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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概念，就是快乐。似乎只有快乐才能给我带来一切。
“呜”火车一声长鸣“哐当、哐当”启动了，它像一条巨龙沿着蜿蜒的铁路线朝着北京的方向缓缓驶去，穿行在夜幕中。我收回眸子走进了车厢内，来到了我的卧铺前，看着白白的床单，软软的棉被和枕头，感觉这里就是一个温馨的家，好似一个美丽的港湾。
父母把行李放好了之后，在卧铺上安静地坐了下来。我是第一次离开了我可爱的家乡、美丽的江城——吉林市，更是第一次去大家向往的首都——北京。此时，让我有一种感觉，我这么小的年龄就能来北京，真是一种自豪。可是后来一想，如果我的身体是健康的，不知是何年何月才能来北京？这样一来父母也是借我光走进北京城，留下他们光辉的足迹。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火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从父母的脸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们这次来北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以前母亲的脸上从未露出这种带有希望的满足，父亲的眉头也笑开了颜，他们对这次北京之行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幻想。
而作为年幼无知的我来说，却一点儿不理解父母的心情，更没有想过这次去北京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脑海里装的全是一路上未曾见过的新鲜事，一幕幕在我眼前闪现，车厢里的喧嚣声，过道上人来熙攘，似乎这些都被挡在了耳外。我独自一人望着车窗外，看着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整片农田，那片片农田露出丰收的笑脸，那鼓鼓的玉米棒，压弯腰的稻穗儿，像串铃般的豆荚它们给了我许多的遐想，并也让我的思想产生了些许的复杂。
不知不觉到了十点钟，车厢里的灯光已经熄灭了，乘客们也都渐渐地睡下了，我也慢慢走到床前躺了下去。这时候，一切的喧嚣声戛然而止，像是被夜色吞没了，唯一能听见的是火车轰隆隆的奔跑声。我在这有节奏的火车奔跑声中，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火车一声长鸣“咔吱吱”载着满车厢的旅客踏入了北京的土地，缓缓驶进了北京站。
父母听着乘务员“北京到站”的提醒，匆匆忙忙收拾好了行囊，带上我跟随众多旅客下了车，走出了站台。由于我们第一次来北京，面对这偌大的北京城，根本就不清楚哪儿跟哪儿。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找一家旅店，先安顿下来。
起初，我们在距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家比较高档一点儿的宾馆，到了前台一打听，服务员说：“住一宿一百块钱。”这个数字给父母吓了一跳，无奈他们又领着行动不便的我，来到一家很普通的旅店，这家倒是便宜，才三十块钱。可从外表看给人的感觉像是平房，装饰很陈旧。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在我们劳累的躯体上又蒙上了一层灰暗的云纱，屋内不但是狭窄灰暗，而且又脏又臭，地上还有垃圾，卫生极差，更为重要的是房门也很陈旧，门锁也不怎么好用，安全性非常低，这种环境大大破坏了我的心情。
因而，倔强的我含着眼泪对母亲说：“妈妈，我不要住在这个鬼地方，这儿太脏了！咱们再找一家吧。”
在火车上累了一夜的母亲听见我说这种话，不耐烦地对我喊道：“涛涛，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咱们是出来给你看病的，不是出来玩的，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
我看到母亲如此的坚决，扑通跪在了床上，把屁股撅向了母亲面前，一边哭，一边对母亲说：“您打死我吧，您打死我吧！今天就算您打死我，我也不住在这个鬼地方！”
父母看到我这么不情愿，他们也没办法，心便软了下来。母亲坐在了我的身边，一边用手帕给我擦眼泪，一边用温情的话语对我说：“好啦，既然咱们涛涛不想住在这个鬼地方，咱们就换一家吧，行了，你也不要哭了。”随后父亲把刚开好的房间又退了回去，背上沉重的行囊，带上我去寻找另一家旅店。
我们寻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即干净又舒适非常安静的一家招待所，而且比原先那家只多了十元钱，进房间一看，宽敞明亮又舒适。这时候母亲抱起我，高兴地说：“还是我儿子有独到见解，说什么也不要住在前一家的旅店里，所以才找到这么好的招待所。”又对父亲说：“刚才我一进那家旅店里，就感觉阴深深的，总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如果我不是太累早就离开那个鬼地方了，也省了涛涛撅屁股了。”“嗯，我也觉得非常不舒服，心里老是不踏实，总有说不出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父亲说。
父母把行囊简单收拾一下，放在柜子里，我们便出去吃晚饭。北京的天气很热，到饭店里，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只能吃冷面，父母看我什么也吃不下，非常心疼，但是出门在外，就是这样，他们也没办法。我们匆匆吃过简单的晚餐，回到招待所里，早早的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洗漱完毕，出了招待所，填饱肚子开始打听人民医院的地址。经过多番询问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地址，还是母亲聪明，知道打车问司机，猜测他们应该能知道，于是我们打了辆出租车，母亲对司机说：“我们要去人民医院。”司机二话没说就给我们送到人民医院门口，我们付了钱，下了车，走进了人民医院。
父亲挂完号，我们一起朝小儿脑神经专家门诊走去。当走到地方的时候，首先进入我视线的是一位母亲，她抱着自己的女儿坐在门诊外面的椅子上，看上去这个女孩比我大，她长长拖拖、直挺挺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而且两腿交叉在一起，面部表情显露出呆滞的感觉，不用问这也是一个脑瘫患者，但她似乎比我严重。后来听说她们是从兰州农村来的。
当我长大懂事的时候，再回想这一幕心里感觉酸酸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不管遇到多大的阻碍和艰辛，只要为了儿女好，就是有一线的希望，她们也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争取这百分之一的希望。
有一刻钟的工夫，排到了我的位置，我与父母走进了门诊，首先是助理医师让我坐在床上，然后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橡皮锤儿给我做检查，一会儿敲敲这儿、一会儿敲敲那儿，大约五、六分钟过去了，一位专家的模样走进父母面前说：“你孩子的病不在我们治疗范围之内，没办法，你们回去吧。”
当时母亲听到专家给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候，一下子怔住了，呆呆的立在了那里，半天才缓过神来。她回忆着，电视里访谈节目讲的是完全可以治疗的，为什么到了北京就不行了呢？母亲满脑子疑虑，急切地询问：“为什么治不了？”专家详细地跟父母做了解释：“符合我们手术要求的是“硬瘫”患有“硬瘫”的孩子只要经过我们手术，再加上功能训练的配合，在肢体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达到完全康复也是不现实的。你的孩子属于“软瘫”“软瘫”是脑部窒息所导致的萎缩，这种类型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唯一的回复方法就是功能训练。另外我还得提醒你们一句，不要盲目为孩子奔波了，就是把整个北京的财产都给了你也治不了孩子的病，最终的结果是徒劳的。”母亲听了专家的话，似乎有些明白了，但她那颗滚烫的心立刻降至冰点，整个躯体像是被严冬冻结了，看上去很木然。父亲的脸上也布满了愁云，他们分别牵着我的一只手，默默地走出了人民医院。
我们就这样慢慢地走着，母亲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寄予厚望的人民医院，有许多的感慨让他无法倾诉，更让她无奈，为了自己儿子的身体健康他真的束手无策了他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晴朗，太阳依然是那么高照，北京的立交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处处钻天的建筑群，鳞次栉比，很是壮观。只可惜这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父亲在路旁叫了辆出租车我们返回了招待所。
在招待所里，母亲躺在床上眼眶里闪着泪花，他先前燃烧起的火焰又一次被无情的冷水给熄灭了，所有的希望全部化为泡影。她在想：偌大个北京城拯救不了我的孩子，以后他的生活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岁数大了，他由谁来照顾？是流落街头还是进孤儿院？母亲想到这儿，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天里，我们谁也没多说一句话，整个房间非常安静，有时静得让人窒息，真感觉我童年的天性在这里快要被扼杀了，父母更是度日如年。尤其到了夜晚，他们两眼直视着天花板，久久不能入睡，痛苦难耐，似乎又一次走到了绝境的边缘。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可父母他们大概一夜也没有睡，辗转反侧，满脑子装的都是我的事情，可结果又是如此，又能怎样呢？
终于捱到天亮，这时我也睡醒了，父母早就起床了，只是在床上静静地坐着，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有可能是怕吵醒我。这时看着母亲眼睛红红的，像是流了一夜的眼泪。
可我心里在想，病已经看完了，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了，于是我怯生生地说：“妈妈，我的病也看过了，也没有别的事了，咱们去天安门玩玩吧。”母亲听了我这番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看父亲。
父亲拿着擦完脸的毛巾看了母亲一眼，然后说：“我说，咱们就带涛涛溜达溜达吧。”
母亲叹了口气，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这样吧。”
母亲帮我洗完脸，吃了早饭，我们就出发了。
我长这么大，是第一次来到这么雄伟又庄严的地方，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看着那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这颗幼小的心在急剧地跳动，望着那随风飘荡的五星红旗，徐徐地升向蓝天，仿佛我也插上了一对稚嫩的翅膀，跟随鲜艳的五星红旗飞进祖国的心脏，和他们一起跳动，一起欢呼，渲染风采。再看那国旗护卫队员的站立姿势，像松树一样挺拔屹立，是那么的威严，又是那么的英姿潇洒，即让我敬佩又让我羡慕不已，敬佩他们坚韧的意志，羡慕他们崇高的品质。
天安门广场非常宏伟和宽阔，我和父母与其他游客一样慢慢地游览着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圣地，在这里我看到了北京城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也留下了我们一串串的脚印和永久的回忆。虽然我求医未果，但让我目睹了首都北京光辉的一面，也算是在心灵上给我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通过这次天安门的游玩儿，父母的心情多少也平静了许多，当时他们那短暂的痛苦即将过去，他们的心也如同这天安门广场一样，饱经沧桑，历经风雨，他们的意志是永远吹不夸的，为了我他们一次次经过暴风雨的袭击，而一次次都坚强地挺过来了。
弱小的我不能没有父母，尤其现在的我更需要父母的陪伴才能一路走好，何况他们也放不下我，为了我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因此父母的脸上也有了些许的笑容。
不经意间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西方一抹云霞映衬着北京城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我和父母恋恋不舍地乘上地铁离开了天安门广场返回招待所。父亲提前预定了回家的火车票，时间是晚上九点的。父母抓紧时间收拾行囊准备返回。我躺在床上回味着北京之行的一切。
北京的时钟终于敲响了我们启程的时辰21点整，我们带着诸多的无奈和遗憾坐上开往吉林的列车朝家乡而去
幼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概念，就是快乐。似乎只有快乐才能给我带来一切。
“呜”火车一声长鸣“哐当、哐当”启动了，它像一条巨龙沿着蜿蜒的铁路线朝着北京的方向缓缓驶去，穿行在夜幕中。我收回眸子走进了车厢内，来到了我的卧铺前，看着白白的床单，软软的棉被和枕头，感觉这里就是一个温馨的家，好似一个美丽的港湾。
父母把行李放好了之后，在卧铺上安静地坐了下来。我是第一次离开了我可爱的家乡、美丽的江城——吉林市，更是第一次去大家向往的首都——北京。此时，让我有一种感觉，我这么小的年龄就能来北京，真是一种自豪。可是后来一想，如果我的身体是健康的，不知是何年何月才能来北京？这样一来父母也是借我光走进北京城，留下他们光辉的足迹。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火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从父母的脸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们这次来北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以前母亲的脸上从未露出这种带有希望的满足，父亲的眉头也笑开了颜，他们对这次北京之行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幻想。
而作为年幼无知的我来说，却一点儿不理解父母的心情，更没有想过这次去北京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脑海里装的全是一路上未曾见过的新鲜事，一幕幕在我眼前闪现，车厢里的喧嚣声，过道上人来熙攘，似乎这些都被挡在了耳外。我独自一人望着车窗外，看着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整片农田，那片片农田露出丰收的笑脸，那鼓鼓的玉米棒，压弯腰的稻穗儿，像串铃般的豆荚它们给了我许多的遐想，并也让我的思想产生了些许的复杂。
不知不觉到了十点钟，车厢里的灯光已经熄灭了，乘客们也都渐渐地睡下了，我也慢慢走到床前躺了下去。这时候，一切的喧嚣声戛然而止，像是被夜色吞没了，唯一能听见的是火车轰隆隆的奔跑声。我在这有节奏的火车奔跑声中，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火车一声长鸣“咔吱吱”载着满车厢的旅客踏入了北京的土地，缓缓驶进了北京站。
父母听着乘务员“北京到站”的提醒，匆匆忙忙收拾好了行囊，带上我跟随众多旅客下了车，走出了站台。由于我们第一次来北京，面对这偌大的北京城，根本就不清楚哪儿跟哪儿。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找一家旅店，先安顿下来。
起初，我们在距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家比较高档一点儿的宾馆，到了前台一打听，服务员说：“住一宿一百块钱。”这个数字给父母吓了一跳，无奈他们又领着行动不便的我，来到一家很普通的旅店，这家倒是便宜，才三十块钱。可从外表看给人的感觉像是平房，装饰很陈旧。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在我们劳累的躯体上又蒙上了一层灰暗的云纱，屋内不但是狭窄灰暗，而且又脏又臭，地上还有垃圾，卫生极差，更为重要的是房门也很陈旧，门锁也不怎么好用，安全性非常低，这种环境大大破坏了我的心情。
因而，倔强的我含着眼泪对母亲说：“妈妈，我不要住在这个鬼地方，这儿太脏了！咱们再找一家吧。”
在火车上累了一夜的母亲听见我说这种话，不耐烦地对我喊道：“涛涛，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咱们是出来给你看病的，不是出来玩的，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
我看到母亲如此的坚决，扑通跪在了床上，把屁股撅向了母亲面前，一边哭，一边对母亲说：“您打死我吧，您打死我吧！今天就算您打死我，我也不住在这个鬼地方！”
父母看到我这么不情愿，他们也没办法，心便软了下来。母亲坐在了我的身边，一边用手帕给我擦眼泪，一边用温情的话语对我说：“好啦，既然咱们涛涛不想住在这个鬼地方，咱们就换一家吧，行了，你也不要哭了。”随后父亲把刚开好的房间又退了回去，背上沉重的行囊，带上我去寻找另一家旅店。
我们寻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即干净又舒适非常安静的一家招待所，而且比原先那家只多了十元钱，进房间一看，宽敞明亮又舒适。这时候母亲抱起我，高兴地说：“还是我儿子有独到见解，说什么也不要住在前一家的旅店里，所以才找到这么好的招待所。”又对父亲说：“刚才我一进那家旅店里，就感觉阴深深的，总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如果我不是太累早就离开那个鬼地方了，也省了涛涛撅屁股了。”“嗯，我也觉得非常不舒服，心里老是不踏实，总有说不出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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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们洗漱完毕，出了招待所，填饱肚子开始打听人民医院的地址。经过多番询问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地址，还是母亲聪明，知道打车问司机，猜测他们应该能知道，于是我们打了辆出租车，母亲对司机说：“我们要去人民医院。”司机二话没说就给我们送到人民医院门口，我们付了钱，下了车，走进了人民医院。
父亲挂完号，我们一起朝小儿脑神经专家门诊走去。当走到地方的时候，首先进入我视线的是一位母亲，她抱着自己的女儿坐在门诊外面的椅子上，看上去这个女孩比我大，她长长拖拖、直挺挺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而且两腿交叉在一起，面部表情显露出呆滞的感觉，不用问这也是一个脑瘫患者，但她似乎比我严重。后来听说她们是从兰州农村来的。
当我长大懂事的时候，再回想这一幕心里感觉酸酸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不管遇到多大的阻碍和艰辛，只要为了儿女好，就是有一线的希望，她们也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争取这百分之一的希望。
有一刻钟的工夫，排到了我的位置，我与父母走进了门诊，首先是助理医师让我坐在床上，然后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橡皮锤儿给我做检查，一会儿敲敲这儿、一会儿敲敲那儿，大约五、六分钟过去了，一位专家的模样走进父母面前说：“你孩子的病不在我们治疗范围之内，没办法，你们回去吧。”
当时母亲听到专家给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候，一下子怔住了，呆呆的立在了那里，半天才缓过神来。她回忆着，电视里访谈节目讲的是完全可以治疗的，为什么到了北京就不行了呢？母亲满脑子疑虑，急切地询问：“为什么治不了？”专家详细地跟父母做了解释：“符合我们手术要求的是“硬瘫”患有“硬瘫”的孩子只要经过我们手术，再加上功能训练的配合，在肢体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达到完全康复也是不现实的。你的孩子属于“软瘫”“软瘫”是脑部窒息所导致的萎缩，这种类型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唯一的回复方法就是功能训练。另外我还得提醒你们一句，不要盲目为孩子奔波了，就是把整个北京的财产都给了你也治不了孩子的病，最终的结果是徒劳的。”母亲听了专家的话，似乎有些明白了，但她那颗滚烫的心立刻降至冰点，整个躯体像是被严冬冻结了，看上去很木然。父亲的脸上也布满了愁云，他们分别牵着我的一只手，默默地走出了人民医院。
我们就这样慢慢地走着，母亲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寄予厚望的人民医院，有许多的感慨让他无法倾诉，更让她无奈，为了自己儿子的身体健康他真的束手无策了他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晴朗，太阳依然是那么高照，北京的立交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处处钻天的建筑群，鳞次栉比，很是壮观。只可惜这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父亲在路旁叫了辆出租车我们返回了招待所。
在招待所里，母亲躺在床上眼眶里闪着泪花，他先前燃烧起的火焰又一次被无情的冷水给熄灭了，所有的希望全部化为泡影。她在想：偌大个北京城拯救不了我的孩子，以后他的生活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岁数大了，他由谁来照顾？是流落街头还是进孤儿院？母亲想到这儿，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天里，我们谁也没多说一句话，整个房间非常安静，有时静得让人窒息，真感觉我童年的天性在这里快要被扼杀了，父母更是度日如年。尤其到了夜晚，他们两眼直视着天花板，久久不能入睡，痛苦难耐，似乎又一次走到了绝境的边缘。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可父母他们大概一夜也没有睡，辗转反侧，满脑子装的都是我的事情，可结果又是如此，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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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心里在想，病已经看完了，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了，于是我怯生生地说：“妈妈，我的病也看过了，也没有别的事了，咱们去天安门玩玩吧。”母亲听了我这番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看父亲。
父亲拿着擦完脸的毛巾看了母亲一眼，然后说：“我说，咱们就带涛涛溜达溜达吧。”
母亲叹了口气，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这样吧。”
母亲帮我洗完脸，吃了早饭，我们就出发了。
我长这么大，是第一次来到这么雄伟又庄严的地方，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看着那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这颗幼小的心在急剧地跳动，望着那随风飘荡的五星红旗，徐徐地升向蓝天，仿佛我也插上了一对稚嫩的翅膀，跟随鲜艳的五星红旗飞进祖国的心脏，和他们一起跳动，一起欢呼，渲染风采。再看那国旗护卫队员的站立姿势，像松树一样挺拔屹立，是那么的威严，又是那么的英姿潇洒，即让我敬佩又让我羡慕不已，敬佩他们坚韧的意志，羡慕他们崇高的品质。
天安门广场非常宏伟和宽阔，我和父母与其他游客一样慢慢地游览着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圣地，在这里我看到了北京城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也留下了我们一串串的脚印和永久的回忆。虽然我求医未果，但让我目睹了首都北京光辉的一面，也算是在心灵上给我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通过这次天安门的游玩儿，父母的心情多少也平静了许多，当时他们那短暂的痛苦即将过去，他们的心也如同这天安门广场一样，饱经沧桑，历经风雨，他们的意志是永远吹不夸的，为了我他们一次次经过暴风雨的袭击，而一次次都坚强地挺过来了。
弱小的我不能没有父母，尤其现在的我更需要父母的陪伴才能一路走好，何况他们也放不下我，为了我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因此父母的脸上也有了些许的笑容。
不经意间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西方一抹云霞映衬着北京城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我和父母恋恋不舍地乘上地铁离开了天安门广场返回招待所。父亲提前预定了回家的火车票，时间是晚上九点的。父母抓紧时间收拾行囊准备返回。我躺在床上回味着北京之行的一切。
北京的时钟终于敲响了我们启程的时辰21点整，我们带着诸多的无奈和遗憾坐上开往吉林的列车朝家乡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