而忽略精英现象的群众路线，其理论来源是历史唯物论必无可疑。
但是精英现象毕竟客观存在着，历史唯物论也只是为了体系的齐一性与实践的可行性才把它忽略掉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整合与实践上的简化的结果，在更深的层面上，并不构成对精英现象的根本否定。因此在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精英现象的客观性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由于政治行为的排他性，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只要有可能，便会刻意扼杀其他有可能的政治上的“英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英雄人物”的独一无二，其中有很大成分的人为因素，鉴于此，我们很难从政治方面找到支持精英现象客观合理性的例证。下面我们就以政治之外的人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历史地看杜甫无疑属于那类通常意义上的精英人物，属于历史唯物论断定可以被替代的那一类人物。但是纵观天宝大历年间的诗坛，却没有人在现实主义方向上的成就超越杜甫或与之比肩。杜甫生前并未以诗名显，杜甫的名诸于世是自己身后五十余年的事儿了，所以当时杜甫的成就不能构成对同时代诗人在现实主义方向的才能与成就的压迫与禁锢，杜甫没有——当然也没有能力阻挠别人取得大于他或者和他相当的成就，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当时只产生了一个杜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杜甫这个人，唐代的诗歌史将没有杜甫这样的成就，所以杜甫作为一个诗歌史上的“英雄人物”是不能被替代的，历史证明，杜甫也是唯一的。
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马克思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当时在大英博物馆的马克思没有意图与能力阻止其他人解剖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当时的欧洲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或者说试图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就大有人在，但是没有第二个人写出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那样份量相当的东西，如果没有马克思，也就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运或许仍将展开，但是注定不会有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共运。所以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乃至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是不能被替代的。
因此，否认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只是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要求，却不是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我们通常称之为奴隶史观，其反精英的极端立场之理论依据是得自历史唯物论的，而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先秦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民本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协调精英与非精英的利害关系以期遏制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一种折衷主义道路，与老田所说的毛泽东的绝对的坚决彻底的反精英主义立场有着立足点上的和方向上的区别，从实践上看就更是差之千里了。
反精英主义扩大到否定精英现象的客观性的程度，固然可以在局部时间段实现反精英主义的彻底性，但是由于其实际操作上的残酷性草菅个性的概括性，使之在道义上与理论上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这样一来，精英主义不但有了精英意识这样一个深厚土壤，还有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堂皇借口，因此一旦事过境迁，精英主义的反弹也将相当充分，老田所说的毛泽东之后精英主义的滥觞恐怕正是否认精英现象客观性的过激立场的必然结果。无视精英现象客观性的反精英主义，也因此必然是没有真正出路的。当然，历史不断地证明，正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也难以谋求反精英主义的有效性，所以，否认精英现象的有效性也许便是从那些消极的历史教训中得来，我们不难发现，倾向否定精英现象有效性的人，都是一些有深厚历史主义倾向的人。
老田所界定的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虽然没能最终取得突破性进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毛泽东的理性光辉真正“烛照人类未来”的并不是对精英主义者的冲击，而是对精英的认识上的启示。其实毛泽东带给我们的启示也不是新东西，而是存在于“精英”概念原初的真正含义：指事物最精粹的部分。精英绝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特定的一个行业领域、特定的一个阶层，精英现象的普遍性与绝对性乃至客观性便在于：精英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各色人之中，并不是某一特定物或某一特定人群的特指。毛泽东推行的一系列反精英主义——主要是反知识精英——的举措，便向人们启示着这个有关精英的原初界定。
有一点需要额外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精英时，通常都是指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老田所说的知识精英，而我文中所说的精英主义者也多是知识分子——至少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展开也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在远比精英现象短暂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潮中，知识分子通过自己一度对规范知识的垄断，迅速在观念上排除了其他群体产生精英的判断，将精英分子的界定牢牢地把持在知识分子内部，在以后的精英主义演进过程中，除了有效地防范真正的精英现象的突现，打破大家业已约定俗成般认可的精英意识模式，剩下来的便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分配精英的名分了。这样的争夺虽然尖锐激烈，但是毕竟是一些内部冲突，知识分子是精英的这种既成精英意识，从产生之日起便没有做过什么根本性的调整。
关于知识分子作为精英主义的主导力量的历史线索以及其自身流弊，我将专门撰文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本文自身的线索上。“知识精英”对精英主义的把持与操纵只是为了不断强化“只有知识分子才是精英分子这样一个狭隘荒谬”的意识观念。由于精英现象并没有被知识精英的逻辑攻势彻底剿杀，依然在各个领域时或突现出来，因此民间俗语中产生了和“知识精英”完全相左的说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由于知识分子垄断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话语，因此这样一句俗语只能界用“知识精英”的一些概念——比如状元——来表述自己的立场，但是从精神实质上看，这句基于事实形成的判断正是对“知识精英”鼓吹的精英主义立场的根本否定，是对精英现象的客观表述，是毛泽东反精英活动中一个活的指导思想，如果毛泽东能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中，其实践的历史影响也许将更为深远。
反精英主义的当务之急也许便是实现对精英现象、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细化的认识，这样才能确立对精英现象认识的基本尺度。尽管我们难以辨别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但是有了一些基本尺度，我们才不会如堕茫雾般被那些由精英主义操纵的精英意识的遮蔽甚至欺骗，才能在难以断定精英的时候至少不被伪精英、假精英、“人造”精英乘虚而入。这一基本尺度便是从精英的原初含义引伸开去的，就是：没有所谓的人群中的某些人因为身份或从事的工作而成为人群中的精英这样一个原则和道理，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人类社会总是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锻造、产生、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精英分子，或者也可以说，精英分子存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和阶层，身份不是他们的标志，面对问题时的能力和精神状态才是他们的特殊性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个推论，如果抛开通常的道德约束，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贼与一个平庸的知识分子相比，也更加是一个精英分子。龚定庵就曾经感慨过当时的中国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并且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不但是对当时沉闷平庸的国情的抗议，也是对千百年来“知识精英”对精英含义界定的全面反动“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以呼吁的形式表现出的对精英现象的深刻认识。真正的精英分子，是不拘一格的，是不被任何群体、身份、行业先验地垄断的。“行行出状元”才是精英现象的真切写照。不拘一格的开放眼界才是制衡与反抗精英主义流弊的合理立场。
时至今日，令我们欣慰的是，不论精英主义如何猖獗，精英现象从来没有消失过；令我们忧虑的是，不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精英主义仍是不断猖獗着。不可否认，和精英主义的斗争决非一个短期行为，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希望渺茫的行为，但是只要精英主义一天不死灭，只要精英意识一天在为虎作伥，只要精英现象一天不放弃自己的现实性与客观性及其坚实性，这种斗争就将存在下去，这种斗争的意义也将存在下去。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用龚定庵的绝句提醒我们的立场，突现精英主义的荒谬：“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