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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劫后余生的上海正在渐渐恢复生气。五月，在这个法国梧桐长满新叶的时节，市长吴国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大上海计划”。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废待兴的喜悦中。
天还是鱼肚白时，福安弄里的扫地声就响起来了。很快，各家的炊烟也袅袅地升了起来。主妇们拎着水灵的茭白青菜从菜场回来，男人们在水门汀砌成的水斗前刷牙刮胡子。偶尔能看见一只老猫从晒着菜干和黄豆的窗台上窜过。半空密密麻麻地晒着衣服；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晒台，大多都放着几盆花，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不妨碍这些小花小草在阳光里自得其乐。
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放得很大声，女播音员软软糯糯地念着新闻：“八月份，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有记者提问，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吴市长的回答是：‘即使为重建，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制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
几个男人已经凑到了一起，七嘴八舌讨论着吴市长的大上海计划，嘴里的牙膏泡丝毫不妨碍他们指点江山。
其中一个男人说话时也不停刷着手里拿的皮鞋，仿佛是件了不得的艺术品：“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那又怎样？我跟你算算账。一百元法币，十年前买两头大牛，五年前买一头猪，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说到底，要是在政府里头没有人，走不通关系，那日子就不好过。”
其实说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自己家有人到政府里头了。
“顾先生好福气，你们家耀东今天去警察局一报到，往后就算吃上官粮了呀！”
“耀东从小读书就厉害，人聪明，不出几年肯定要往处长、局长升！”
男人嘴上谦虚着，脸上却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我是告诫过他的，第一，做人要讲良心。第二，做事要踏实。第三……
顾家二楼窗户被“啪”地推开，一个中年女人探身嚷嚷：“顾邦才！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都几点了！不要回来帮忙的呀？”
也许每户人家的早晨，都有一个心急火燎的母亲，一个无所事事的父亲，以及不紧不慢的孩子。
耀东母亲来回奔忙准备早饭，见顾邦才刷着皮鞋慢悠悠晃进来，登时更来气了：“一双皮鞋刷三天三夜，儿子马上要报到，你就不能腾只手出来帮忙？”
“我专门打理出来给耀东报到的。这可是蓝棠皮鞋店的手艺。”
“十年前的样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
“笑话，蓝棠的皮鞋就像王兴昌的衬衣，什么时候拿出去都镇得住场子。”
“坏了！”耀东母亲一拍大腿，朝二楼大声喊：“悦西！顾悦西！快去帮你弟弟把衬衣熨出来！我忘了！”
顾家大女儿顾悦西睡眼惺忪地从房间出来。身上的睡衣虽是丝绸质地，但颜色已经很旧了，一看便知是穿了很多年也舍不得花钱换新的。
“好不容易回趟娘家，连个懒觉都睡不清净！”她越想越气，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推开弟弟的房门：“顾耀东！到底你报到还是我报到？我都是当妈的人了！别指望还跟小时候一样天天替你擦屁股！”
屋里整整齐齐，连书架上的书也是从高到低有秩序地排着。顾家唯一的儿子顾耀东站在书架边，穿着笔挺的制服，戴着警帽，一个立正朝姐姐敬了个礼。他用另一只手抬了抬帽檐，露出帅气的脸庞。
“警员顾耀东，向姐姐报到！”
顾悦西居然看得愣了会儿神：“我来熨衬衣。”
顾耀东咧嘴一笑：“我昨晚就熨好了。”他笑起来时干净、坦荡，眼睛里闪烁的稚气，让二十四岁的他像极了一个孩子。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入侵上海时，十来岁的顾耀东爬到顾家顶楼晒台，从这条位于公共租界中区的小弄堂朝北望去，只能望见黑烟滚滚。听着闸北和虹口绵延不断的炮火声，他还有些懵懂。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孤岛里依然繁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安弄才真正陷入兵荒马乱。然而幸运的是，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安然无恙。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顾耀东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了。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即便是在硝烟遮天蔽日的那几年，顾家也有阳光和烟火。
顾家在福安弄里算是相对富足的。进门是一个敞亮的天井，两边摆满了不算名贵的花草，泥上的青苔渗着水珠。屋里并不奢华，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地上的小花砖已经很旧了，不过也不妨碍主人将它们擦得光可鉴人。墙上、柜子上随处可见顾家人的照片。窗帘是一层白纱一层花布，像是刚洗过。桌上铺着本白色的钩花桌布，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只花瓶，插着几束平实的花草。木头楼梯已经有裂痕了，锈红色的油漆磨掉了又刷，里外几层，看得出一家人在精心呵护着它。而灶披间则是顾家的心脏，只要这里的炉火扑通扑通腾起来，顾家就开始运转了。
一家人总算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顾耀东捧着碗狼吞虎咽，忽然觉得脚边有什么东西。他把埋在碗里的脸伸出来一看，是父亲蹲在脚边，轻轻将那双蓝棠皮鞋放到地上。
“试试。”
顾耀东鼻子有点酸，生怕被看见，赶紧把脚伸进鞋子，不大不小，刚好合适。
“爸，我是新人，穿这个会不会太招摇了？”
“男人蹩脚就蹩在脚上，鞋子是一定要讲派头的。穿这双鞋往新人里一站，人家不高看你都不行。”
顾悦西往嘴里塞着油条，翻着白眼：“爸，那是市警察局，里面都是什么人？谁眼瞎了会高看他。”
耀东母亲：“凭什么不？你弟弟，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一名，比他读书厉害的，全长得歪瓜裂枣；比他模样好的，脑子全一锅粥。”耀东母亲和她男人顾邦才不一样，她夸儿子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任何铺垫，更不留任何余地。
顾邦才：“我们呢，确实是条件好，但做人还是要谦逊一点，不然容易惹人眼红。”
顾耀东频频点头。顾邦才说得特别认真，他听得也特别认真，仿佛这真的是一个即将横在他面前的严肃问题。
从福安弄出来，是车水马龙的北京东路。路口一队警察设了关卡，正在抽查行人证件，但凡有随身物品的，都要开包检查。这已经是近半年来的常态了。
电车站已经有十多个人排队，排头蹲在地上窸窸窣窣擦皮鞋的人，正是顾耀东。时间还早，从这里坐电车到警局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算司机开得优哉一点，也能提前到。他越想越踏实，嗤嗤笑着，脚上那双皮鞋越发闪耀起来。
就在这时，顾耀东余光瞥见队伍末尾有个东西晃来晃去。是个中药包。再循着往上望去，一个白净清瘦的年轻女人站在队伍最后，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顾耀东走到她面前，问道：“小姐，你不舒服？”
“什么？”女人愣了一下。
顾耀东指了指她手里的药包：“我看你拎着药，脸色也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
顾耀东“哦”了一声，很干脆地扭头就走了。那个站在队伍末尾的女人偷偷看了他几眼，神色里带着警惕。
电车靠站了，就在此时，几名警察从街对面的车站走来。
顾耀东兴冲冲地上了车。今天坐车的人格外多，排在前面的几个人刚挤上车，就已经满员了。
司机大喊着：“载不下了！等下一辆吧！”眼看要关车门，那个拎药包的女人忽然挤到车门外喊着：“警官？警官？”
顾耀东从车上人堆里挤出个脑袋来：“你叫我？”
“我赶着去看一个病人，给他送药，也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能不能麻烦你……”
顾耀东看手表：“可我要去警局报到，时间已经……”他看着那个女人一脸焦急，最后还是跳下了车。
“上车吧。”
电车离开时，几名警察也到了。
望着车窗外越来越远的车站，女人长长地松了口气。她穿着一袭旗袍，拎着菜篮子和一包中药，看起来和街上那些一大早去赶早市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其实这是她担任地下警委交通员的第四年。从嘉兴路巡捕房建起警察系统内的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到现在整整十五年时间，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已经从当初两三个人的小支部，发展到了现在的十一个支部，一百多人。他们渗透在包括警察总局、各个分局以及监狱在内的各个要害部门，像一个个隐秘在巨大机器内的齿轮，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便会啮合，启动，共同运作成某件事情。而她，沈青禾，也是其中之一。
尽管沈青禾有合法的公开身份——一个只身在上海跑单帮的小贩，但她的中药包里除了中药，底部还藏着几份足以让她被立刻逮捕的证件。
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到处挂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以及“大上海计划”的宣传语，人人都相信和平真的到来了。然而从年初开始，警察局就多了一项见不得光的任务——借登记户籍之名行搜捕地下党之实。几名同志连续暴露。沈青禾藏在中药包里的新证件就是给他们准备的。这关系到一群人的性命。迫于无奈，她只能出此下策，骗了那个小警察。好在用不了多长时间，下一班电车就会到北京东路，他应该可以顺利去报到。
然而，下一班车并没有很快就来。
顾耀东背着挎包狂奔在大街小巷，生硬的皮鞋底啪啪啪地拍在地上，恨不得下一秒就散架。只要再穿过两条大街和一个菜场，警局就不远了。
此时的沈青禾正在菜场挑挑拣拣。不远处，有一间鸿丰米店。她一边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一边观察米店情况。片刻后，一个中年男人在米店外挂上了“新米到货”的牌子，意味着联络点鸿丰米店一切正常，允许接头。米店周围也一切正常，没有眼线，没有探子，没有形迹可疑的人，这很好……
沈青禾一回身，电车站的小警察杵在她面前。
菜贩埋头数着零钱，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揭穿她：“小姐你可真会过日子。像你这年纪，愿意来赶早市抢便宜菜的可不多。省下来的钱又够买一天的菜了吧？”
顾耀东汗流满面地看着她篮子里的青菜，确实很水灵。青菜滴着水，他也滴着水，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棵菜。
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传来。八点了。
顾耀东看了这女骗子片刻，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跑掉了。
“脸怎么这么红？发烧了？”那个刚刚在米店门口挂牌子的中年男人，此刻正和沈青禾坐在密室里。
沈青禾已经汇报完了所有工作，但她的脸依然火烧火燎。“没有，路上走得热了。”她回答得有些勉强。
“哦。快到夏天了，是该热起来了。”董建专心致志地翻看从中药包里取出的那些证件。作为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书记，他既是这间米店的老板，也是沈青禾的上线。
沈青禾重新包好中药，丝毫看不出里面少了东西，然后又用袋子装了些米准备带走。这是规矩，来米店一趟，空手出去多少会惹人疑心。她做这些事时井井有条，只是那个小警察的眼神始终挥之不去。
“老董，白桦说警局新人今天几点报到？”
“八点。”董建抬头看了看沈青禾，有些奇怪：“怎么了？”
沈青禾没说话，这些细碎琐事就没必要汇报了。只不过，如果下次再在北京东路的电车站遇到，应该跟他道个歉，也许还应该送他一些最近跑单帮搞到的畅销货，罐头或者肥皂。
很久以后沈青禾才意识到，在这个初夏的早晨，她亲手推倒了一个人的命运多米诺骨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还是一个三界四方，华洋混居的城市。工部局用职业化的外籍警务机构“巡捕房”代替了民间更夫，并且建造了公共租界内的第一所捕房——中央捕房，这便是中国领土上最早的近代警察机构。到一九三一年，工部局又购得福州路185号(当时的124号)地块，在此筹建新的中央捕房，一直留存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了伪上海市警察局，合并了公共租界警务处、万国商团、火政处等八个机构，成立了上海市警察局，局址仍设在福州路185号。这便是顾耀东今天要去报到的地方。
局内共四幢高楼，北面一幢面朝福州路，共九层，内设电梯，主要为办公所在。其余三幢楼内，各设有餐厅、澡堂、警员宿舍以及礼堂等生活设施。
顾耀东冲到警局的时候，新人入职大会已经接近尾声。
警卫不客气地把他拦在了礼堂门口：“这都几点了？局长有令，凡是迟到者一律不许入内。”
礼堂大门紧闭，顾耀东盯着门，喘着粗气，不知所措。门里不断传出热血沸腾的掌声，门外却寂静得像是被遗忘的世界。他不自觉地又靠近了一些，想着站在警卫身边至少不会出错。
“边儿上去！”
顾耀东一个人默默去了角落。没人看着，他依然站得笔直。警卫瞄了两眼，只觉得这新人傻气逼人。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礼堂的门终于开了。新警员们一个个神采飞扬地拥出来。
顾耀东赶紧迎上去：“请问……”话还没说出口，他就被人流挤开了。
好不容易等到所有人离开，他才走进空荡荡的礼堂。地上散落着废纸。在讲台旁的地上，顾耀东看到了自己那份被人踩过几脚的人事档案。他捡起来，看到在任职部门一栏写着“刑警一处”。
刑一处里没有一个闲人，换句话说，就是没人搭理一个新人。顾耀东在门边杵了很久，只有在挡了路时，才会被人注意到。
蓝棠皮鞋被踩了好几个大脚印子。顾耀东心疼地用手擦干净，然后硬着头皮进了刑一处。
偌大的办公室里闹哄哄的，做笔录的，拍桌子踢板凳恐吓犯人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顾耀东打算先找个不挡路的地方待着，刚在角落找到张空椅子，屁股才坐一半，一名警员就抱着东西过来要放在椅子上。
“让开让开！”
他赶紧让座，战战兢兢地问道：“请问，我来报到……”
“没空！”
顾耀东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站着多余坐着也多余。
就在这时，刑一处处长王科达带着队长杨奎和几名警员进来了。顾耀东谁也不认识，听见有人喊“处长”，这才反应过来。
“报告，我是新来的警员。”
顾耀东把被踩得皱巴巴的材料整理好，递到王科达面前：“这是我的档案。”
王科达没有伸手去接，脸上看不出喜怒。顾耀东站在那里仿佛空气。他以为找错了人，手僵在半空中，不知该不该收回来。
王科达问杨奎：“这谁啊？”
杨奎接过档案，看了上面的名字：“你就是顾耀东？”
“是。警员顾耀东，受命来刑一处报到！”
杨奎：“处长，这就是早上迟到的那个。人事处把他分给我们了，但是迎新会都快开完了，他还没到。”
王科达：“第一天报到就迟到，还来干什么？”
王科达径直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门一关，不再理会。
杨奎又看了几眼档案，笑呵呵地问：“东吴大学毕业的？”
“是。”
“高才生啊。”
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和善可亲的人。顾耀东想起出门前父亲那番关于“做人要谦逊”的叮嘱，认真想着该如何自我介绍。还没来得及开口，杨奎就把档案扔到了他脚下，转头跟旁人说：“人事处是不是有毛病，把这种人往我们一处塞？不知道刑一处在局里什么地位吗？”
屋里的人都看着这位稀有的高才生。
杨奎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坚信在警察局里尤其如此，“这里没你的位置，自己换地方吧。”
顾耀东昏昏然地捡起档案，最终什么也没解释，转身朝门口走去。刚走到门口，杨奎忽然又叫住了他。
“哎！等等！”
顾耀东充满希望地转回身。
“出门记得把门关上。”
在哄笑声中，顾耀东走出刑一处，轻轻地，很有礼貌地关上了门。在门掩上的一瞬间，他听见杨奎说，“皮鞋倒是很有派头啊。我看他不应该来当警察，应该去当电影明星。”
顾耀东把档案装进挎包，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无所适从。
刑警一处对面，是刑警二处。办公室大门敞开着，处长夏继成就坐在正对大门的位置。在他面前的桌上，放了一包香气扑鼻的烤鸡，油已经渗透了牛皮纸，然而他的目光却越过烤鸡，停留在走廊上的顾耀东身上，似乎被那个硬生生杵在外面的生瓜蛋子妨碍了吃鸡。谁也不知道他坐在这里看了多久。
“赵志勇！”
一名和顾耀东年纪相仿的警员赶紧跑了过来。
夏继成指了指走廊上的顾耀东：“把外面那小子领进来。”
“是！”
很快，顾耀东就被领了进来，像极了一只从大街上被人领回来的小猫，茫然而忐忑。
刑二处和刑一处的格局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二处没有任何新警员来报到，看起来很是闲适。处长夏继成并没有坐在他的专用办公室里，而是和几名警员凑成一圈，津津有味吃着烤鸡。
烤鸡太香了，甚至没人察觉到屋里来了新人。
赵志勇有些不好意思地朝顾耀东笑了笑，小声喊着夏继成：“处长，人带过来了。”
夏继成这才抬起头来。他一手拿着鸡翅，一手拿着鸡腿，满嘴是油。顾耀东一时瞠目结舌，忘了说话。直到赵志勇在背后悄悄推了一把，他才反应过来，赶紧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处长好！我是警员顾耀东！今天第一天来报到。”
夏继成笑呵呵地站起来，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把鸡翅扔到牛皮纸上，随手蹭了蹭，朝顾耀东伸出手：“欢迎加入刑二处。”
顾耀东盯着那只油乎乎的手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伸手和他握了握，那油腻的感觉让他心里一阵发毛。
夏继成把另一只手上的鸡腿递给他：“吃个鸡腿？”
“报告，我在家吃过早饭了。”他缩回握过的油手，不知该如何安放，一旁的赵志勇悄悄塞给他一张报纸。顾耀东心存感激地擦了擦手。
刑二处的一切都很随意。桌椅板凳随意地横着，窗台上几盆不知名的植物随意地歪着，警员们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人剪指甲，有人看报，年纪最大的警员竟然在织毛衣。
一名警员问道：“处长，我记得二处今年没有申请要人啊？”
夏继成认真回忆着：“没申请吗？”
看报的警员忽然不合时宜地叫嚷：“看看看，金价又涨了！那我们这个月的薪水不是等于又降啦？”
有人赶紧小声提醒：“处长在说新人呢，喊什么！”
顾耀东面红耳赤，仿佛被训的人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甚至觉得，是自己打扰了一屋子人的清梦。既然来了，还是只能硬着头皮从挎包里拿出人事档案，递给刚擦干净一嘴油的处长。
夏继成连眼珠子都没动一下：“我不看这个。”
他只得又尴尬地收了回去。
赵志勇凑过来：“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到底为什么迟到啊？”
顾耀东正要说话，被夏继成有意无意地打断了。
“赵志勇，一会儿拿档案带他去人事处办调动。”
“是！”
“随便聊聊。为什么想当警察？”
顾耀东的眼里忽然有了光，这让他带着稚气的脸灿烂起来，像一朵向日葵。
“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他回答得很真诚，也很自然，就好像说自己的名字一样。
然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目瞪口呆看向他。织毛衣的老警察悠悠地感叹了一句：“处长，你这是从一处捞了个宝贝啊！”
处长的脸上倒是看不出喜怒：“上哪儿抄的口号？”
“报告，不是抄的，是我的真心话。”
“以后少装腔作势。行了行了，腾个桌子给他。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我们二处的人了。”从顾耀东身边经过时，夏继成上下瞟了他几眼：“皮鞋不错。”
顾耀东尴尬地往桌子后面挪了挪，似乎想把脚藏起来。
夏继成似笑非笑地离开了，剩下一屋子警员各怀心事地瞄着生瓜蛋子。唯一一个真心欢喜的人是赵志勇。他拍了拍顾耀东的肩膀：“好好干，以后刑二处就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话对于顾耀东来说太深奥了。
离开警局的时候，他站在“福州路185号”的门牌下，望着四幢九层高的灰色大楼呆怔了半天。刑二处不好吗？很好。可是他期望中的警察生活，原本并不是这样。
天光微露。家家户户都还门窗紧闭，会计杨一学已经在弄堂里扫地。
顾耀东比头一天更早地起床了。他怕吵醒家人，轻手轻脚从楼上下来。刚走到门口拿了双普通鞋子准备换上，就看见那双蓝棠皮鞋已经郑重其事摆在了门口中央位置。鞋子油光水亮，仿佛能照出父亲半夜三更在灯下兴高采烈刷鞋的样子。
顾耀东望了望楼上，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穿上了皮鞋。
刑二处的早晨，一如既往的无所事事，哈欠连天。
顾耀东抱着一大摞材料放到自己桌子上。
赵志勇和顾耀东的位置挨得很近，他好奇地凑过来：“干什么？”
顾耀东很诚恳：“从档案柜里找了些案子。我没上过警察学校，想学习学习。”
赵志勇“哦”了一声，作为一个拼尽全力才从小学毕业的人，他完全不明白有什么可学的。对他来说，正经事就是端茶跑腿等一切勤杂。没了他，整个二处都会卡壳。这是一个光荣而重要的职位——当初刚来警局，他们就是这么骗自己的。如今终于盼来了新人，他也可以欢天喜地将接力棒交出去了。
这时，夏继成端着一小筐杨梅走进来：“有人吃杨梅吗？齐副局长给的。”他走到织毛衣的老警察面前：“李队长，来点。”
李队长赶紧起身，客气地说：“谢谢处长，您吃。”
夏继成拿着杨梅晃了一圈，大家都很识趣地纷纷推辞。他最后走到了顾耀东面前。
“研究什么呢？”
顾耀东赶紧站起来：“报告，我在学习以往的办案材料。”
“吃杨梅吧，刚洗的。知道你们一听副局长给的都不敢接，不用跟我客气。主要是太多了，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他还在叽里呱啦说着，顾耀东已经“唰”地端走了杨梅，很爽快地甩出一句：“是！谢谢处长！”
夏继成蒙了，手僵在半空中，好半天才尴尬地收回来。只见这位新人把杨梅放在桌上，吃一颗，看几行字，很是惬意。
夏继成：“味道怎么样？”
顾耀东认真品了品，抬头咧嘴一笑：“特别甜。”
二处各个角落里憋出了笑声。
夏继成瞪了他们一眼，吧唧两下空嘴，悻悻地找了个空位坐下看报纸。
赵志勇凑过来：“你还真接啊？”
“处长给的。”
“那是客套！客套，懂吗？”
顾耀东“哦”了一声，一脸茫然地想了想，然后就接着吃杨梅看档案去了。
赵志勇明白了，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很可能他还觉得这么做是在给处长大人面子。看来，要想培养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二处警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尽管刑二处的一切都和期待中的警察生活不一样，顾耀东还是每天第一个到警局。曾经属于赵志勇的所有杂务，现在都落在了他头上：给所有热水瓶加满热水，扫地擦窗，就连窗台上几盆不知名的植物，他也每天按时浇水，眼看着它们愈发水灵。做完这一切，他就开始看档案柜里的案子。
二处一帮人都憋着看笑话，但是憋着憋着，就发现没那么可笑了。再憋着憋着，就开始浑身不自在。因为不管睡觉、看报还是剪指甲，总有个人没完没了地在角落里翻着档案。
“唰——唰——唰——”
谁都知道，刑二处在局里无足轻重。大案重案历来是一处的，剩下给他们的几乎都是民事案子。谁家两口子大动干戈了，谁家健忘的老太太又走失了，甚至谁家的猫上树了，总之一地鸡毛。柜子里锁着的，除了这些鸡毛和一堆打着各种幌子追查共党但统统没下文的未结案子，还有他们的自尊心。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去提起。如今却来了一个人，一门心思要把柜子翻个底朝天，好像要把锁在里面的自尊全翻出来扔在地上。
终于有一天，那名天天看报研究金价的警员不怀好意地告诉他，他天天浇水的那盆绿得快流油的盆栽其实是假的，他每天干的这些事，屁用没有，而且还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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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劫后余生的上海正在渐渐恢复生气。五月，在这个法国梧桐长满新叶的时节，市长吴国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大上海计划”。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废待兴的喜悦中。
天还是鱼肚白时，福安弄里的扫地声就响起来了。很快，各家的炊烟也袅袅地升了起来。主妇们拎着水灵的茭白青菜从菜场回来，男人们在水门汀砌成的水斗前刷牙刮胡子。偶尔能看见一只老猫从晒着菜干和黄豆的窗台上窜过。半空密密麻麻地晒着衣服；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晒台，大多都放着几盆花，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不妨碍这些小花小草在阳光里自得其乐。
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放得很大声，女播音员软软糯糯地念着新闻：“八月份，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有记者提问，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吴市长的回答是：‘即使为重建，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制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
几个男人已经凑到了一起，七嘴八舌讨论着吴市长的大上海计划，嘴里的牙膏泡丝毫不妨碍他们指点江山。
其中一个男人说话时也不停刷着手里拿的皮鞋，仿佛是件了不得的艺术品：“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那又怎样？我跟你算算账。一百元法币，十年前买两头大牛，五年前买一头猪，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说到底，要是在政府里头没有人，走不通关系，那日子就不好过。”
其实说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自己家有人到政府里头了。
“顾先生好福气，你们家耀东今天去警察局一报到，往后就算吃上官粮了呀！”
“耀东从小读书就厉害，人聪明，不出几年肯定要往处长、局长升！”
男人嘴上谦虚着，脸上却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我是告诫过他的，第一，做人要讲良心。第二，做事要踏实。第三……
顾家二楼窗户被“啪”地推开，一个中年女人探身嚷嚷：“顾邦才！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都几点了！不要回来帮忙的呀？”
也许每户人家的早晨，都有一个心急火燎的母亲，一个无所事事的父亲，以及不紧不慢的孩子。
耀东母亲来回奔忙准备早饭，见顾邦才刷着皮鞋慢悠悠晃进来，登时更来气了：“一双皮鞋刷三天三夜，儿子马上要报到，你就不能腾只手出来帮忙？”
“我专门打理出来给耀东报到的。这可是蓝棠皮鞋店的手艺。”
“十年前的样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
“笑话，蓝棠的皮鞋就像王兴昌的衬衣，什么时候拿出去都镇得住场子。”
“坏了！”耀东母亲一拍大腿，朝二楼大声喊：“悦西！顾悦西！快去帮你弟弟把衬衣熨出来！我忘了！”
顾家大女儿顾悦西睡眼惺忪地从房间出来。身上的睡衣虽是丝绸质地，但颜色已经很旧了，一看便知是穿了很多年也舍不得花钱换新的。
“好不容易回趟娘家，连个懒觉都睡不清净！”她越想越气，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推开弟弟的房门：“顾耀东！到底你报到还是我报到？我都是当妈的人了！别指望还跟小时候一样天天替你擦屁股！”
屋里整整齐齐，连书架上的书也是从高到低有秩序地排着。顾家唯一的儿子顾耀东站在书架边，穿着笔挺的制服，戴着警帽，一个立正朝姐姐敬了个礼。他用另一只手抬了抬帽檐，露出帅气的脸庞。
“警员顾耀东，向姐姐报到！”
顾悦西居然看得愣了会儿神：“我来熨衬衣。”
顾耀东咧嘴一笑：“我昨晚就熨好了。”他笑起来时干净、坦荡，眼睛里闪烁的稚气，让二十四岁的他像极了一个孩子。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入侵上海时，十来岁的顾耀东爬到顾家顶楼晒台，从这条位于公共租界中区的小弄堂朝北望去，只能望见黑烟滚滚。听着闸北和虹口绵延不断的炮火声，他还有些懵懂。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孤岛里依然繁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安弄才真正陷入兵荒马乱。然而幸运的是，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安然无恙。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顾耀东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了。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即便是在硝烟遮天蔽日的那几年，顾家也有阳光和烟火。
顾家在福安弄里算是相对富足的。进门是一个敞亮的天井，两边摆满了不算名贵的花草，泥上的青苔渗着水珠。屋里并不奢华，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地上的小花砖已经很旧了，不过也不妨碍主人将它们擦得光可鉴人。墙上、柜子上随处可见顾家人的照片。窗帘是一层白纱一层花布，像是刚洗过。桌上铺着本白色的钩花桌布，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只花瓶，插着几束平实的花草。木头楼梯已经有裂痕了，锈红色的油漆磨掉了又刷，里外几层，看得出一家人在精心呵护着它。而灶披间则是顾家的心脏，只要这里的炉火扑通扑通腾起来，顾家就开始运转了。
一家人总算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顾耀东捧着碗狼吞虎咽，忽然觉得脚边有什么东西。他把埋在碗里的脸伸出来一看，是父亲蹲在脚边，轻轻将那双蓝棠皮鞋放到地上。
“试试。”
顾耀东鼻子有点酸，生怕被看见，赶紧把脚伸进鞋子，不大不小，刚好合适。
“爸，我是新人，穿这个会不会太招摇了？”
“男人蹩脚就蹩在脚上，鞋子是一定要讲派头的。穿这双鞋往新人里一站，人家不高看你都不行。”
顾悦西往嘴里塞着油条，翻着白眼：“爸，那是市警察局，里面都是什么人？谁眼瞎了会高看他。”
耀东母亲：“凭什么不？你弟弟，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一名，比他读书厉害的，全长得歪瓜裂枣；比他模样好的，脑子全一锅粥。”耀东母亲和她男人顾邦才不一样，她夸儿子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任何铺垫，更不留任何余地。
顾邦才：“我们呢，确实是条件好，但做人还是要谦逊一点，不然容易惹人眼红。”
顾耀东频频点头。顾邦才说得特别认真，他听得也特别认真，仿佛这真的是一个即将横在他面前的严肃问题。
从福安弄出来，是车水马龙的北京东路。路口一队警察设了关卡，正在抽查行人证件，但凡有随身物品的，都要开包检查。这已经是近半年来的常态了。
电车站已经有十多个人排队，排头蹲在地上窸窸窣窣擦皮鞋的人，正是顾耀东。时间还早，从这里坐电车到警局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算司机开得优哉一点，也能提前到。他越想越踏实，嗤嗤笑着，脚上那双皮鞋越发闪耀起来。
就在这时，顾耀东余光瞥见队伍末尾有个东西晃来晃去。是个中药包。再循着往上望去，一个白净清瘦的年轻女人站在队伍最后，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顾耀东走到她面前，问道：“小姐，你不舒服？”
“什么？”女人愣了一下。
顾耀东指了指她手里的药包：“我看你拎着药，脸色也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
顾耀东“哦”了一声，很干脆地扭头就走了。那个站在队伍末尾的女人偷偷看了他几眼，神色里带着警惕。
电车靠站了，就在此时，几名警察从街对面的车站走来。
顾耀东兴冲冲地上了车。今天坐车的人格外多，排在前面的几个人刚挤上车，就已经满员了。
司机大喊着：“载不下了！等下一辆吧！”眼看要关车门，那个拎药包的女人忽然挤到车门外喊着：“警官？警官？”
顾耀东从车上人堆里挤出个脑袋来：“你叫我？”
“我赶着去看一个病人，给他送药，也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能不能麻烦你……”
顾耀东看手表：“可我要去警局报到，时间已经……”他看着那个女人一脸焦急，最后还是跳下了车。
“上车吧。”
电车离开时，几名警察也到了。
望着车窗外越来越远的车站，女人长长地松了口气。她穿着一袭旗袍，拎着菜篮子和一包中药，看起来和街上那些一大早去赶早市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其实这是她担任地下警委交通员的第四年。从嘉兴路巡捕房建起警察系统内的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到现在整整十五年时间，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已经从当初两三个人的小支部，发展到了现在的十一个支部，一百多人。他们渗透在包括警察总局、各个分局以及监狱在内的各个要害部门，像一个个隐秘在巨大机器内的齿轮，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便会啮合，启动，共同运作成某件事情。而她，沈青禾，也是其中之一。
尽管沈青禾有合法的公开身份——一个只身在上海跑单帮的小贩，但她的中药包里除了中药，底部还藏着几份足以让她被立刻逮捕的证件。
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到处挂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以及“大上海计划”的宣传语，人人都相信和平真的到来了。然而从年初开始，警察局就多了一项见不得光的任务——借登记户籍之名行搜捕地下党之实。几名同志连续暴露。沈青禾藏在中药包里的新证件就是给他们准备的。这关系到一群人的性命。迫于无奈，她只能出此下策，骗了那个小警察。好在用不了多长时间，下一班电车就会到北京东路，他应该可以顺利去报到。
然而，下一班车并没有很快就来。
顾耀东背着挎包狂奔在大街小巷，生硬的皮鞋底啪啪啪地拍在地上，恨不得下一秒就散架。只要再穿过两条大街和一个菜场，警局就不远了。
此时的沈青禾正在菜场挑挑拣拣。不远处，有一间鸿丰米店。她一边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一边观察米店情况。片刻后，一个中年男人在米店外挂上了“新米到货”的牌子，意味着联络点鸿丰米店一切正常，允许接头。米店周围也一切正常，没有眼线，没有探子，没有形迹可疑的人，这很好……
沈青禾一回身，电车站的小警察杵在她面前。
菜贩埋头数着零钱，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揭穿她：“小姐你可真会过日子。像你这年纪，愿意来赶早市抢便宜菜的可不多。省下来的钱又够买一天的菜了吧？”
顾耀东汗流满面地看着她篮子里的青菜，确实很水灵。青菜滴着水，他也滴着水，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棵菜。
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传来。八点了。
顾耀东看了这女骗子片刻，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跑掉了。
“脸怎么这么红？发烧了？”那个刚刚在米店门口挂牌子的中年男人，此刻正和沈青禾坐在密室里。
沈青禾已经汇报完了所有工作，但她的脸依然火烧火燎。“没有，路上走得热了。”她回答得有些勉强。
“哦。快到夏天了，是该热起来了。”董建专心致志地翻看从中药包里取出的那些证件。作为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书记，他既是这间米店的老板，也是沈青禾的上线。
沈青禾重新包好中药，丝毫看不出里面少了东西，然后又用袋子装了些米准备带走。这是规矩，来米店一趟，空手出去多少会惹人疑心。她做这些事时井井有条，只是那个小警察的眼神始终挥之不去。
“老董，白桦说警局新人今天几点报到？”
“八点。”董建抬头看了看沈青禾，有些奇怪：“怎么了？”
沈青禾没说话，这些细碎琐事就没必要汇报了。只不过，如果下次再在北京东路的电车站遇到，应该跟他道个歉，也许还应该送他一些最近跑单帮搞到的畅销货，罐头或者肥皂。
很久以后沈青禾才意识到，在这个初夏的早晨，她亲手推倒了一个人的命运多米诺骨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还是一个三界四方，华洋混居的城市。工部局用职业化的外籍警务机构“巡捕房”代替了民间更夫，并且建造了公共租界内的第一所捕房——中央捕房，这便是中国领土上最早的近代警察机构。到一九三一年，工部局又购得福州路185号(当时的124号)地块，在此筹建新的中央捕房，一直留存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了伪上海市警察局，合并了公共租界警务处、万国商团、火政处等八个机构，成立了上海市警察局，局址仍设在福州路185号。这便是顾耀东今天要去报到的地方。
局内共四幢高楼，北面一幢面朝福州路，共九层，内设电梯，主要为办公所在。其余三幢楼内，各设有餐厅、澡堂、警员宿舍以及礼堂等生活设施。
顾耀东冲到警局的时候，新人入职大会已经接近尾声。
警卫不客气地把他拦在了礼堂门口：“这都几点了？局长有令，凡是迟到者一律不许入内。”
礼堂大门紧闭，顾耀东盯着门，喘着粗气，不知所措。门里不断传出热血沸腾的掌声，门外却寂静得像是被遗忘的世界。他不自觉地又靠近了一些，想着站在警卫身边至少不会出错。
“边儿上去！”
顾耀东一个人默默去了角落。没人看着，他依然站得笔直。警卫瞄了两眼，只觉得这新人傻气逼人。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礼堂的门终于开了。新警员们一个个神采飞扬地拥出来。
顾耀东赶紧迎上去：“请问……”话还没说出口，他就被人流挤开了。
好不容易等到所有人离开，他才走进空荡荡的礼堂。地上散落着废纸。在讲台旁的地上，顾耀东看到了自己那份被人踩过几脚的人事档案。他捡起来，看到在任职部门一栏写着“刑警一处”。
刑一处里没有一个闲人，换句话说，就是没人搭理一个新人。顾耀东在门边杵了很久，只有在挡了路时，才会被人注意到。
蓝棠皮鞋被踩了好几个大脚印子。顾耀东心疼地用手擦干净，然后硬着头皮进了刑一处。
偌大的办公室里闹哄哄的，做笔录的，拍桌子踢板凳恐吓犯人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顾耀东打算先找个不挡路的地方待着，刚在角落找到张空椅子，屁股才坐一半，一名警员就抱着东西过来要放在椅子上。
“让开让开！”
他赶紧让座，战战兢兢地问道：“请问，我来报到……”
“没空！”
顾耀东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站着多余坐着也多余。
就在这时，刑一处处长王科达带着队长杨奎和几名警员进来了。顾耀东谁也不认识，听见有人喊“处长”，这才反应过来。
“报告，我是新来的警员。”
顾耀东把被踩得皱巴巴的材料整理好，递到王科达面前：“这是我的档案。”
王科达没有伸手去接，脸上看不出喜怒。顾耀东站在那里仿佛空气。他以为找错了人，手僵在半空中，不知该不该收回来。
王科达问杨奎：“这谁啊？”
杨奎接过档案，看了上面的名字：“你就是顾耀东？”
“是。警员顾耀东，受命来刑一处报到！”
杨奎：“处长，这就是早上迟到的那个。人事处把他分给我们了，但是迎新会都快开完了，他还没到。”
王科达：“第一天报到就迟到，还来干什么？”
王科达径直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门一关，不再理会。
杨奎又看了几眼档案，笑呵呵地问：“东吴大学毕业的？”
“是。”
“高才生啊。”
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和善可亲的人。顾耀东想起出门前父亲那番关于“做人要谦逊”的叮嘱，认真想着该如何自我介绍。还没来得及开口，杨奎就把档案扔到了他脚下，转头跟旁人说：“人事处是不是有毛病，把这种人往我们一处塞？不知道刑一处在局里什么地位吗？”
屋里的人都看着这位稀有的高才生。
杨奎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坚信在警察局里尤其如此，“这里没你的位置，自己换地方吧。”
顾耀东昏昏然地捡起档案，最终什么也没解释，转身朝门口走去。刚走到门口，杨奎忽然又叫住了他。
“哎！等等！”
顾耀东充满希望地转回身。
“出门记得把门关上。”
在哄笑声中，顾耀东走出刑一处，轻轻地，很有礼貌地关上了门。在门掩上的一瞬间，他听见杨奎说，“皮鞋倒是很有派头啊。我看他不应该来当警察，应该去当电影明星。”
顾耀东把档案装进挎包，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无所适从。
刑警一处对面，是刑警二处。办公室大门敞开着，处长夏继成就坐在正对大门的位置。在他面前的桌上，放了一包香气扑鼻的烤鸡，油已经渗透了牛皮纸，然而他的目光却越过烤鸡，停留在走廊上的顾耀东身上，似乎被那个硬生生杵在外面的生瓜蛋子妨碍了吃鸡。谁也不知道他坐在这里看了多久。
“赵志勇！”
一名和顾耀东年纪相仿的警员赶紧跑了过来。
夏继成指了指走廊上的顾耀东：“把外面那小子领进来。”
“是！”
很快，顾耀东就被领了进来，像极了一只从大街上被人领回来的小猫，茫然而忐忑。
刑二处和刑一处的格局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二处没有任何新警员来报到，看起来很是闲适。处长夏继成并没有坐在他的专用办公室里，而是和几名警员凑成一圈，津津有味吃着烤鸡。
烤鸡太香了，甚至没人察觉到屋里来了新人。
赵志勇有些不好意思地朝顾耀东笑了笑，小声喊着夏继成：“处长，人带过来了。”
夏继成这才抬起头来。他一手拿着鸡翅，一手拿着鸡腿，满嘴是油。顾耀东一时瞠目结舌，忘了说话。直到赵志勇在背后悄悄推了一把，他才反应过来，赶紧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处长好！我是警员顾耀东！今天第一天来报到。”
夏继成笑呵呵地站起来，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把鸡翅扔到牛皮纸上，随手蹭了蹭，朝顾耀东伸出手：“欢迎加入刑二处。”
顾耀东盯着那只油乎乎的手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伸手和他握了握，那油腻的感觉让他心里一阵发毛。
夏继成把另一只手上的鸡腿递给他：“吃个鸡腿？”
“报告，我在家吃过早饭了。”他缩回握过的油手，不知该如何安放，一旁的赵志勇悄悄塞给他一张报纸。顾耀东心存感激地擦了擦手。
刑二处的一切都很随意。桌椅板凳随意地横着，窗台上几盆不知名的植物随意地歪着，警员们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人剪指甲，有人看报，年纪最大的警员竟然在织毛衣。
一名警员问道：“处长，我记得二处今年没有申请要人啊？”
夏继成认真回忆着：“没申请吗？”
看报的警员忽然不合时宜地叫嚷：“看看看，金价又涨了！那我们这个月的薪水不是等于又降啦？”
有人赶紧小声提醒：“处长在说新人呢，喊什么！”
顾耀东面红耳赤，仿佛被训的人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甚至觉得，是自己打扰了一屋子人的清梦。既然来了，还是只能硬着头皮从挎包里拿出人事档案，递给刚擦干净一嘴油的处长。
夏继成连眼珠子都没动一下：“我不看这个。”
他只得又尴尬地收了回去。
赵志勇凑过来：“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到底为什么迟到啊？”
顾耀东正要说话，被夏继成有意无意地打断了。
“赵志勇，一会儿拿档案带他去人事处办调动。”
“是！”
“随便聊聊。为什么想当警察？”
顾耀东的眼里忽然有了光，这让他带着稚气的脸灿烂起来，像一朵向日葵。
“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他回答得很真诚，也很自然，就好像说自己的名字一样。
然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目瞪口呆看向他。织毛衣的老警察悠悠地感叹了一句：“处长，你这是从一处捞了个宝贝啊！”
处长的脸上倒是看不出喜怒：“上哪儿抄的口号？”
“报告，不是抄的，是我的真心话。”
“以后少装腔作势。行了行了，腾个桌子给他。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我们二处的人了。”从顾耀东身边经过时，夏继成上下瞟了他几眼：“皮鞋不错。”
顾耀东尴尬地往桌子后面挪了挪，似乎想把脚藏起来。
夏继成似笑非笑地离开了，剩下一屋子警员各怀心事地瞄着生瓜蛋子。唯一一个真心欢喜的人是赵志勇。他拍了拍顾耀东的肩膀：“好好干，以后刑二处就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话对于顾耀东来说太深奥了。
离开警局的时候，他站在“福州路185号”的门牌下，望着四幢九层高的灰色大楼呆怔了半天。刑二处不好吗？很好。可是他期望中的警察生活，原本并不是这样。
天光微露。家家户户都还门窗紧闭，会计杨一学已经在弄堂里扫地。
顾耀东比头一天更早地起床了。他怕吵醒家人，轻手轻脚从楼上下来。刚走到门口拿了双普通鞋子准备换上，就看见那双蓝棠皮鞋已经郑重其事摆在了门口中央位置。鞋子油光水亮，仿佛能照出父亲半夜三更在灯下兴高采烈刷鞋的样子。
顾耀东望了望楼上，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穿上了皮鞋。
刑二处的早晨，一如既往的无所事事，哈欠连天。
顾耀东抱着一大摞材料放到自己桌子上。
赵志勇和顾耀东的位置挨得很近，他好奇地凑过来：“干什么？”
顾耀东很诚恳：“从档案柜里找了些案子。我没上过警察学校，想学习学习。”
赵志勇“哦”了一声，作为一个拼尽全力才从小学毕业的人，他完全不明白有什么可学的。对他来说，正经事就是端茶跑腿等一切勤杂。没了他，整个二处都会卡壳。这是一个光荣而重要的职位——当初刚来警局，他们就是这么骗自己的。如今终于盼来了新人，他也可以欢天喜地将接力棒交出去了。
这时，夏继成端着一小筐杨梅走进来：“有人吃杨梅吗？齐副局长给的。”他走到织毛衣的老警察面前：“李队长，来点。”
李队长赶紧起身，客气地说：“谢谢处长，您吃。”
夏继成拿着杨梅晃了一圈，大家都很识趣地纷纷推辞。他最后走到了顾耀东面前。
“研究什么呢？”
顾耀东赶紧站起来：“报告，我在学习以往的办案材料。”
“吃杨梅吧，刚洗的。知道你们一听副局长给的都不敢接，不用跟我客气。主要是太多了，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他还在叽里呱啦说着，顾耀东已经“唰”地端走了杨梅，很爽快地甩出一句：“是！谢谢处长！”
夏继成蒙了，手僵在半空中，好半天才尴尬地收回来。只见这位新人把杨梅放在桌上，吃一颗，看几行字，很是惬意。
夏继成：“味道怎么样？”
顾耀东认真品了品，抬头咧嘴一笑：“特别甜。”
二处各个角落里憋出了笑声。
夏继成瞪了他们一眼，吧唧两下空嘴，悻悻地找了个空位坐下看报纸。
赵志勇凑过来：“你还真接啊？”
“处长给的。”
“那是客套！客套，懂吗？”
顾耀东“哦”了一声，一脸茫然地想了想，然后就接着吃杨梅看档案去了。
赵志勇明白了，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很可能他还觉得这么做是在给处长大人面子。看来，要想培养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二处警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尽管刑二处的一切都和期待中的警察生活不一样，顾耀东还是每天第一个到警局。曾经属于赵志勇的所有杂务，现在都落在了他头上：给所有热水瓶加满热水，扫地擦窗，就连窗台上几盆不知名的植物，他也每天按时浇水，眼看着它们愈发水灵。做完这一切，他就开始看档案柜里的案子。
二处一帮人都憋着看笑话，但是憋着憋着，就发现没那么可笑了。再憋着憋着，就开始浑身不自在。因为不管睡觉、看报还是剪指甲，总有个人没完没了地在角落里翻着档案。
“唰——唰——唰——”
谁都知道，刑二处在局里无足轻重。大案重案历来是一处的，剩下给他们的几乎都是民事案子。谁家两口子大动干戈了，谁家健忘的老太太又走失了，甚至谁家的猫上树了，总之一地鸡毛。柜子里锁着的，除了这些鸡毛和一堆打着各种幌子追查共党但统统没下文的未结案子，还有他们的自尊心。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去提起。如今却来了一个人，一门心思要把柜子翻个底朝天，好像要把锁在里面的自尊全翻出来扔在地上。
终于有一天，那名天天看报研究金价的警员不怀好意地告诉他，他天天浇水的那盆绿得快流油的盆栽其实是假的，他每天干的这些事，屁用没有，而且还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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