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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在谈到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时，袁伟时先生援引了谭嗣同记述的张之洞之语：“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袁)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香帅自是张之洞，而合肥则是李鸿章了。但是我们亦可以看出，张对于李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当时清廷朝野正值清浊两流之争，李是浊流之擎旗，张为清流之健将，两者同办洋务又时为政敌，能够得到对手如此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李鸿章有其突出之处。
在一个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时代，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支撑巨擘，我们或许很难理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但其难辛困顿，苦心孤诣处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李鸿章作为一个有实见和有实力的政治家，一个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军事统帅，他的着眼点往往是从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说将张之洞和李鸿章的决策用打仗来描述的话，很显然的是，张之洞在打一场战斗，或者更大一点儿，在打一场战役，而李鸿章却是在打一场战争。战争是以最终的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妥协退让，裂土求和，示敌以弱，甚至一时的投降敌人，以待时机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们所要的只是最终的胜利结果与利益。丧权辱国自然不是好事，但在一个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甚至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形下，以自己弱小的国力进行抗争有意义么？我们当然需要抗争，但我们所要做的绝不是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你自己刀山火海枪林弹雨的或许真的痛快了，即便牺牲也是大义凛然，但有否想过，你死后留给国人的是什么，是解脱出苦难的深渊么，还是越陷越深。政治和战争都要有实力作后顿的，盲目的在实力悬殊时作无谓之牺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而李鸿章或许正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来争取时间，自强图夺，等待时机，再扬国威的。如果韩信不忍胯下之辱或许便没了不凡的功业；如果刘邦不顾“流放”汉中之耻或许就难有汉朝盛世，如果李秀成不“留有用身以待将来”又何来他日整军再起的希望？如果李鸿章置千千万国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置亡国灭种之危机于不顾“奋勇当先”地进行抵抗，那又何来积蓄力量的可能？（是的，我一直认同鲁迅先生的说话，这种无意义的流血牺牲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不同的只是，前面两个都成功了，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崇拜之对象；而后两者都失败了，于是就有了“忠王不忠”的说法，和李鸿章的天下第一卖国贼。这是历史的悲哀么？
政治并不是一种感情的游戏。僧格林沁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乘英法登陆换约之机，在大沽对其进行诱袭伏击，却引来了更大的侵略，火烧圆明园，鉴订北京条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勇赴国难”、“果敢绝决”么，这样的作法除振奋一时人心，招致深重苦难之外，还有其它更大的作用么？
近代中国的情况并不是通过有限的几次战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可以利用策略赢得缓气之时机，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采用“主和”方针，是否不失为一种理智的做法呢？用道德的眼光来评判政治是不对的！主战、主和这词本身就有失妥当，主战并不一定代表爱国，主和也不代表什么，应该看他们政策的实际效用怎样。主和之人正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主战者或许正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书生之误国，犹胜小人耳！”明白于此，那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或许就能更中肯与宽和些了。历史注定了终须有人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但这种惩罚却并非可以任意为之，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反思的问题！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在谈到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时，袁伟时先生援引了谭嗣同记述的张之洞之语：“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袁)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香帅自是张之洞，而合肥则是李鸿章了。但是我们亦可以看出，张对于李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当时清廷朝野正值清浊两流之争，李是浊流之擎旗，张为清流之健将，两者同办洋务又时为政敌，能够得到对手如此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李鸿章有其突出之处。
在一个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时代，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支撑巨擘，我们或许很难理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但其难辛困顿，苦心孤诣处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李鸿章作为一个有实见和有实力的政治家，一个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军事统帅，他的着眼点往往是从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说将张之洞和李鸿章的决策用打仗来描述的话，很显然的是，张之洞在打一场战斗，或者更大一点儿，在打一场战役，而李鸿章却是在打一场战争。战争是以最终的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妥协退让，裂土求和，示敌以弱，甚至一时的投降敌人，以待时机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们所要的只是最终的胜利结果与利益。丧权辱国自然不是好事，但在一个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甚至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形下，以自己弱小的国力进行抗争有意义么？我们当然需要抗争，但我们所要做的绝不是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你自己刀山火海枪林弹雨的或许真的痛快了，即便牺牲也是大义凛然，但有否想过，你死后留给国人的是什么，是解脱出苦难的深渊么，还是越陷越深。政治和战争都要有实力作后顿的，盲目的在实力悬殊时作无谓之牺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而李鸿章或许正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来争取时间，自强图夺，等待时机，再扬国威的。如果韩信不忍胯下之辱或许便没了不凡的功业；如果刘邦不顾“流放”汉中之耻或许就难有汉朝盛世，如果李秀成不“留有用身以待将来”又何来他日整军再起的希望？如果李鸿章置千千万国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置亡国灭种之危机于不顾“奋勇当先”地进行抵抗，那又何来积蓄力量的可能？（是的，我一直认同鲁迅先生的说话，这种无意义的流血牺牲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不同的只是，前面两个都成功了，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崇拜之对象；而后两者都失败了，于是就有了“忠王不忠”的说法，和李鸿章的天下第一卖国贼。这是历史的悲哀么？
政治并不是一种感情的游戏。僧格林沁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乘英法登陆换约之机，在大沽对其进行诱袭伏击，却引来了更大的侵略，火烧圆明园，鉴订北京条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勇赴国难”、“果敢绝决”么，这样的作法除振奋一时人心，招致深重苦难之外，还有其它更大的作用么？
近代中国的情况并不是通过有限的几次战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可以利用策略赢得缓气之时机，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采用“主和”方针，是否不失为一种理智的做法呢？用道德的眼光来评判政治是不对的！主战、主和这词本身就有失妥当，主战并不一定代表爱国，主和也不代表什么，应该看他们政策的实际效用怎样。主和之人正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主战者或许正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书生之误国，犹胜小人耳！”明白于此，那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或许就能更中肯与宽和些了。历史注定了终须有人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但这种惩罚却并非可以任意为之，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