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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经典里所描述那些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天堂，或者道教中的仙山洞府，真的存在吗？”
万老师总爱发些怪问，这种无法证实的东西，根本没有答案。但人人都关心，这类型传说，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迷信。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就是幻想。对于宗教来说，就是目标。
“从逻辑推论来说，我们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也无法肯定，因为，这种无法证伪的东西，根本不适合科学思维。”小胡的回答倒是中肯的，没毛病。
“人类所知甚少，怎么就可以否认我们无法证实的东西呢？”万老师是想玩哲学游戏吗？他这样的方式，属于诡辩。
当年庄子与惠子在桥上，争论的话题。“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那一段问答，就是诡辩的祖宗。本来，庄子的一句感叹，其实是主观感受的抒发，不属于逻辑判断。他说：这些鱼，自由在水中，游得多么快乐啊。”
但是，惠子认真了，把这当成一个逻辑判断来跟庄子辩论。反问到：“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否快乐呢？”
其实，如果把庄子前面的话当成主观感受来理解，根本不值得判断。比如我们经常所说：“今天天气真好！”其实，天气是谁决定的？什么才叫好和坏？是谁认为好与坏？难道，雷公电母或者玉皇大帝决定了，什么天气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其实都不是，这只是个人主观感受。这句话用逻辑判断的句式，应该这样说：“今天这天气，我觉得真好。”
这种个人主观感受的话，根本没有辩论的价值。因为个人感受没客观标准。比如一个母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卖伞的，一个是卖草鞋的。天一下雨，她就愁了。因为卖草鞋那儿子，生意恐怕不好了。这么大的雨水，没人穿草鞋出门，也没到到街上去买草鞋了。
如果天睛，她也愁，因为卖雨伞的儿子，生意也不好了。于是，有个人告诉她一个欢喜的办法。如果下雨，就应该高兴，毕竟卖伞的儿子生意好了。如果天晴，她还是应该高兴，毕竟卖草鞋的儿子生意也好了。这种主观感受的改变，只能靠主观的思想来进行。
但惠子有点没事找事，总想在语言与辩论上，在庄子这里找便宜。于是，他把一个主观感受的东西，拿来当成逻辑辩论的主题。
庄子一听，这是要叫板啊，那么，来吧。他又采取了诡辩的技巧：“就像你说的，我固然不是鱼，但是，归根结底，你也不是我啊。你怎么判断，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由主观到主观，我看你怎么说？估计，惠子当时愣那里了。
为了保持辩论议题的约束性，中国古代产生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坚白论》等光辉的篇章，但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总不重视它们。这是为什么呢？
我估计，与两种因素有关。第一种因素，与我们的语言有关。我们语言是由单个的文字组成的。每一个字都有其独立的意思，当它们组合成一起的时候，除了复合性含义以外，其每个字的单独意义，并没有简单地消失。假如两字词，比如“意思”这个词，就显示出汉语的这种整体交叉特点，出现的模糊性。
“意”是意识，“思”是思想。这两个字各有含义，内涵与外延都有区别。但它们组合在一起时，“意思”这个词，表现出的含义就比较模糊了。比如，可以表现出这两个字内涵和外延之和，泛指一切的主观感受与思维想象。也可以是这两个字表达内涵与外延公共的那一小部分交集，也就是含义重合的那一小部分。也就是，进入思想的意识内容。没有意识反应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没有思想内容的意识只是模糊的感觉。
如此一来，中国词汇的解释，就出现了不精确的麻烦。比如下面这一段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意思意思。”
“你这几个意思？”
“我没那个意思，因为不好意思，所以简单的意思意思。”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怎么理解？以拼音文字思维的外国人，恐怕永远不知道，前面这段话有什么丰富的含义。只有中国人知道，一个答谢的人送礼，一个收礼的人客气。就这么个意思。
这只是两个字的词语，如果组成句子的多个词语混杂，其理解起来的歧义，就会更多了。概念一般是词语，词语不精确，概念就不明晰，逻辑推理就没有展开的固定基础。所以，试图建立标准逻辑语言表达的公孙龙，缺乏语言学的环境，推广不开来。
第二点原因，估计与中国人最早的理念有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世界观最大的特点。天人合一，天总是代表客观的，人总有主观因素。所以，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总喜欢混淆主客观的区别。混淆了主客观区别的辩论，很容易走向诡辨的路径。
难道，这种主客观不分，语义不明确的文化，成了我们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吗？不一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第一个方面，所有认识，都是主观的产物。虽然主观通过不断的证伪，力图达到客观的真实，但无论如何，所有科学结论包括数学公式，都是主观世界的产物。从认识论来说，主客观本来就是难以分离的。我们祖先造字时，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象形，就是客观事物最直观的视角状态下的主观表达，如同写实绘画。所谓写实，写是主观，实是客观。
第二个方面，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无法精确地做到绝对的客观。如果说数学公式就是精确客观的话，那就容易走向机械唯物论了。我们早就知道，主观世界里的世界，与客观世界是有区别
的，与其费力地区分哪些是区别，区别的量有多大。不如从一开始，就承认它的区别存在，两方面同时说，或许更好些。
两方面同时说，承认他们的区别，同时列出来。这就好比大学写论文，把正反两方面的论段都列出来，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当出现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时，我们先承认它的存在，并不急于找答案，不急于否定它，这是合理的。
想到这里，我对万老师说到：“你是在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是这个意思吗？这不在否定主观的作用吗？”
“当然不否定，那是庄子的话。他所说的知，是知识，不是全盘否定意识或者主观。我只是说，我们不讨论必然性，只讨论可能性，或许还有意思些。”
万老师这有点拿中国文字的模糊性，进行诡辩的意思了。把知识与主观意识分开，就轻巧地避免了这个反问。从这种辩论的技巧来看，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中国文字的歧义性，容易让人偷换概念。
比如前面我思考过的，有人说：“搬砖太累了，我不想搬了。”有人就会这样反驳：“搬砖是最累的吗？比打铁如何？如果你连砖都不想搬了，那打铁的，岂不是要自杀。更何况，累就一定是坏事吗？也许锻炼了身体，更是好事呢？”
许多长辈与过来人，就是利用这种诡辩的方法，取得话语权的，毒害不浅。这种办法的流毒，是不讲是非，只讲利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世界上绝大部分是小人，造成我们中国一般人，都只讲利害了。
回到刚才的对话，我觉得万老师说得也有点道理。如果只探讨可能性的话，这不失为一种讨论。我们必须把讨论与辩论区分开来。辩论必须建立在相同的话题体系内，争论是非，凭的是逻辑。在一个不太讲逻辑的语言环境里，还不如讨论，来得更为实际。因为讨论，只讲可能性，找出那种可能性最大，或者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案，也算是一种探讨。或者，这种探讨，可以加一个流行的名词：思想实验。
许多物理学家或者哲学家，都用了这种办法，甚至也得出了精彩的成果。既然是实验，当然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如同爱迪生试验的灯丝。但也有不得了的辉煌成就。比如伽利略所作的关于惯性的思想试验。比如爱因斯坦所得出的广义相对论，也是思想试验的成果。
“如果，那些境界存在的话，估计在物理上，也不在我们这个宇宙，因为靠观察与感观，是无法找到证据的。”小胡这话，有浓重的科学思维。
“但是，毕竟这些想法，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中。也许，人们思维，是连接那个境界与这个世界的纽带？”万老师有点不怕人说他是唯心主义了。
一个学院派的哲学家，从感情上来说，都不会反对形... -->>
“你们说，经典里所描述那些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天堂，或者道教中的仙山洞府，真的存在吗？”
万老师总爱发些怪问，这种无法证实的东西，根本没有答案。但人人都关心，这类型传说，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迷信。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就是幻想。对于宗教来说，就是目标。
“从逻辑推论来说，我们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也无法肯定，因为，这种无法证伪的东西，根本不适合科学思维。”小胡的回答倒是中肯的，没毛病。
“人类所知甚少，怎么就可以否认我们无法证实的东西呢？”万老师是想玩哲学游戏吗？他这样的方式，属于诡辩。
当年庄子与惠子在桥上，争论的话题。“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那一段问答，就是诡辩的祖宗。本来，庄子的一句感叹，其实是主观感受的抒发，不属于逻辑判断。他说：这些鱼，自由在水中，游得多么快乐啊。”
但是，惠子认真了，把这当成一个逻辑判断来跟庄子辩论。反问到：“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否快乐呢？”
其实，如果把庄子前面的话当成主观感受来理解，根本不值得判断。比如我们经常所说：“今天天气真好！”其实，天气是谁决定的？什么才叫好和坏？是谁认为好与坏？难道，雷公电母或者玉皇大帝决定了，什么天气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其实都不是，这只是个人主观感受。这句话用逻辑判断的句式，应该这样说：“今天这天气，我觉得真好。”
这种个人主观感受的话，根本没有辩论的价值。因为个人感受没客观标准。比如一个母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卖伞的，一个是卖草鞋的。天一下雨，她就愁了。因为卖草鞋那儿子，生意恐怕不好了。这么大的雨水，没人穿草鞋出门，也没到到街上去买草鞋了。
如果天睛，她也愁，因为卖雨伞的儿子，生意也不好了。于是，有个人告诉她一个欢喜的办法。如果下雨，就应该高兴，毕竟卖伞的儿子生意好了。如果天晴，她还是应该高兴，毕竟卖草鞋的儿子生意也好了。这种主观感受的改变，只能靠主观的思想来进行。
但惠子有点没事找事，总想在语言与辩论上，在庄子这里找便宜。于是，他把一个主观感受的东西，拿来当成逻辑辩论的主题。
庄子一听，这是要叫板啊，那么，来吧。他又采取了诡辩的技巧：“就像你说的，我固然不是鱼，但是，归根结底，你也不是我啊。你怎么判断，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由主观到主观，我看你怎么说？估计，惠子当时愣那里了。
为了保持辩论议题的约束性，中国古代产生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坚白论》等光辉的篇章，但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总不重视它们。这是为什么呢？
我估计，与两种因素有关。第一种因素，与我们的语言有关。我们语言是由单个的文字组成的。每一个字都有其独立的意思，当它们组合成一起的时候，除了复合性含义以外，其每个字的单独意义，并没有简单地消失。假如两字词，比如“意思”这个词，就显示出汉语的这种整体交叉特点，出现的模糊性。
“意”是意识，“思”是思想。这两个字各有含义，内涵与外延都有区别。但它们组合在一起时，“意思”这个词，表现出的含义就比较模糊了。比如，可以表现出这两个字内涵和外延之和，泛指一切的主观感受与思维想象。也可以是这两个字表达内涵与外延公共的那一小部分交集，也就是含义重合的那一小部分。也就是，进入思想的意识内容。没有意识反应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没有思想内容的意识只是模糊的感觉。
如此一来，中国词汇的解释，就出现了不精确的麻烦。比如下面这一段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意思意思。”
“你这几个意思？”
“我没那个意思，因为不好意思，所以简单的意思意思。”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怎么理解？以拼音文字思维的外国人，恐怕永远不知道，前面这段话有什么丰富的含义。只有中国人知道，一个答谢的人送礼，一个收礼的人客气。就这么个意思。
这只是两个字的词语，如果组成句子的多个词语混杂，其理解起来的歧义，就会更多了。概念一般是词语，词语不精确，概念就不明晰，逻辑推理就没有展开的固定基础。所以，试图建立标准逻辑语言表达的公孙龙，缺乏语言学的环境，推广不开来。
第二点原因，估计与中国人最早的理念有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世界观最大的特点。天人合一，天总是代表客观的，人总有主观因素。所以，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总喜欢混淆主客观的区别。混淆了主客观区别的辩论，很容易走向诡辨的路径。
难道，这种主客观不分，语义不明确的文化，成了我们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吗？不一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第一个方面，所有认识，都是主观的产物。虽然主观通过不断的证伪，力图达到客观的真实，但无论如何，所有科学结论包括数学公式，都是主观世界的产物。从认识论来说，主客观本来就是难以分离的。我们祖先造字时，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象形，就是客观事物最直观的视角状态下的主观表达，如同写实绘画。所谓写实，写是主观，实是客观。
第二个方面，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无法精确地做到绝对的客观。如果说数学公式就是精确客观的话，那就容易走向机械唯物论了。我们早就知道，主观世界里的世界，与客观世界是有区别
的，与其费力地区分哪些是区别，区别的量有多大。不如从一开始，就承认它的区别存在，两方面同时说，或许更好些。
两方面同时说，承认他们的区别，同时列出来。这就好比大学写论文，把正反两方面的论段都列出来，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当出现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时，我们先承认它的存在，并不急于找答案，不急于否定它，这是合理的。
想到这里，我对万老师说到：“你是在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是这个意思吗？这不在否定主观的作用吗？”
“当然不否定，那是庄子的话。他所说的知，是知识，不是全盘否定意识或者主观。我只是说，我们不讨论必然性，只讨论可能性，或许还有意思些。”
万老师这有点拿中国文字的模糊性，进行诡辩的意思了。把知识与主观意识分开，就轻巧地避免了这个反问。从这种辩论的技巧来看，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中国文字的歧义性，容易让人偷换概念。
比如前面我思考过的，有人说：“搬砖太累了，我不想搬了。”有人就会这样反驳：“搬砖是最累的吗？比打铁如何？如果你连砖都不想搬了，那打铁的，岂不是要自杀。更何况，累就一定是坏事吗？也许锻炼了身体，更是好事呢？”
许多长辈与过来人，就是利用这种诡辩的方法，取得话语权的，毒害不浅。这种办法的流毒，是不讲是非，只讲利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世界上绝大部分是小人，造成我们中国一般人，都只讲利害了。
回到刚才的对话，我觉得万老师说得也有点道理。如果只探讨可能性的话，这不失为一种讨论。我们必须把讨论与辩论区分开来。辩论必须建立在相同的话题体系内，争论是非，凭的是逻辑。在一个不太讲逻辑的语言环境里，还不如讨论，来得更为实际。因为讨论，只讲可能性，找出那种可能性最大，或者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案，也算是一种探讨。或者，这种探讨，可以加一个流行的名词：思想实验。
许多物理学家或者哲学家，都用了这种办法，甚至也得出了精彩的成果。既然是实验，当然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如同爱迪生试验的灯丝。但也有不得了的辉煌成就。比如伽利略所作的关于惯性的思想试验。比如爱因斯坦所得出的广义相对论，也是思想试验的成果。
“如果，那些境界存在的话，估计在物理上，也不在我们这个宇宙，因为靠观察与感观，是无法找到证据的。”小胡这话，有浓重的科学思维。
“但是，毕竟这些想法，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中。也许，人们思维，是连接那个境界与这个世界的纽带？”万老师有点不怕人说他是唯心主义了。
一个学院派的哲学家，从感情上来说，都不会反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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