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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时哭几次。阮籍就很讨厌这些规矩，宾客来吊的时候他偏偏不哭，甚至照样喝酒吃肉，以表示对礼法的不满与反抗。其实阮籍是很孝顺母亲的，母亲死了他是很难过的，客人一走，他想起来很悲痛，大声号啕，结果把刚刚吃进去的酒肉都吐出来，最后连血都吐出来了。所以说，阮籍反抗的并不是原初儒家的孝的精神，而是后世儒家造作出来的种种规矩。这些规矩被一些虚伪的人利用，变成了表演，变成了作秀。这种表演和作秀与内心真正的悲痛并不相干，有些明明不孝的人也可以有同样的表演和作秀，以此博取尽孝的美名。汉末就有个著名的假孝子赵宣，父亲死了，别人守孝三年，他却在父亲的墓前的墓道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显得特别“孝”，一时名闻遐迩。后来陈蕃来做太守，接见他，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一下子就露了马脚：他的几个孩子竟然是在守孝期间生的。按儒家丧礼的规定，守孝期间不能跟妻妾同房，那么他的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呢？经过陈蕃一番拷问，赵宣只好供出了实情。原来他挖了一条地道，白天守孝，夜里就通过地道回家去享乐，喝酒吃肉，莺歌燕舞。可见赵宣的“守孝”完全是骗人的，内心并不悲痛。司马氏及其同党本质上就是赵宣这样的人。阮籍所厌恶的正是这种表演和作秀，他以反抗这些表演和作秀来曲折地表达他对司马氏及其党羽的厌恶。
又如儒家最讲究男女之间的避嫌，所谓“严男女之大防”，甚至有“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这样很不近人情的规矩。比如“叔嫂不通问”，小叔子跟嫂嫂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天天都会见面，按礼教却连互相问好都不被允许，这哪里是人之常情？阮籍就偏偏在嫂子回娘家将要出门的时候，故意站在门边跟嫂子聊了半天，让周围邻居都看到。又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意思是男女之间给对方东西时不能直接给，要用一个托盘来完成这个“授受”（“授”是给，“受”是接），免得男女之间有手碰手的危险。其实只要心里没有鬼，有什么必要防得这样严呢？阮籍的街坊里有个买酒的，老板娘长得很漂亮，阮籍就常常去打酒，喝醉了就睡在店里，老板慢慢知道他没有邪念，所以也不介意。有一个出身兵家（当时认为兵家是下层阶级，而阮籍是贵族）的女孩，长得很漂亮，又有才，却不幸早死，阮籍并不认识她的家里人，却独自跑到女孩的坟上大哭一场，伤悼这个美丽少女的夭亡。在阮籍看来，叔嫂是一家人，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只要没有邪念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美不仅是可以欣赏而且是应当欣赏的，爱美、追求美是人的天性，只要心里没有邪念，为什么遇到美女偏偏要装出一副没看见的样子呢？有些人刚好相反，明明心里存着邪念，而且背地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偏偏在人前装出一副对女色无动于衷的样子。司马氏及其党羽就是这样一批虚伪无耻的“君子”，他们在儒家礼法招牌的掩护下，做的尽是不忠不孝、寡廉鲜耻的事，例如前面讲的吕安哥哥吕巽的所为。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阮籍对嵇康和嵇康哥哥嵇喜的不同态度。嵇康是阮籍的好朋友，他们理念一致，而嵇喜却跟吕巽一样投靠了司马氏。阮籍对他们两兄弟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阮籍丧母的时候，嵇喜来吊唁，阮籍不理不睬，还故意翻出白眼珠对着他，弄得嵇喜很不高兴。过一会儿嵇康带着酒拿着一把琴来了，阮籍这时候才把白眼珠翻过去，用青眼高高兴兴地看着嵇康。青眼就是黑瞳仁，“白眼”“青眼”这两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比如“某某人得到上级的垂青”，“垂青”就是用黑眼珠看人，即欣赏之意，就是从阮籍的故事来的。
虽然阮籍不满礼教，做出种种时人看来很反常、乖僻的举动，但是他在嘴巴上却从不指名道姓地评论别人，既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这叫“口不臧否人物”。他也不谈论时事，就是不议论政治，不批评当局，所以人家抓不到他的辫子，连司马昭都称赞他是“天下之至慎”（天下最谨慎的人）。即使偶尔说出在别人看来很奇怪的话，他也总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在司马昭那里做从事中郎（官名）时，有人报告一个地方发生了儿子杀死母亲的事件，阮籍脱口而出，说：“嘻，儿子杀父亲还说得过去，居然连母亲都杀吗？”在座的人都认为他是失言，司马昭也说：“杀父亲是天下最罪恶的事情，你怎么说‘还说得过去’呢？”阮籍回答说：“古人不是讲过吗，禽兽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儿子杀父亲是禽兽，现在居然杀母亲，那就是禽兽不如了。”大家听了没有话说，只好说他说得有理。
总之，阮籍本来是一个很有志向、很想做一番事业的人，又是一个非常追求思想自由，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也很不满意恶浊现实的人，但他性格较为软弱，被司马氏杀人的行为吓怕了，怕自己被卷进去，所以处处谨慎小心。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常常遭人忌恨。例如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就曾经抓住他在母丧时喝酒吃肉的事大做文章，要司马昭把阮籍流放到海外去，“以正风教”。所以阮籍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给后世留下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今天读起来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那说不出来的矛盾、担忧与恐惧，但是如果真要指出哪首具体指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所以唐朝的学者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籍在乱世做官，常常担心被人诽谤遭到灾祸，因此常常会发出生命无常的感叹。尽管诗的主题是讽刺，而文字每每隐晦不明，隔了若干世代的人们要想猜测他的真意，是很不容易的。）（《文选》注）阮籍由于格外谨慎，总算避免了被司马氏杀头的厄运，但在嵇康被杀后第二年，他也去世了。如果他活得久一点，会不会落得跟嵇康一样的下场，实在还很难说。
必须按时哭几次。阮籍就很讨厌这些规矩，宾客来吊的时候他偏偏不哭，甚至照样喝酒吃肉，以表示对礼法的不满与反抗。其实阮籍是很孝顺母亲的，母亲死了他是很难过的，客人一走，他想起来很悲痛，大声号啕，结果把刚刚吃进去的酒肉都吐出来，最后连血都吐出来了。所以说，阮籍反抗的并不是原初儒家的孝的精神，而是后世儒家造作出来的种种规矩。这些规矩被一些虚伪的人利用，变成了表演，变成了作秀。这种表演和作秀与内心真正的悲痛并不相干，有些明明不孝的人也可以有同样的表演和作秀，以此博取尽孝的美名。汉末就有个著名的假孝子赵宣，父亲死了，别人守孝三年，他却在父亲的墓前的墓道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显得特别“孝”，一时名闻遐迩。后来陈蕃来做太守，接见他，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一下子就露了马脚：他的几个孩子竟然是在守孝期间生的。按儒家丧礼的规定，守孝期间不能跟妻妾同房，那么他的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呢？经过陈蕃一番拷问，赵宣只好供出了实情。原来他挖了一条地道，白天守孝，夜里就通过地道回家去享乐，喝酒吃肉，莺歌燕舞。可见赵宣的“守孝”完全是骗人的，内心并不悲痛。司马氏及其同党本质上就是赵宣这样的人。阮籍所厌恶的正是这种表演和作秀，他以反抗这些表演和作秀来曲折地表达他对司马氏及其党羽的厌恶。
又如儒家最讲究男女之间的避嫌，所谓“严男女之大防”，甚至有“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这样很不近人情的规矩。比如“叔嫂不通问”，小叔子跟嫂嫂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天天都会见面，按礼教却连互相问好都不被允许，这哪里是人之常情？阮籍就偏偏在嫂子回娘家将要出门的时候，故意站在门边跟嫂子聊了半天，让周围邻居都看到。又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意思是男女之间给对方东西时不能直接给，要用一个托盘来完成这个“授受”（“授”是给，“受”是接），免得男女之间有手碰手的危险。其实只要心里没有鬼，有什么必要防得这样严呢？阮籍的街坊里有个买酒的，老板娘长得很漂亮，阮籍就常常去打酒，喝醉了就睡在店里，老板慢慢知道他没有邪念，所以也不介意。有一个出身兵家（当时认为兵家是下层阶级，而阮籍是贵族）的女孩，长得很漂亮，又有才，却不幸早死，阮籍并不认识她的家里人，却独自跑到女孩的坟上大哭一场，伤悼这个美丽少女的夭亡。在阮籍看来，叔嫂是一家人，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只要没有邪念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美不仅是可以欣赏而且是应当欣赏的，爱美、追求美是人的天性，只要心里没有邪念，为什么遇到美女偏偏要装出一副没看见的样子呢？有些人刚好相反，明明心里存着邪念，而且背地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偏偏在人前装出一副对女色无动于衷的样子。司马氏及其党羽就是这样一批虚伪无耻的“君子”，他们在儒家礼法招牌的掩护下，做的尽是不忠不孝、寡廉鲜耻的事，例如前面讲的吕安哥哥吕巽的所为。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阮籍对嵇康和嵇康哥哥嵇喜的不同态度。嵇康是阮籍的好朋友，他们理念一致，而嵇喜却跟吕巽一样投靠了司马氏。阮籍对他们两兄弟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阮籍丧母的时候，嵇喜来吊唁，阮籍不理不睬，还故意翻出白眼珠对着他，弄得嵇喜很不高兴。过一会儿嵇康带着酒拿着一把琴来了，阮籍这时候才把白眼珠翻过去，用青眼高高兴兴地看着嵇康。青眼就是黑瞳仁，“白眼”“青眼”这两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比如“某某人得到上级的垂青”，“垂青”就是用黑眼珠看人，即欣赏之意，就是从阮籍的故事来的。
虽然阮籍不满礼教，做出种种时人看来很反常、乖僻的举动，但是他在嘴巴上却从不指名道姓地评论别人，既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这叫“口不臧否人物”。他也不谈论时事，就是不议论政治，不批评当局，所以人家抓不到他的辫子，连司马昭都称赞他是“天下之至慎”（天下最谨慎的人）。即使偶尔说出在别人看来很奇怪的话，他也总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在司马昭那里做从事中郎（官名）时，有人报告一个地方发生了儿子杀死母亲的事件，阮籍脱口而出，说：“嘻，儿子杀父亲还说得过去，居然连母亲都杀吗？”在座的人都认为他是失言，司马昭也说：“杀父亲是天下最罪恶的事情，你怎么说‘还说得过去’呢？”阮籍回答说：“古人不是讲过吗，禽兽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儿子杀父亲是禽兽，现在居然杀母亲，那就是禽兽不如了。”大家听了没有话说，只好说他说得有理。
总之，阮籍本来是一个很有志向、很想做一番事业的人，又是一个非常追求思想自由，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也很不满意恶浊现实的人，但他性格较为软弱，被司马氏杀人的行为吓怕了，怕自己被卷进去，所以处处谨慎小心。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常常遭人忌恨。例如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就曾经抓住他在母丧时喝酒吃肉的事大做文章，要司马昭把阮籍流放到海外去，“以正风教”。所以阮籍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给后世留下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今天读起来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那说不出来的矛盾、担忧与恐惧，但是如果真要指出哪首具体指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所以唐朝的学者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籍在乱世做官，常常担心被人诽谤遭到灾祸，因此常常会发出生命无常的感叹。尽管诗的主题是讽刺，而文字每每隐晦不明，隔了若干世代的人们要想猜测他的真意，是很不容易的。）（《文选》注）阮籍由于格外谨慎，总算避免了被司马氏杀头的厄运，但在嵇康被杀后第二年，他也去世了。如果他活得久一点，会不会落得跟嵇康一样的下场，实在还很难说。